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在工业化道路的认识进程

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21―1949年为第一个时期,即中国为中国工业化扫清障碍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为第二个时期,即以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目标模式,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这个时期,通过高积累和集中有限财力,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为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通过改革开放,调动了各种积极性,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并寻找到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加快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拆走机械

――让背上沉重包袱

国民党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在逃离大陆前,鉴于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也制定了一套企图使中国重蹈国民党覆辙的“经济拖垮”战略.为实现这一计划,下令采取―切手段掠夺和破坏大陆的经济基础.

一是把国库大量资金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1日起,国库的黄金白银根据密令被分批运去台湾.据当时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33亿5千万美元.分别为：390万盎斯黄金、7000万美元外汇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北平和平解放时,市军管会从全市全部银行里,仅发现有几百两黄金、几千元美钞,不够全城百万居民一小时的开销.

二是将有价值的工厂、设备拆卸迁移运往台湾.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国民党军把大工厂里能拆卸的机器设备尽量拆卸运走；全国所有的飞机和华北的全部海轮也劫至台湾.

三是不能拆卸搬走的如发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等,则全部炸毁或破坏.国民党撤走时,炸毁了许多工厂和交通设施.人民政府接管的国家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全国重要港口、码头、车站、铁路、公路等遭损毁程度极其严重.

还给新生的人民政权留下了安置大量“旧人员”的沉重负担.国民党败退大陆时,有几百万旧政府和军政公职人员,人民政府对这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军队从470万增加到550万,全国公教人员从200万增加到350万,总计有900万人.

在国民党的“人祸”给人民政权平添巨大经济困难的同时,不幸的“天灾”接踵而来.1949年,中国自然灾害频发.7月间,南方部分地区暴雨成灾.四川境内长江、沱江、岷江、涪江等江水暴涨,成都等低洼地区全部被淹,受灾面积达77个县.湖南南资、沅、流域及滨湖地区52个县被淹,冲毁农田500万余亩,房屋5000余栋,受灾人口达200万,死亡2万人.两广地区柳州、桂林洪水泛滥,西江、高要、三水、清远、河源、东莞围堤决口,死亡人数在7万以上.湖南、广西、广东三省灾区已达百县,灾民千万以上.8月,河北省连续发生水灾、风灾和虫灾,据统计,受灾44个县,受淹3288个村庄,淹没土地1000余万亩,受灾人口300万左右.

1949年,旧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固定资本仅剩100多亿元,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1.08亿吨,棉花44.45万吨,原煤3243万吨,钢15.8万吨,而财政赤字却占到总支出的2/3.

探索阶段

――新主义的工业化设想

中国领导的新主义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完成资产阶级所无力完成的任务：为中国的工业化扫清道路.正如所说：“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写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

在通过革命为工业化扫清障碍的同时,中国在革命时期也开始考虑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49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

建国之初,由于缺乏经验和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党对新中国的工业化模式还处于摸索中,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也强调优先恢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对经济发展战略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看法.

1949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将恢复经济的大致顺序列为：农业、交通运输、工业.1950年6月,陈云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谈到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时,认为将来工业的投资需要从农业汲取,因此要重视农业发展.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由于建设资金短缺和外贸恢复很快,当时不少人都曾经提出过先发展农业和收益快的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对这个设想作了最完整、最明确的阐述,是刘少奇同志.

1950年（估计为朝鲜战争爆发前）,刘少奇在一份手稿中专门谈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他提出：“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随后,刘少奇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发展步骤的道理.

朝鲜战争爆发后,尽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紧张,但是刘少奇仍然坚持了他不同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设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什么呢?工农业都要发展.现在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农业才有原料和粮食,工业才有市场.其次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开始还是要搞一些轻工业.因为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资本.”同年7月,刘少奇在“春藕斋讲话”中,再次解释了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必要可能的重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的道理.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就没有基础.不发展农业就没有原料,要棉花没有棉花,要麻没有麻,要烟叶没有烟叶.农村也是工业品的市场,工业品不能都拿到国外,必须拿到农村,如果农业不发展,工业的市场就不大.还因为人民生活要迅速提高一步.要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依靠农业来积累工业的资金.轻工业也是赚钱的.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重工业.”我们不能采用帝国主义靠掠夺殖民地及剥削来建立重工业的办法,“筹集重工业资金的办法,就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基础上要求人民节省,再加少数向苏联等国家的借款.”

刘少奇等人根据中国经济落后和资金缺乏的国情,认为工业化应从优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和轻工业起步,以便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虽然上述思想后来没有接受,但其所包含的真理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给后人以启迪.另外,这个时期提出的中国工业化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即自我积累、节制资本的道路,则成为后来中国相当长时期的主导思想.

苏联模式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选择

1953年8月,在修改财经会议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过渡时期总路线最终形成.同年9月24日,作为庆祝建国三周年的口号,将其公之于世.

在此以前,党和政府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一般都是用“工业化”这个词,主持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宣传提纲》）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解释了其含义,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

总路线还认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小农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等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惟一的出路.”

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工业化模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朝鲜战争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同时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也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迫切.

1953年9月,周恩来在谈到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与当年苏联比较,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

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中国转入大规模建设后,中国之所以选择了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除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可一箭双雕（既实现了工业化,又过渡到社会主义）外,还有以下几个具体因素促成：一是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基础薄弱,而轻工业则相对发达,重工业是瓶颈产业,制约着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二是恢复时期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出乎意料地好,加上苏联的援助,使中国认为有能力来实施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三是“三反”、“五反”反映出城镇私营经济的负面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效果良好,以及1951年党对农业合作化组织形式和效益的判断,都使中国认为有能力、有办法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并且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156-43-78计划

――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石

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对外引进技术出现过三次,可以用156-43-78三个数字作为代表.“156”就是指50年代在苏联帮助下建设起来的“156项”重点工程；“43”,是指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定购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简称“43方案”；“78”,是指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协议额度78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这三次引进,有力提升了整体工业水平.

1953年-1957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萎缩状态,曾考虑扩大同西方的经济引进.但是,由于西方的继续封锁,只从法国、英国引进了一批汽车和石油化工制造设备.到“”前期,对外引进几乎完全停顿.7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打开了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为中国扩大对外引进创造了有利条件.1950年至1969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创业的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156”项建设.

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矗立起崭新的工业体系.不可否认,“156项”工程,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建议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被通称为“43方案”,是继“156项”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到1982年全部投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主要项目有武钢的1.7米轧机、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写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项目、购写英国三叉戟飞机项目等.

“43方案”促使中国的外贸有了突破性的发展.1973年对外贸易总额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970年的3.2倍.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1980年代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978年3月1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3月20日,国家计委、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批准各部门用汇总额85.6亿美元,这个计划实际上达到协议金额78亿美元,简称“78亿计划”.

从国情出发

――探索正确的工业化道路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亦即工业化的速度,是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特点,也是其30年代的成功之处.建国以后,党一直将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作为中国的榜样.八大前后,在对待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尽管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内人民要求,党依然坚持经济增长的高指标,但是通过对1953年和1956年“冒进”的教训总结,提出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和四大平衡理论,使经济增长保持合理的速度有了一个检验标准.

从1956年到1978年,以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病,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一是针对苏联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1956年以后,党针对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中国几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1957年10月9日,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应该说,提出的这个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

1961年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以后,以为代表的总结了建国以来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思想.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二是在对待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根据苏联工业发展很快但几十年内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的教训.

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做到三者兼顾.特别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1956年11月,陈云在商业部扩大部务会议上也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八大会议上专门就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作了发言,提出了积累与消费二者兼顾的“二三四”比例.

三是针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提出大中小企业并举、城市和乡村工业共同发展的思想.

建国初期,针对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城市失业问题严重的状况,中国就提出了关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思想.在以往研究工业化思想时,人们对提出的工业与农业并举、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的思想关注较多,实际上,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举、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思想在的工业化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8年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提出了发展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认为：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持,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这是第一次正式通过社办工业的文件.此后,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大力发展工业,形成了建国以后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

1959年底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再次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中国农村要发展工业、农民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道理.

1963年9月,下发征求意见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又提出了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由于中小企业具有投资少、收效快、适应性强、便于搞专业化和便于转移等优点,要更多地建立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

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的原因.

应该说,关于工业化过程中的上述认识,都是符合国情和正确的,但是,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上述思想不仅难以贯彻始终,而且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这个时期的探索不仅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反而为了维护和完善这种制度,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结果“南辕北辙”,变成“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在1956年“八大”前后,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曾经提出过一些较好设想.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基本完成后存在的问题,陈云在八大上提出了“主体-补充”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少部分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种观点得到、刘少奇和周恩来等的赞同.其次,在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与自由生产（实际上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设想.但是,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脱离实际的左倾认识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其间许多针对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甚至“大锅饭”的改革要求,都被视为“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遭到压制和批判.

关于备战与工业化关系.建国以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工业化思想还在很大程度上始终受到备战的影响.所处的年代,是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50年代,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加剧了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60年代的中印边境冲突、越南战争升级以及中苏边境冲突都使中国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而美国和苏联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以及民族独立的浪潮似乎也证明了这个理论.

1955年至1956年,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国际关系最缓和的时期,即使如此,在1955年仍然指出要备战.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过去朝鲜战争还在打,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加上中印边境紧张、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越南战争升级,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在制订“三五”计划时,原来打算先解决吃、穿、用问题,后来还是转变为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工业化向备战倾斜更加明显.

结构纠偏

――轻工业与重工业均衡发展

以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指导下,中国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步摸索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主张下,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会议还提出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要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但改变必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氛下,中国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并逐步形成了以下述特点为标志的工业化转轨.

从国情和实际出发,改变急于求成的浮躁思想,降低过去长期追求的高指标.

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和20世纪末中国经济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思想经过完善,得到全党的认同,从而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落在了比较实在的基础上,消除了长期以来“急于求成”的思想根源,使均衡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可能.

1980年10月,在与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

贯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均衡发展.

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方面“拨乱反正”的展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正如在1980年1月所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怎么写作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等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

改变过去因备战而强调的生产力布局向内地倾斜和全国均衡发展的思想,提出和贯彻“两个大局”的思想,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鼓励条件好的地区加快发展,先富起来.

改变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思想,建立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了市场机制来提高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放弃了单纯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注重市场需求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以纠正扭曲的产业结构.自1980年起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的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

此后,工业内部重工业自我循环的结构被初步打破,被长期压抑的消费需求突然释放出来,成为工业化的巨大牵引力.首先是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

顺应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变过去“关起门来搞建设”状态,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

1978年10月,就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此后,对外开放,成为党坚定不移的基本经济政策.

上述工业化思想和政策,充分调动和利用了国内外各种积极因素,既有长期短缺造成的国内巨大市场和国外市场,以及人民群众急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强烈要求,又有大量人力资源和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国资金、技术和市场）作后盾,因此,工业化进展迅速,表现出大中小企业并举,中外企业并举,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并举的共同扩张局面,使国民生产总值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翻了两番,令世界称奇.

这期间最重要的进展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高度集中计划的工业管理体制逐步被打破,1984年进行了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式改革,从而改进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的方式开始脱离计划的轨道,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在资源配置新机制下,过去受到传统战略压制的轻纺工业,在市场需求、弹性的强刺激下,推动了非国有经济更多地进入到这些领域.到了1998年,轻工业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达到77．1％.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呈现新的变化,在吃穿的基本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后,转向了用的领域,出现了家用电器等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一致性倾向.在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消费品立即供不应求,从而强烈地刺激了家电产业的投资和发展.

与此同时,轻重工业逐步协调增长,轻重工业的互动发展机制逐步形成,重工业开始加强轻工业所需的工业原料和机械设备的生产和供应,而轻工业则通过产品的市场开拓,增加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1984年开始的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从而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兴起了一股农村工业化潮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创举.

从90年代初期起,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每年2000万到3000万的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城市涌入.1993年乡镇企业就业人口达到1．2亿,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30多年前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之和,乡镇企业的产值曾达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双重工业化格局,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化与城市化割裂的局面,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使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逐渐融入到工业化之中,从而极大地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结构失衡的状况在不断纠正的过程中趋于均衡,资源配置方式由单纯的计划手段转向计划手段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由封闭经济开始走向开放经济,工业化的总体进程也由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期过渡.在这一阶段还形成了两个带有长期意义的机制：一是需求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释放消费需求、挖掘市场潜力,以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思路逐步清晰起来,并贯穿于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初步形成,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村地区加入到工业的行列中.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矛盾,即加工业的超高速发展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紧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

――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器

中国的工业化是依靠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而获得加速发展的.

1979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是在整个经济体制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型条件下,以经济特区的形式进行制度试点和局部突破的战略尝试.特区奇迹的示范效益,验证了对外开放战略的正确性,并由此打开了关闭30年的对外开放的大门.1984年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1988年对外开放的地域在沿海铺开,1992年之后对外开放扩大到全国各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3年之后重工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增长明显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从而再次出现了重化工业势头.但是,此次重工业的增长机制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结构变动的趋势基本上符合工业演变的规律.当然,在此阶段的初始时期是以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为目的,而2000年之后出现的重化工业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在房地产以及随后的汽车等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下而发生的.新增量的60％是用于房地产建设的.

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并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的演进,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在90年代中期,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出现升级,在彩电、冰箱等传统家电类的消费依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空调、个人计算机和通信等需求领域以更高速度增长,从而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由于电子信息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度高的特点,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

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制度障碍,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很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电信产业的改革,1994年成立了中国联通公司（后又对电信产业实行更深层次的重组）,从而打破了电信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电信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使得电信产品和怎么写作的大幅度降低,怎么写作质量明显改善,这一改革不仅推动了电信业的高速增长,而且是继家电产品之后由通信产品及设备制造保持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案例十分清晰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产业良性增长机制的生成和产业高度化的演进关键是消费能量的释放和消费潜力的挖掘.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工业化进程中从未遇到的情况,即短缺经济的结束.告别短缺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真正结束了中国经济一直被短缺所困扰的局面后,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依靠数量扩张、扩大生产能力的外延式发展的后遗症凸显出来,结构性矛盾也深入到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等更深的层次.在制约因素由供给转向需求之后,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则因缺少新的消费热点而短时间迷失了发展的方向,这一问题在1998年之后的2、3年间十分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扩大内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国有经济实行布局的战略调整、推动企业重组、加速发展民营经济等一系列措施,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主线.

近几年,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出现升级,而且这一升级的幅度很大,也就是说,居民的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的升级和转变,从而使得房地产、汽车等产业成为新的高增长产业.尽管汽车产业的超高速增长具有加入WTO背景下购写力集中释放的因素,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正在形成.由于汽车等行业具有产业链条长的特点,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很强,尤其是对钢铁、机械、化工等产生了较大需求,这是近年来重工业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已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20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国.在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达到90％.1980年外贸依存度仅为12．6％,2002年迅速提高到50．2％.

截至2002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480亿美元,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万个.在这些企业的就业人员约1800万人,合资或独资企业出口商品交货值已占全国出口商品交货值的40％.外商直接投资当中,约70％是在制造业领域.

对外开放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不仅仅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贡献上（1995－1999年外商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对全部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是27．3％.）,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例如,80年代起步的家电工业,是在依赖进口元器件的基础上,以CKD为主要方式发展起来的,进口产品的涌入以及随后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家电的国内市场呈现出国际化竞争的特点,中国的家电企业在同这些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学习、发展、壮大,其产品逐渐具备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并成为家电产品的世界制造大国.

战略部署

开拓新型工业化道路

1995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进步的决定》正式颁布,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并列为国家基本战略.

1999年11月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入第二个阶段,即由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梯度发展、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入协调发展、开发西部的阶段.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2001年底,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以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标志,中国形成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政策,完成了关于工业化认识上的转变.

工业化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由数量型向效益型的转轨,与中国劳动力富余、城乡就业压力大自然要产生一些矛盾,如何加快农村大量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如何解决城镇大量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新增就业人口,不仅关系到中国工业化转轨能否成功,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目的（共同富裕）能否实现.因此,中国在积极探索和大力推进工业化转轨的同时,也开展了城镇“再就业”工程,并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2003年,党的十六大将“新型工业化”道路正式概括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倡导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坚持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协调城乡关系,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业领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就是低成本的制造优势.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以中国特定工业产品出口的比重与全世界同种产品出口比重之比,做为度量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指标,称之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其结果是劳动密集性产品的该指标达到4,大大超过1,从而表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产业发展的显著变化之一是产业分工方式的改变,即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以及由此推动的新一轮产业的国家间转移.

在新一轮国际分工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凭借着市场需求巨大、低成本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智力资源等）、相当实力的产业基础和生产能力等综合成本优势,获得了此轮产业转移的有利地位,已初步确立了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地位―加工、组装环节的比较优势.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趋势.

正如2010年上半年总书记所强调,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指出中国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这一过程是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科技创新的转变,是人的智慧和才能的发挥,是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

工业化是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存在着一般的规律性；但在不同体制下,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新概念,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理论的新发展.这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出发,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和全球竞争而提出的适时方针.应该说,这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后发优势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