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峭的“社会历史观”

摘 要 ：《化书》作为一部道教著作,在道教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谭峭在《化书》中针对当时的现实对社会进行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论.从这里可看出,谭峭虽然是道教思想家,却有将儒家的一些治国理念融入道教中的痕迹.

关 键 词 ：谭峭；化书；批判

乱世往往是思想的黄金年代.哲人各执一端,著书立说,自为救世之道.唐朝末年到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政权更迭,政治腐败,政局动荡不安.谭峭是道教“内丹”的先驱,其虽惯以追求成仙,但是对于现实社会也十分关注,其所著《化书》也透出对社会的思考.

谭峭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认为造成民众疾苦的原因,是包括皇帝在内的七个阶层对于百姓的掠夺,此所谓“七夺”：“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稔亦夺其一,俭亦夺其一.所以蚕告终而缲葛苎之衣,稼云毕而饭橡栎之实.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义,斯不义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戚戚之礼,其何以谢之哉!”

民众创造了财富,却仍然过着贫苦的、温饱尚不能解决的生活,关键在于社会财富全部被掠夺走导致.统治阶层（“王”）的掠夺,战争的频繁,商人的奸诈等再加上一些自然原因,民众的“食”成为问题.统治者用严酷的刑罚镇压平民,用所谓的“圣人之道”将人民推向了困难的深渊,“仁义礼智”不过是统治阶级美化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因为社会规范礼仪不但不能为人民解决“食”的问题,相反却成为上层阶级治理人民的理论工具,让其安于现状,不得反抗.统治者和官吏的欺诈导致了社会的财富严重不均,人民生活很艰难.这里体现了谭峭对民众的同情之心,同时夹杂了对作为治国思想的儒家理论的讽刺和批判.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盗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小人盗礼乐以僭君子.”所谓“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但百姓却反而“侮”了天子,这里大概是说诸如唐末农民起义一类的民众反抗；君子以礼乐制度来防范小人,“君子”大概指那些设计礼乐制度的人,“小人”则是那些“犯上作乱”之徒,大概是影射那些专权的宦官、外戚,以及跋扈的军阀、藩镇,制定的礼乐制度却反过来成了他们“僭越”君主的工具.这正是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生动写照.自“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渐衰微,宦官专权,地方藩镇跋扈,农民起义频发.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这种不稳定的局面更甚.朱温效法“虞唐”篡位后,政权如走马灯一般更迭.安重荣更是公然喊出：“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样的政治现实下,“弓矢”不能压制人民的反抗,“礼乐”成为野心家们玩弄的工具.

丑恶的社会现实已然摆在人们的面前,人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改变它.对于一种学派或是宗教来说,其吸引信徒的重要原因,总是在于其为信徒们提供了一个摆脱现世痛苦的美好“蓝图”和具体“途径”,使之趋之若鹜,心平静气,身体力行.谭峭在《化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救世救民”的理论,笔者凭自身之初步理解,自行将其归结为“平均主义”的治国理论.

《化书》中说：“蝼蚁之有君也,一拳之宫,与众处之；一之台,与众临之；一粒之食,与众蓄之；一虫之肉,与众咂之；一罪之疑,与众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故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怨由何起,叛由何始,斯太古之化也.”

这里谭峭始终强调“与众”,“众”似乎可以理解成民众.这里描述的是在君主的统治和协调下,一切事物都要与民共享,将自己的利益与民共享,让出自己的利益.“与众”共之,正好符合谭峭在《化书》里主张的“万物相通”.君王与百姓“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这样建立一个公平的、合理的社会,君王与百姓互相理解,“感同身受”,民众自然不会“怨”、“叛”了.

值得注意的是,谭峭的思想与道家“无为”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老子的态度,君王的极至是“不为民所知”,这样也就“不为民所怨”,一切都顺其自然；谭峭强调的“与众”共之,带有“平均主义”意味.它强调君王应紧紧和民众联系,而非超脱于群众之外,可有可无.“与众”共之的君王自然会被民众“亲而誉之”,在老子那里属于“其次”的档次.换句话说,谭峭的思想已经从老子那里“向后退了一步”.笔者猜想,谭峭的这种“向后退了一步”的思想渊源应该更早.当然,谭峭的这种思想也不是儒家的“德行”治国,儒家的“德行”更大层面上是“榜样”力量,并不强调“与众共之”.（当然,儒家人士亦有身体力行自身学说思想者,譬如孔子周游列国）.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