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社会思想

摘 要 ：本文以人物法的模式阐述了谭嗣同的社会思想及其形成,具体来说主要是从谭嗣同所处时代环境背景、时代的主要矛盾及谭嗣同怎样应对其提出的挑战等方面来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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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谭嗣同的生平及对其社会思想形成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谭嗣同的幼年是生活是怎样的呢?谭嗣同幼年时,其父取妾生子,家庭关系日渐复杂,由于其父宠爱妾胜过于爱妻,使谭嗣同及其母亲在家中处于被压制地位.后来因谭嗣同之兄完婚母亲返回浏阳,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在家中受尽“父之妾”的,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创伤,也让他开始敌视以“妻妾成群”为代表的传统制度.另外,1876年,传染病白喉肆虐北京,谭嗣同之兄妹和生母都不治身亡,他自己也昏死三天,后来才恢复健康,因此其父为他起字“复生”.可以说,少年经历使他遭受了肉体和心灵的困苦,又使他看到传统道德的弊端,所以在少年时期,谭嗣同就对传统产生了对立情绪.正如他在《仁学·自序》中说到,“吾自少至壮,便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频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兮.”谭嗣同少年的悲惨,特别是“死而复生”的经历,使得他对于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解读,认为“躯壳”除了“利人”之外,“复合足兮”.这对他后来积极推动变法以及失败后慷慨就义的行为影响深远.

对谭嗣同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欧阳中鹄和涂启先.谭嗣同通过欧阳中鹄接触到了王夫之的思想.王夫之认为“天下唯其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并提出“变化日新”,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在人欲问题上,他则认为天理应当服从于人欲.这些具有朴素色彩的反封建思想启发了谭嗣同,成为其后来社会思想形成的源头之一.涂启先史学造诣颇深,尤其对乾嘉学派,这对谭嗣同饱览经典有极大帮助.涂启先教授方式并不古板,不为先人的注释束缚,好发议论,这培养了谭嗣同 “托古改制”的思想基础.

二、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对其社会思想形成的影响

谭嗣同生活在清末,列强蹂躏主权的黑暗时代.谭嗣同早期还幻想通过科举谋官为朝廷效力以振兴中华,但是屡考屡败.科举考试的切身体会,使他看清这种制度埋没人才,奉空洞无用的知识为经典,并开始在一些书信和文章中抨击科举制度.然而,总的来说,此时的谭嗣同仍然对清王朝以及其所奉行的圣贤之道怀揣期望.我们可以从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证据.那时,中国内部掀起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受王船山影响颇大的谭嗣同兴奋不已,做了《治言》一书,认为世道在变,圣人之道却永远不能变.他把中国的历史发展分为三阶段：夏商周以道为治,是为“道道之世”；秦以后至清战争以前,以法为治,是为“法道之世”；战争以后以交易为治,是为“市道之世”.同时,他把文化发展分为忠、质、文三个时期,认为中国当时是文胜质,而西方是仅仅剩下了质,因为文尚浮华,而质尚实际,所以西方崛起,而中华日渐下移.所以要“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这其实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当时的谭嗣同虽说接触过王夫之的“反君思想”以及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但其毕竟出生于官宦世家,以阶级分析法来说,他根本上还是要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来思考和行动.

然而,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彻底改变了谭嗣同对于“顽固派”的幻想.正如谭嗣同给其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到,“悲愤至于无可如何,不得不以达观处之等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废之”.于是他终日绕屋彷徨,专精致思,终于梦醒道,“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之后,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康有为,共谋变法之大略.

三、谭嗣同的知识构成及对其社会思想形成的影响

1.张载与王夫之

谭嗣同幼年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初步接触了王夫之的思想,后来又结识了十分推崇王夫之的刘人熙,并研究了王夫之的主要著作《船山遗书》.谭嗣同不仅停留在对王夫之的研究,他还追朔到了对王夫之亦有重大影响的北宋名家张载.张载与王夫之都认为“气”先于“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且带有一定的辩证法色彩.因此,张载与王夫之的思想是谭嗣同知识构成的组成部分.

2.西学

谭嗣同于一三年在上海结识英国人傅兰雅,与其交谈激发了他对西学的兴趣,并开始刻苦钻研,其涉猎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几何、地理、物理、化学、农学等等,而且所有知识必须经过求证并得出一致结果才加以接受.他通过对西学的初步钻研,不仅增加了自然知识,更重要的是坚定了他变法的决心.

3.佛学思想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晴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有学者认为,佛学之所以在清末复兴,源于当时的仁人志士面对西学内心的不自信.而佛学相比儒学、道学而言,其逻辑更为严密,在方法论上与西学相比并不逊色,在世界观上更是为西学所不及.因此,那些力图救国,又不愿为西学是从的广大仁人志士纷纷投身于佛学,谭嗣同也不例外,正如梁启超说谭嗣同是“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知以科学.”所以谭嗣同不仅把佛学作为方法论上的指导,在当时“中国日下”的大背景下,更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现.

总之,谭嗣同的知识构成复杂而矛盾,学界因此不乏争论.就拿谭嗣同的思想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来说,有的以张载、王夫之以及西学为证据说谭嗣同是唯物主义者,有的则以其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认定他是唯心主义者.对此,我的看法是：谭嗣同终其一生不过三十三年光景,而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形成需要多年的学习实践.谭嗣同的一生正处于他内心各种观点的斗争时期和发展时期,因此,其思想表现杂糅亦不奇怪.但是,不管他是唯物唯心,我们从他的行动中都可以看出,谭嗣同是一位主张以“变”来强国的先贤.

四、谭嗣同的社会思想

1.人欲观

谭嗣同强烈反对“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世俗小儒等不知无人欲尚安得天理?等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他在《仁学》中还特别强调了“人欲”的合理性,并从习俗的形成过程来反思以前对“人欲”的误会.他说,“淫名,亦生民以来研习既久,名之不改,故皆习谓淫为恶耳.”意思是说,“淫”是人们长久以来沿习下来的称谓,这样命名之后就没有改过,所以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把“淫”当做恶习.他还举例说到,“向使生民之初,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子巨典,行之于朝庙,行之于都市,行之于稠人广众等沿习至今,亦孰知其恶者.”就是说,检测如我们祖先一开始就把男女之事当做盛大的仪式在宫廷、庙宇、市集中进行,那么传承到现在,我们会把“淫”作为恶吗?所以谭嗣同认为视“人欲”是合理的,自然也就不应该被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