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金融:劫后余生

在过去的20年里,离岸金融中心 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赫赫有名的“税务计划人”杰罗姆施耐德（Jerome Schneider）首先提出了顺利偷税漏税的诸多方案,甚至还将其公然刊载在杂志上.

全球范围内的50-60处避税港是超过200万家空壳公司、数千家银行、基金会和保险公司支付期票的场所,全世界载荷量超过100公吨的注册船只中也有至少半数在此交易.避税港里的交易额度无人知晓,而那属于非法收入的部分也便就无据可查了.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吉安玛丽娅米莱斯-费瑞提（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说,合法收入和非法获得之间的总额比率简直让人“不寒而栗”.波士顿咨询公司就已掌握的数据推算,在全球123万亿美元的交易额中约有8万亿美元的交易量发生在避税港,而且这些还不算房屋建筑、豪华游艇等其他固定资产.

一旦将商业交易中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进来,避税港所涉及的交易额就会急剧攀升.在全球的国外直接投资额中,有超过30%的部分都是通过避税港完成的.在某些商业领域,离岸金融中心都占有霸主地位.人口总数仅为5.7人的开曼群岛就是世界上对冲基金行业的龙头；而人口数约6.5万的百慕大群岛则在保险金额领域占全球首位.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大批检察官开始对施耐德及其同伙进行财产清查,相关机构的忍耐也终于达到极限,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也开始向这种“恶性的不正当纳税”发难.从此,避税港便时常受到各方面的抨击,甚至还两度被列入“黑名单”.2008年至2009年,20国峰会将矛头对准了避税港,美国连续向瑞士银行施压,要求其对外公布更多有关银行用户的信息.

随着各离岸金融中心均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接受与其用户原籍所在国家进行信息交流的提议,来自各方的压力慢慢减缓下来,但离岸金融中心被围攻的局势依然没有根本上的改观.存在于纳税和逃税之间灰色地带里的避税行为,如今已是各国政府重点处理的对象.

即便如此,离岸经济已然表现出了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复苏态势”.根据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詹森沙尔曼（Jason Sharman）的说法,之所以称其为“匪夷所思”是由于原本在外界施加的管理压制下,离岸经济因其具有的局限性本应出现相对低迷的发展才对.

2012年,一项与此相关的学术调查研究表明,离岸金融中心国外企业的总存储额在2007年至2011年期间实际出现了增长.沙尔曼则将这些避税港表现出来的持久力归因于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为其提供的大量的客源,抵消了美国和欧洲市场上出现的减少额.

避税港里的相关责任人则将离岸金融中心的持久力归结于它们的合能,尽管这些功能鲜有人知,但是它们在调停国际资金流中扮演的“税收中立”作用和为多变动荡的政府提供保护性举措等方面还是十分重要的.

主张自由纳税的一派则认为,避税港的持久性来源于其较好地迎合了一些国家复杂而又具有强制性的税收需要.这些人中的新近代表是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他因为不能忍受法国对富人征收附加税的行为而加入了俄罗斯国籍.

此外,他们还指出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内部还存在着纳税竞争的机制.比如,英国企业征税点之低在8国峰会中仅次于俄罗斯,排在第二,并且近来税点又进一步降低.

相关评论员认为,避税港在经营的过程中除了涉及纯粹的竞争之外更多的是发挥了其合法的功能和效用.交易之所以在此完成只是为了避免纳税而已,但这一举动无疑减少了原交易国的经济发展总量,于是这些企业就可以在原交易国不花一分一厘地继续享受该国为它们提供的诸种公共设施怎么写作.

避税港之所以大受欢迎的原因是其能够为少数富商和大型企业提供经济便利,使他们能够做一些在原交易国无法实现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政隐私权,当然,前提是合法经营.在过去的十年里,较大型的避税港均与国外执法机构有过合作,然而进展却并不顺利,离岸金融中心依然深陷在贪污腐败和洗钱黑钱的案件之中.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设于开曼群岛的一家企业被指控为欧洲航空防御局借以贿赂沙特阿拉伯有关单位的秘密通道.

就离岸金融中心成为洗钱罪行高发地一事如今正是热议的话题.全球财务廉政组织调查发现,发展中国家是非法经济资金外流的主要受害者,仅在过去十年中累计金额就已高达5.9万亿美元.

离岸金融中心已经成为了非法交易的窝点之一,它们变相窃取他国财政收入,因此受到国际谴责和非难也是罪有应得.面对这种“已经存在良久的威胁”,所有的避税港都应该小心行事.

如今,避税港确实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危机,但是只要它们与新兴经济体有足够密切的联系,便定会转危为安.对此,最好的管理模式就是让它们摆脱“光明正大地做不法行为”的一贯形象.无论如何,只要合法纳税还是政治关注的焦点,那么离岸金融中心便会始终处于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他们要做的不仅是证明自身的经济纯洁度,还应力求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