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

【摘 要】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产生、为战胜一个共同的敌人——“病魔”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医者提供技术支持,患者按照医者之方案,配合医者取得身心健康.整个过程中,既要靠“医者”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与积极配合.

【关 键 词】医患关系矛盾起源解决思路

医患关系这样一支互惠互利的“友军”,缘何变为成“敌我”矛盾,甚至于医院要配备武装防暴治安队针锋相对,何也?利益冲突作怪也.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社会“诚信”之缺失.

一、矛盾起源

1、过度检查令人不满.在治疗前的检查项目多,有些项目,看似根本与病症无关,造成患者极度反感.其实,病症表象与病因并不一定相关,甚至患者有可能患有其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疾病.如今年4月发生在广州的中大博士因感冒看急诊打吊针次日便离奇过世事件,死因是患者心肌出现了细胞浸润,心脏的传导系统已全部坏死,简单地说,患者真正的死因是“急性重症心肌炎”,该病能抢救过来的机率微乎其微,死亡率非常之高.如果,现在也许只能说如果了,治疗该患者的感冒症状之前,医院对其多做几项检查,也许结果就不是这样了,至少,医院可以不用面对死者家属的索赔申诉.但是,检测如医院对每一位感冒患者都要求做心电图亦或其他检查,以便对症治疗,又会不会引发医院“过度检查”的争议?类似患者在因手术、输血、输液等医疗行为后,造成身心受损而向医院索赔,医院却无法证明患者之前的状况,导致百口莫辨的事件比比皆是且屡屡发生,可以说,医院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无休止的医疗责任纠纷中,医者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那就是“可查可不查的一定要查”、“宁可全查,也不敢漏查”,为的就是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正是患者的过激行为,助长了医院过度检查“需求”.

2、双方缺乏信任,沟通不足产生积怨.医生,一种曾经无限风光的职业,在患者面前有着绝对的权威,曾几何时,沦落为了一种“危险”职业,刁难、责问、屠刀均指向了这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常见的医患纠纷中,“沟通不足”是主因.如青岛有位72岁老太做微创术前被强制化验梅毒,引发家属不满,专家解释确有必要进行化验,为的是防止交叉感染,但医生有提前告知病人的义务；今年3月的哈医大血案,医生在做了充分沟通解释的情况下,患者家属仍“觉得医生是在故意刁难他,不给他看病”,心生不满造成了血案.但是,如果医生要向每一位患者详细解释病理和检查、治疗方案,做足沟通让患者及家属满意,在医疗资源配置不足的今天,其结果有两个,一是急症患者恐延误治疗,造成更大的损害；二是延长了其他患者候诊时间,加剧“看病难”现象.这就要求双方相互信任.

3、看病贵令人“病不起”.现在在医院做检查,B超能解决的要做彩超,CT可解决有用MR,基本上动则使用先进的大型设备,用药则合资生产、原装进口,一个普通感冒下来,一、二百元是常事,原先用开的国产便宜药品大多“绝迹”,使得工薪阶层大有“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公立医院的牟利性,引发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不都说公立医院是“非盈利性”的机构吗?其实不然,以某县级医院为例,全院职工总数355人,其中：在职261人,离退休94人.人均工资1800余元/月,在职职工工资不过近1700元/月、人,离退休人员退休金2200元/月、人,单是发工资,一年就要770万元左右,而财政预算年度拨款仅200余万元,资金缺口500多万元要靠自己挣,还有基本的办公用具、水电、医用设备保养维护等费用从何来?并且,各省均设有省级药品招标采购委员会,公立医疗单位必须在该机构确定的药品品种和之内采购,只能低不得高.“看病贵”,谁之错?

二、深层原因

大检查、大处方的确存在,让患者“吃不消”,对医院来说,除了可以更清晰地确诊病情、为医疗纠纷“举证倒置”做足准备之外,经济利益是一大因素,但更多的是制度的问题.在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中,有两大幕后推手,有意无意地将医患关系矛盾化.

1、政府.无为而治的社会管理理念、淡薄的法治观念、维稳的政绩需求,导致了医患纠纷频发.表现在：一是政府职能市场化.将原本“公益”性质的大众利益,交由市场决定其“生死存亡”,推高了医疗,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惩,助长了患者不论有理无理、不循法律途径进行“讨说法”的“嚣张”气焰；三是以“维稳”之名,不论是非,凡医疗纠纷,一概以“锄强扶弱”的“侠义”心肠,责令医院赔款了结,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鼓励”患者寻求“医闹”机会.最明显的是今年6月下旬发生福建南平的严重医患冲突并引发械斗事件,缘起于一“肾积水并尿毒症”患者在做完手术后出现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后家属聚纵闹事,扣押并殴打砍伤医护人员,打砸科室使整个医院陷于瘫痪状态,导致6人受伤.市政府出面的结果,是第一时间要求医方立即支付患者家属21万元,并退还死者家属所交的全部医疗费用6000元.理由便是：鉴于再不尽快解决此恶性纠纷,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件.这是当下医患关系恶化、纠纷不断的典型事件,该事件进一步论证了患者得到政府“鼓励”后产生的不良心态：尽量将事情闹大,越大越可以引起政府领导“重视”；“法不责众”,人越多参加越安全,得到的“赔偿”就越多；无论有理无理、亦或是非对错,只要敢闹,就能得到“赔偿”.俗话说得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就是这个道理.

2、媒体.在社会公众“知情权”和社会监督方面,媒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增加了社会透明度,使得社会公众明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但在医患纠纷中,大量为吸引眼球而不负责任的报道太多,正如去年深圳“八毛门”事件中,社会公众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是：医院建议患儿做手术,全部费用需10万元,遭到了家长的拒绝,到另外一所医院仅以0.8元的代价,即缓解了孩子症状.10万元与0.8元的巨大反差,引起公众对医院“过度治疗”的高度质疑,“看病贵”、“过度治疗”再次成为焦点,从媒体到社会公众,基本上都是一边倒地指责医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整个事件中,媒体不是做一个合法权益应循合法途径维护的“善者”,而是充当了一个围观、起哄,甚至煽动不良情绪的推手,可以说,在愈演愈烈的医患纠纷事件中,媒体的作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