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其弘扬

摘 要：弘扬科学精神对于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具有必要性,对科学精神及其如何弘扬的一些看法:一是在内化方面,提高学术水平,防止学术腐败,二是外化方面,提高公众的科学意识.

关 键 词 ：科学精神；规范；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063-02

根据瑞士洛桑1999年度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1998年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本年的25位.而2000年的报告,则由25位降至第28位,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何以会产生这样的状况?笔者认为,我国现在缺乏科学精神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何谓科学精神

关于科学精神有许多种讲法,很难给出一个完全的、标准的、大家一致认同的“定义”.可以把科学精神理解为科学家群体行为规范所体现的一种精神气质,它不能单纯依靠任何学术规定去简单定义或解释,而只能通过了解科学规范来理解.我国大多数学者对科学精神的定义和内涵的论述都认为,它包括实事求是的精神、怀疑的精神、严谨的学风、论证的意识、公开化、平权的讨论、学术自由和社会等.

对于科学精神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他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的规范结构》、《科学与社会秩序》等早期著作中都涉及对科学精神气质的探讨和论述.默顿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中对何谓科学精神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科学精神是指用来规范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科研行为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综合体又表现为偏好、许可、命令、禁止等形式,是整个科学共同体都应遵守的制度性价值,其自身具有合法性.

默顿及其学派的成员通过深入的研究,他们把科学精神总结为四种惯例的规范.其一是普遍性：它要求无论对任何科学家所取得的成果的评价仅仅以科学自身的价值为准则,实事求是,而不应该考虑其创作者的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宗教、国家、阶段及个人品质等等,否则便不能客观地去评价该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

其二是公有性,默顿及其学派的成员认为一切科学成果的取得单靠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很多人甚至几代人的奋斗,可以说它们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而最后这些成果不应该仅仅属于发现者和发明者,应该属于全社会,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不受约束地无偿使用,科研工作者要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公开,而且一旦公开后,其创作者或开拓个人不应占有这一新思想新理论.（如生物学中基因的研究,是否应该申请专利问题）

其三是无私利性,科研者以科学的目的从事研究,以追求真理真知为最高利益,而不是把研究工作作为名誉、地位、声望、金钱的敲门砖.反对诡辩、欺骗、夸夸其谈、滥用专家权威等等.

其四是有条理的怀疑性,即提倡怀疑精神,对一切科研成果,无论其来源如何,在使其成为确证无误的知识前都应进行同样仔细的考察,用科学实验或理论检验其可靠性,决不盲从.这条科学规范,也就是要求我们要具备怀疑的精神,当我们遇到问题时不是一味地迷信权威,而是要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对现实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进行论证的意识,既要倾听别人的意见又要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坚持公开性和接纳验证.

默顿及其学派关于科学精神的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们不仅是维护科学共同体稳定秩序的基石,而且与社会精神文明和人的自我完善的理想是一致或相通的,这些带有情感倾向的、用来规范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家行为的高度抽象的价值规范,被内化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外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科学意识.另一方面也为秩序提供了健全的发展机会,这是科学精神或科学价值最深邃的人文意蕴.

二、弘扬科学精神的必要性

如今,我们国家的科学精神极待弘扬,具体体现在：科学精神的内化方面,我国学术界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与世界科学并不吻合；外化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培育,社会的科学意识比较薄弱.

首先,在科学精神的内化方面,我们的许多科学家缺乏科学良知.我国学界的学术腐败正在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中说,“现行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内行.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连现在进行中的本科教学评估工作也是如此等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基本的科学精神.”

目前,国内的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职称评审和评奖等涉及科研工作者切身利益的事情方面,主要是看发表的论文、专著和获得科研基金项目的数量及其等级.而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却与我们的做法不同,例如,美国主要是看论文和专著的质量以及同行专家的评价.事实上,在一个有着良好科学精神的科学共同体里,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而国内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其中,科学的有组织的怀疑性和无私利性又体现在哪里,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当今很多人在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类似爱因斯坦这样的创造性人物,其实笔者认为一直悄悄扼杀中国未来出现爱因斯坦式的创造性人物理由有两点：一是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但它与当时公认的理论相矛盾.二是爱因斯坦此人（爱因斯坦当时在联邦专利局工作）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其次,在科学精神的外化方面,我们的公众缺乏科学意识.中国科普研究所曾在1996年对我国的公众进行了一次科学素养的调查,其中在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利弊的一项问题调查中,在所有受访的人中,71.7%的人认为利大于弊,1.1%的人认为弊大于利,而另有19%的人却说不清楚.而对比美国公众对此问题的看法,我们会发现,中美两国公众认为利大于弊的比例基本相等,而认为弊大于利的美国公众的比例却比中国公众高出将近13个百分点.而造成上述中美两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利弊的看法具有较大差异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