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指导高等院校的

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在继承与发展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和重大的理论创新,深化了人们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以人为本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作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等院校,更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科学与理性的缺失呼唤科学发展观

高校应该是科学和理性程度最高的社会组织之一.但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由于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迫切,以及因之而来的激烈竞争等原因,高校往往会出现一些偏离理性、缺乏科学的“非理性”发展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５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从规模到质量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最突出的是规模方面,１９９７年的招生人数是１０８万,２００２年达到了３２０万,５年增加了３倍.我国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别的国家要用几十年才能完成的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跨越.除本、专科教育规模的“跨越”式发展外,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每年也在以２０％左右的速度增长,２００２年达到了２２万；其中博士研究生达到了５万,而到２００４年已高达１０万.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形势下,“中专升大专,高专升本科,学院升大学”,盲目攀比之风劲吹高校.在高校外部,不少党政官员,简单地把市场手段和管理城市的办法输入高校,不管条件如何,一味热衷于搞“高校园区”,希望几年就拉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几月就做大一片城市,根本不顾教育的发展规律和高校的办学规律.一些高校领导也受到市场竞争和外部发展热的影响,忘记了大学发展的核心要素―――人的因素,好象办大学只要有了土地、楼群和设备,就什么都解决了.

就高校内部管理来看,同样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办学定位不科学,脱离学校实际.高校办学定位问题,本来应该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自身的条件,找准自己的位置,确定高校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体目标,培养面向全社会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人才.然而,高校举办者和管理者忙于行政事务,疏于认真研究学校的定位问题,或受攀比风的影响,对学校定位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精神,致使不少高校办学定位不清.一些地方性高校,定位过高过大.比如原本是一般性的学院,总喜欢把自己定位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实际上,在一个国家的高校体系中,研究型的大学毕竟是少数,大量的学校应是教学型的,还有大量的学校则应是高职型的.

二是机构雍肿,管理行政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高校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但是,由于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仍然处于行政化的模式,以致高校内部管理泛行政化,机构雍肿,管理人员比例过高,“官员”人数过多.所谓“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高校现状的写照.机构多、官员多已经成为公办高校深化改革、提高办学效益的沉重包袱.如此,既加大了学校工作的管理成本,也加大了学校的经费负担,还不利于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三是学科建设缺乏协调,专业设置落后于社会需要.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在目前的国情基础下办大教育,各方面齐头并进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家下决心抓了几年的重点学科建设和重点大学建设.但如果只抓重点,忽视一般,长此下去学科建设将缺乏生命力.高校建设必须注重优势学科或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的协调发展,如果把优势学科或重点学科比作一座金字塔的塔尖,那么周围与其相关联的学科就是它的塔座.一个时期内,在一所高校集中财力、物力重点建设几个学科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长时间忽视其他学科的发展,那么这个重点学科或优势学科的发展则不能持续.还有在专业设置上,许多高校一方面加紧扩招,一方面却没有按照结构调整和社会需求来调整、整合、增设专业,结果是,各高校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产地”不同,其余几乎千篇一律,难以满足市场对人才多样化、特色化的需求.

创新管理机制 激活人的因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显重要.这几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大学更好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了舞台,有了条件,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学本身要静下心来,审视自我,反省自我,寻找“内涵式发展”的着力点.大学要有好的办学场所,好的教学设备,更需要好的教师,特别是大师.而现在,我们的许多大学硬件变好了,但管理跟不上,从而影响了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因此,高校在创造好的硬性条件的同时,一定要从教育规律出发,面向世界,建立科学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和体制.

目前,人们对非义务教育的产业性已基本取得共识.非义务教育既然是一种产业,就有自己的产品.所谓教育产品是指教育部门和教育单位所提供的产品,这种产品又称教育怎么写作.教育产品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物的因素―――货币资本的投入；二是人的因素―――人力资本的投入；三是管理的因素―――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使两种资本效益最大化.相比较而言,人的因素是最积极、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创新管理机制,首先要以人为本,从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入手.

激励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利益激励,使工资制度转向薪酬制度.工资制度只有职务等级、工龄、地区的区别,缺乏激励张力；薪酬制度如岗位工资,它是劳动的报酬,真正体现了优劳优酬,多劳多酬的分配原则.如清华大学等高校实行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分配制度,向新的激励机制转化,将大大激活人的因素,从而使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跃上一个新的平台.二是荣誉和地位的激励.对于人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经济利益激励只是基本的激励.除此之外,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激励,如荣誉和地位的激励.所谓荣誉指的是光荣的名誉,如职称职务、学术头衔、荣誉称号等等.但现在的职务、职称、学术头衔过多过滥,影响着荣誉激励的应有作用.我们应该下功夫进行整治,使这些荣誉能真正成为激励人的因素.从宏观来看,现在的老师,尤其是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但从大学内部的管理来看,还缺乏切实的机制和措施凸显教授和优秀人才的地位,大学管理政府化、官员化、行政命令化,压抑了教授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通过教授团或教授会等形式,由专家参与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学校发展等重大决策.这样做既提高了教授们的地位,又有利于激励高层次人才,更有利于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

当然,仅仅有了科学的激励机制还不够,还要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与之相配套.一是制度约束.对高校人力资源的利用、开发,要有详细的规章制度.制度既要合理、科学,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度一旦确定,就必须坚决执行.二是契约穴合同雪约束.如许多高校设立的特聘教授、特殊岗位等,要与受聘者签订合约,做到管理规范化、法制化.三是道德约束.要求人人遵循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四是在激励中体现约束.如特聘岗位１０万年薪,在工作过程中按比例支付,待工作全部完成任务后,再按合约可全部兑现,等等.

正确决策 科学定位协调发展

国外的高校,特别是美、欧发达国家的高校,通过几百年特别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探索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办学体制和管理机制：一种是政府办学、社会评价,既能适应社会需要,又能保持高校的特点独立行动；一种是社会办学、市场运作,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还有一种是介于前两种之间的社会办学、政府支持性质的学校.这些体制与机制,既保证了高校的理性化程度,又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既保证了高校的有序竞争,又使各类高校有了明确的定位.

中国高校在取“它山之石”攻己之“玉”时,要进行必要的战略选择,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在建构中国的大学体制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

第一,正确把握“公益性”和“市场性”的辩证关系.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大学,毫无疑问,任何时候都必须突出“公益性”,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我们的高校要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办学方向,在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狠下功夫.同时,我们又要大胆引进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方式来改革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以此增强教育制度的灵活性、多样性和自主性,提高责任意识、效益意识,培植竞争、进取精神.“市场性”是高校之水,“公益性”是高校之舵,无水不能载舟,无舵难以航行,二者都不能偏废.只有使“市场性”和“公益性”各得其所,高校才能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切忌简单地把高校推向“市场性”的汪洋大海,而忽视了其“公益性”的本质要求.因此,国家要尽快出台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把握好“公益性”和“市场化”之间的度,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的高校体制,促进高校健康有序,协调发展.根据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成功的经验,我们认为以构建“一三六”模式的高校体制为宜：１０％左右的高校由政府独立举办,其分布为国家设置１０所,省市区各设置１－３所；３０％左右的高校国家扶持,市场运作；其它６０％左右的高校完全放开,实行民营化、市场化.

第二,科学定位,分类发展.党的十六大对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就是要分层次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因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是多层次、多类型的,而目前单一化的办学模式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矛盾,导致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审时度时,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引领高校科学定位,正确发展.对于全国１０００多所高校来说,每所学校的基础实力、发展水平都不尽相同,它们在社会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承担的任务也有所不同,因而每所高校的办学定位、特色和目标不可能一样.我们要以一种成熟的心态根据社会需求设置高校的层次,实行分类型指导,分层次管理.我们认为,最好实行三个层次的分类：一类是６％左右的高校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瞄准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前沿领域,培养世界级的创新人才；二类是４０％左右的高校着眼于工业文明的进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实用型专业人才,为一般性大学；三类是高校中的大部分（５４％左右）,承担着满足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人才储备的重任,普及大众教育,培养实用性的人才.

第三,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切实使高校更快更好地发展.温家宝总理说：“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发展”.教育一般来说要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头,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国要在２０年时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５０年左右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事业在不到５０年的时间,或者说在三、四十年时间里就要实现现代化.因此,发展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要务,而且这里的发展必须是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

规模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对于不同的高校来说,不是规模越大就越体现了发展,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办学能力,去确定规模,决不能以规模去牺牲质量.质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决定高校的改革发展能不能成功.因此,我们必须自觉增强质量意识,努力培养和造就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决不能去粗制滥造一些社会不需要的“次品”或是“废品”.结构问题是高等教育必须正视的大问题.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的现代化,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必然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从就业市场来看,高级管理人才、高级研究型人才、应用性专业人才、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的结构应该是“金字塔”,而现在的结构是“倒金字塔”.这种有违于市场经济规律的培养模式和结构必须尽快得到调整,否则“高校培养９名科学家,１名工程师,而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是９名工程师,１名科学家”的现状还会继续下去.对中国高校来说,效益总是与结构、质量、规模相生相成的.结构不合理、培养模式单一,直接影响质量；如果没有质量也就没有品牌、口碑和竞争力,就会直接影响学校办学的规模和效益.

总之,只有“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才会“有源头活水”,才能真正更快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