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治理模式

前言：新世纪条件下,人类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亦即后现代社会.在这一战略机遇期,尤其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改革攻坚、社会转型等风险和机遇并存；如何在这一关键时期规避风险、把握机遇乃是社会管理主体亟待思考的问题.文章在通过分析不同阶段社会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转型理论等）的基础上,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要适当把握发展机遇,特别是当下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频发的阶段,如何选择一个合理双赢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建立健全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平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是各治理主体特别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理论简析

1.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提议的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并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同时于1952年创办了在国际社会学界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组织,因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学术圈子,这就为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现代化理论所针对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即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提出来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将现代化理论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二分法.即按照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现在世界存在的国家划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类型.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即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原因也是来自内因.第三,现代化趋同的检测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1]

2.发展理论

然而,随着现代化理论越来越陷入遭到尖锐批评的困境,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该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等著名的依附理论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的研究设计,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基于以下检测设：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2]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二者有紧密的联系,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依附理论的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的依赖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两分法”倾向；第三,世界体系理论强调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的.[3]

3. 社会转型理论

孙立平教授认为基于以上两种学术传统和社会发展理论,第三种发展社会学理论也在转型国家（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的背景下逐渐有了其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和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从我国30多年的社会大规模变迁,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转型过程所具有的独特和复杂的内容,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口号开始,没过多久便被“经济体制改革”的话语体系所替代,接着人们又发现单独的经济改革不足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平衡和健康地发展,而应该进行社会的整体转型.于是就有了后来和现在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和口号,不可否认,这是任重而道远的.可以说,转型中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又不仅仅是现代化.同时,转型包含着发展,但转型又不仅仅是发展,应该是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4]

所以,认识社会发展理论,不仅仅要分清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以及转型理论的联系和区别,更要在认清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如何探索一个合理的治理模式,促进社会的转型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转型期社会治理模式的提出及分析

社会治理被看成是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它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实现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和谐共治.金国华教授认为社会治理在理论上被看做政府的部分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即还政于民的过程.在实践上,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一般普遍认为,社会治理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它能增进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感,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

因此,选择合适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成为各治理主体进行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张康之教授认为,就人类社会的自我治理活动而言,曾经有过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人类几千年的社会治理活动可以归结为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范型中来.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统治型的治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想适应的是管理型的治理模式.而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朝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前进历史趋势,这就是20世纪末所出现的以公共管理为过渡形式的社会治理模式.[6]

1. 统治型治理模式

在我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概言之,这是由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决定的,这种权力发挥直接作用的治理模式,只能以德治的方式进行统治,其目的就是要缓和阶级矛盾,降低阶级冲突,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以维护特权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实际上,这种“德治”并没有实际内容和意义,它只是为了实现统治者的一定程度的权威,亦即实质上是一种“权治”,依靠权力进行治理.所以,这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德治”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它并不具有实施的条件和基础.

2. 管理型治理模式

通过对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法治成为该治理状态下的主要特征,它根本上难以与德治相容.在这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依然是其社会运作的轴心,但是这种权力是公共权力,是基于理性和权力制衡原则作为存在的条件的,保护个人私有财产,实现名义上的个人平等,防止权力被个人滥用.为防止权力被滥用或个人追求私利,就需要对权力进行合理分配,要么把权力集中起来,要么将权力分散.前者走向德治,后者走向法治.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基于自己的阶级本质,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实行名义上的自由平等,以法治来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信任.[7] 3.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

如上可知,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都是追求单一的德治或法治,都无法将二者相容.但是在公共管理中这种问题得到了解决.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公共管理是一种怎么写作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教授认为这种怎么写作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将德治和法治统一起来,此时,道德和法律就不再是工具,[8]而成为一种治理模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它怎么写作于广大人民群众.在个人层面上所意味着的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在秩序上实现了像巴尔所说的那种秩序：“来自人民自身—自觉自愿地遵守从心底里拥护的、大家共同分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要求和约束.”[9]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说：“法不是只靠国家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10]所以,通过德治和法治的统一,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使法更好地怎么写作于社会,怎么写作于大众.

其次,公共管理是一种求实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教授认为,现代社会治理这能否承担起求实的责任义务,决定了他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治理者.[11]在求实这个范畴和道德规范中,体现出了科学精神和道德价值的统一,对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岗位和职务等来说,求实表现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于社会治理这个人来说,求实又是一种美德,亦如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仁爱、公正、宽容和节制等等往往被看作是社会治理者的美德一样.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把求实的精神和态度确立为社会治理这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作为美德,只是社会治理者可有课无的东西.有了这些美德,会使治理者成为高尚的人,成为人们敬仰和称颂的“清官”.但是,没有这些美德,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治理者而存在.[12]因此,张教授说,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治理活动而言,求实是一项责任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责任义务,求实不是一项法律责任义务,也不是一项行政责任义务,而是一项责任义务.[13]

再次,公共管理是一种公正的社会治理模式.公正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几乎各个基础性学科都对公正的问题发表意见,罗尔斯的专著《正义论》对公正问题的论述,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尤其重视对公正的追求.张康之教授在论及公共管理的公共问题时指出,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无非是社会冲突的被动应答,治理的目的是限制冲突和协调冲突,社会局部中的合作无非是从属于在更大范围冲突中夺取优势的目标,社会在整体上的普遍合作从来也未真正出现过.公共管理是一种谋求社会普遍合作的模式,公正是实现普遍合作之中.所以,实现社会公正,才有了合作的基础；任何时候,没有了公正,就必然会产生冲突.[14]因此,公共管理要实现善治,就必须始终伴随着公正的理念在旁.而公正的问题的解决,也是公共管理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得以接受和实现的必要条件.

总之,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到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再发展到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社会历史发展、更是人类学术思想的巨大进步以及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轨迹及社会本质认识的巨大飞跃.对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的怎么写作性、求实性和公正性分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公共管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和理论基础,提供了深刻的思考空间.

三、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几点思考

第一,社会治理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多元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治理主体不仅包括居于长期治理垄断地位的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非政府部门的参与者.我们都知道,在社会治理的很长一段时期,基于政府的职能定位,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都是由政府垄断并进行强制实施的,政府几乎成为社会治理的独一无二的治理主体.而根据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政府并非社会治理的惟一主体,与此同时,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非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5]除政府垄断的公共物品外,它们承担了社会生活的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有时对某些公共物品也有不可替代的产出作用,在某些领域,这些非政府部门可谓具有政府部门所没有的优势.政府部门应该转移某些职权和任务下放给私营部门,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它们的资源和社会优势.所以,利奇和史密斯说：“治理涉及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威,也涉及在公共领域内活动的准公共行动者、志愿部门、社区组织甚至是私营部门.”[16]

第二,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单一等级协调方式和依靠市场机制发展作用不同,公共管理社会治理模式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对于各非政府组织如私营企业、社会自治组织,社会志愿团体等来说,他们只需丧失个人或团体的部分经济利益；对政府部门来说,它只需放弃自己的部分强制权力.各治理主体间不再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各主体形成利益交叉、权力交叉的关系,这种交叉关系就是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第三,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治理角色.

在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扮演的都是“主导者”、“管理者”的一元角色,在社会治理环境中政府“说一不二”.而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政府摒弃了“一元”的帽子,开始以社会“中间人”的面貌出现,政府不再是主导者而变成了“参与者”,不再是管理者而变成了“指导者”,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协调各主体的关系和利益,达到社会共治,实现社会稳定.这种角色的转变,使政府成为“有感情的治理者”,耦合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怎么写作型本质.

一言以弊之,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从理论上升到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容.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公共管理所追崇的宏大社会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