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学的社会思想意涵

本文考证了战国时期的显学杨朱学说,着力叙述了其中的“名实之辨”“为我贵己”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揭示了“唯名”“为我”等概念的真实含义.

杨朱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其思想重点体现在他的两个概念上,一个是名实,一个是为我贵己.笔者所要做的就是揭示杨子学说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在这一过程中探讨杨朱社会思想的真正意义.

杨朱生活在战国初期,社会变迁剧烈,诸国争战增多,经济领域也发生明显的变化.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这一制度的实质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而建立在这一土地制度之上的社会组织则是“农村公社”,它的特征是财产共有,公社成员之间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农村公社”有一个重要经济职能,就是定期进行井田制中私田的再分配,目的是实现“财均力平”.同时由于公社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家庭没有完全独立,因此国家与个体家庭没有直接联系,赋税以公社为单位上缴.然而自春秋中期开始,由于土地开垦于井田以外的现象出现,井田制走向瓦解,恰如《诗经齐风甫田》中所说：“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甫田即是公田,公田上由于不被耕种长满了杂草.与此同时,各国出于增强国力的需要,纷纷实行土改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例如齐桓公时的“相地而衰征”以及公元前56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正是在这些土改政策的推动下,井田制最终被瓦解.紧随这一制度走向终结的是“农村公社”,它由内涵丰富的经济功能转向了单纯的行政功能.人们不再是只占有份地而不能将其转让的农奴,可以写卖土地；同时由于不再有“农村公社”供应各种物品,人们不得不寻求物品交换,所以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到了春秋末年,民间富商日益增多,如越国大夫范蠡弃官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正是在这一缓慢复杂的逻辑带动下,杨朱学说应运而生,它正是要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代表了商人阶层的观念.

《列子杨朱篇》载有“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这句话胡适先生引用过,而笔者也认为它确实可靠,具体说来它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即是我上面所说的反映商人阶层的观念,《说文解字》中说：“实,富也,从宀贯,贯为货物.”这句话正好反映了商人重物重财而轻名的观念.而越过经济发展的表层,我们会看到产生这种观念的根源之一即是井田制的瓦解,继而引起农村公社制度的瓦解,人们由同质性群体转向异质性群体.其实这一层含义还可以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到解释,孟子的经济思想中包含了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赞赏井田制,孟子认为井田制“能使人民有一定之产业,勤其工作,而不致怠惰,社会上强弱相侵之情形乃无由发生.”然而井田制却在春秋战国之际走向瓦解,并且致使赋税繁重,而且由井田制脱身出来的人从事商业,在他们当中出现了唯利是图的行为,更使孟子气愤.第二层含义即是针对秦国政策而言,杨朱中年时正值商鞅变法,《商君书》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政策：奖励军功与重农抑商,《史记商君列传》也说：“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然而杨朱却认为,军功得来的名始终是虚名,并且随时都有可能丧命疆场,所以即使有“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危险,他也不赞成靠军功来挣得利益,而是鼓励人们从事商业来谋取正当利益.《韩非子八说》载有：“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事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也正是暗含的这一含义.第三层含义是社会学元理论层面上的含义,杨朱认为名是虚无的,真正存在的是实,是物,是个体,这一思想正向个体主义过渡.胡适先生在谈到杨朱学说时也说：“这种学说,最近西洋的‘唯名主义’.唯名主义以为名不过是人造的虚名,没有实体,故唯名论其实是无名论.无名论的应用有两种趋势,一是把一切名器礼文都看作是人造的虚文,一是只认个人的重要,轻视人伦的关系,故趋于个人主义.”

杨朱的唯名论发展并形成了他的贵己学说,贵己就是为我,它不但包括了上文说的三层含义,更有深刻的认识在里面,“贵己”明显地体现出商人的趋利性,甚至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参与社会交换,所以“贵己”类似于西方的“经济人”检测设.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一个个体都必然尽他可能的劳动使社会总收入增加,事实上,他没有有意去促进公众的利益,或者并不知道他能做多大的提高,他只关心自己能获得的.和其他事情一样,基于这样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提高他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也是他的意图的一部分.”这与杨朱的学说简直是不谋而合.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