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学名家杂忆

1947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后留校任教,至今已65载.北大经济系是中国经济学界重镇,有不少大家、名家曾在这里执教.我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共事,深感荣幸.马寅初校长我刚留校工作的时候,北大经济系主任是赵迺抟,经济学教授有周炳琳、周作仁、蒋硕杰等.马寅初还没有到校,校长是胡适.马寅初对北大是很有感情、很有贡献的.他五四时代就在北大担任教务长,后来到南方参加革命.他一直奋力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1949年春,他从香港坐船到大连,路上打扮成大菜师傅,也就是做西餐的厨子,然后转车到北平.到北平第二天,他只身一人来到北大,探望他五四时代的两个学生——周炳琳和赵迺抟.我在北大的北楼门口,给他们照了一张相.马寅初说回到北大就像回到家似的那么亲切.1951年他回到北大当了校长.顾孟余先生五四时代北大经济系主任叫顾孟余.顾孟余对北大经济系的建立是很有贡献的.北大原来就有经济门,顾孟余从德国留学归来,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将它改造成北大经济系,同时建立北大经济系的图书馆.那个时候不叫图书馆,叫Archives,是文献资料室的意思,后来翻译成中文,先叫经济记录室,后来叫法政经济记录室.地址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有一个尖头的小钟楼,这个楼现在还在.后来,顾孟余到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在国民党组织部、秘书处工作.再后来,当了南京政府的铁道部长.他当铁道部长时,请来一位名叫列昂捷夫的德国人当顾问.列昂捷夫那时才20来岁,后来成为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解放后,列昂捷夫到北大访问时,提起过这段经历.顾孟余曾是汪精卫手下的一员大将.汪精卫叛逃后,顾孟余同他决裂,坚决不与他走.当时要奖励顾孟余,就指派他担任研究院院长.可是研究院院长要选举,他没有被选上.后来又派他当大学校长,这时有人对他五四时期的学生周炳琳说：“他当中大校长了,你要帮助他呀!”周炳琳说：“当然,当然,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1948 年夏,顾孟余到北平,匆匆忙忙跑到周炳琳家中看望.我看到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顾孟余1949年定居香港,后定居美国加州伯克莱.1969年到台湾定居,1972年6月病逝于台北.周炳琳院长在我读书时,周炳琳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那时的法学院实际上是社会科学院,包括经济、法律、政治三个系.周炳琳讲授的课程有“经济学概论”、“欧洲经济史”、“经济理论”等.“经济学概论”是一年级上的课程,当时用的是费尔切尔德等人写的美国教材.“欧洲经济史”是三年级的必修课,用的是海顿写的英文教材.四年级的“经济理论”用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用过的《经济学原理》是赵迺抟送的.赵先生在书上题记为：余治经济理论有年,愧无一得之愚,去秋枚兄（周先生字枚荪——笔者注）返校主讲马氏之学,用赠此书以供参考云尔. 枚荪兄存阅弟廉澄持赠1940年冬日昆明周炳琳当时是怎么教的呢?首先,他把书中部分内容的要点用英文写在黑板上,同学们一边抄写内容,一边听他讲；然后再写新的内容和讲解,所以上经济学课程有点像上英文课似的.学生们给他的课程起外号：“欧洲经济史”是三年级课程,就叫“大三英文”；“经济理论”是四年级的课程,就叫“大四英文”.北大法学院在沙滩北大北楼,也就是图书馆后边那栋白颜色的三层楼.北楼里有文学院长和法学院长的办公室,以及文学院各个系的办公室和法学院各个系的办公室.从北楼门进去西边第一间房子就是经济系的办公室,当时经济系只有一间房子,大概20多平方米.第二间是政治系的办公室.第三间是法律系的办公室.再往里边有一个套间是法学院院长办公室,其中里间是院长本人的办公室,外边一间是院长会客室,法学院秘书熊正文就在这里办公.那时候熊正文既是北京大学校长办事处秘书,又是法学院院长秘书.在院长办公室北边,是经济系的图书室.图书室书库约20平方米,藏书很丰富,包括中英文等图书.书库外有一间40平方米的阅览室.它们之间有一个门相通.当时,我在经济系做助教,兼管图书阅览室.北大地下党的教员支部经常在这里开会,有时通宵达旦.说到地下党,我想提一下周炳琳与李大钊的关系.这是周炳琳亲口告诉我的.1925年,周炳琳从国外留学回来,在北大教书,李大钊就在红楼一间教室里找他谈话.李大钊说：现在国民党的北方支部是我在领导,北方支部也是我在领导,想发展你入党,入哪个党都行.周炳琳问了一个关于革命前途的问题,之后参加了国民党左派.后来,经顾孟余介绍,周炳琳到广州国民党党部工作,在国民党某次会议上被内定为委员,可是他和何思源两人同当权派闹翻了,没有当成.快解放时,周炳琳出席国民党全会,跟冯友兰一起被内定为委员,但那时他对已不抱希望,就中途退出了.冯友兰也没有当委员.提到冯友兰,他和周炳琳也是颇有渊源.上面说的两人同拒国民党委员是一例.30年代初两人同拒清华大学校长职务又是一例.30年代初,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被学生驱赶走了,南京政府来电派周炳琳写作技巧清华校务.周炳琳坚决不当,说：我是北大毕业生,不能当清华校长,我要当清华校长,人家会以为清华变成了北大的“殖民地”.后来,南京政府又来电报叫冯友兰写作技巧,冯友兰说：我也是北大毕业的,也不能当.周炳琳还曾营救过冯友兰.1934年冯友兰出国访学,先到英国讲学,后去法国、瑞士、德国、苏联,最后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哲学会议第八次会议.1935年回国后,冯友兰作过一次讲演,讲他所见到的苏联,立论比较持平,说了苏联几句好话,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起来,送到河北保定.当时保定是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宣马上找到周炳琳,给他磕头,恳求他救冯友兰.周炳琳和夫人魏璧女士立即将任载宣扶起来.周炳琳那时是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马上出面将冯友兰救出来,接回北平.后来,冯友兰在他的“贞元之际所著书”中写到,我被抓到保定,虽然在那里只关了一两天,感觉好像被关了好几年似的.他的意思是“有事则长,无事则短”.我在西南联大听过冯友兰的学课.学是文法学院必修的大课,学生很多,教室坐不下.冯友兰在云南知府衙门内花园站着讲,我们也都站着听.我曾同别人合写一本书,专门讲冯友兰,书名叫《实说冯友兰》. 赵迺抟主任我读书时,赵迺抟既教一年级的“经济学概论”,也教三年级的“经济思想史”.他把讲授的经济思想史讲稿印成书稿,名字叫《欧美经济学史》,是我做的文字校对.校对好的书稿后来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要去,当成重要文物起来.1948年,《欧美经济学史》交给正中书局出版.正中书局1949年搬往上海,再后来搬到台湾,结果这本书最终在台湾出版,一共出了9版.1959年,中国美术馆搞了一个图书展览,我和赵迺抟一起去参观,看到这本书.这本书出了那么多版,赵迺抟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收到.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要求正中书局给他稿费.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还是没得到稿费.提到赵迺抟,还有一件事要讲到.赵迺抟夫妇是钱学森的老师.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是杭州府中学的校长.钱学森小时候到北京考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北师大）附中,当时这是最好的中学.钱家治怕钱学森考不上,就找赵迺抟给其补习中文、英文,找赵迺抟的夫人骆涵素给其补习数学、物理和化学.结果,钱学森如愿考上北师大附中.“文化大革命”期间钱家治去世,钱学森点名要赵迺抟参加追悼会.那时,北大经济系教师被集中圈在37楼,睡在地板上.钱学森家人通过北大军宣队的特许,找到赵迺抟,请他参加钱家治的追悼会.厉以宁同学厉以宁是我的学生.他原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经济系的大部分学生要分配到财经学院,小部分政治条件好的才能留在北大经济系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主要是三个人负责这件事：陈振汉写作技巧系主任、我,还有学生党支部书记.说到厉以宁的时候,学生党支部书记说,这个人不行,不能到北大.陈振汉问,为什么?学生党支部书记说厉以宁书读得多.陈振汉问,书读得多怎么不好?学生党支部书记答不出.最后表决结果是二比一,陈振汉和我两票同意.这样,厉以宁才分到北大.1955年厉以宁大学毕业,我那时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我说了话,让他到经济史教研室当资料员,实际上是给周炳琳当助手.厉以宁一直非常感激周炳琳,专门写有怀念周先生的文章,发表在《百年潮》杂志和《北大校友通讯》上.过了几年,政治空气放松以后,周炳琳才把厉以宁改成助教,以后我又支持他同胡志仁、张秋舫同一批升为讲师.林毅夫同学林毅夫在台湾时,曾就读于台湾大学.曾经写作技巧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去世后,台湾大学给他修了一座很大的坟墓.林毅夫在台湾受到北大的影响,很向往北大.1979年,林毅夫到了大陆,来到北京大学上学.他做了我的研究生,并在北大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林毅夫读书期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来北大作学术报告,由他当翻译.事后,舒尔茨向陈岱孙老师提出：这个学生很不错,我还没有培养过中国学生,想让他做我的中国学生,来美国读博士学位.陈岱老说,林毅夫正在读北大的硕士,等他拿到硕士学位,再到你那里吧.就这样,林毅夫硕士毕业以后,就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舒尔茨的博士.蒋硕杰教授蒋硕杰,辛亥革命元老蒋作宾（原国民党内政部长、安徽省主席、驻德大使）的四子,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蒋硕杰出任北大经济学系教授,当年只有28岁.1948年,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找一些人提名.胡适是提名人之一,他对人文学科领域比较熟悉,知道该提名哪些人,但是对法律、经济学科不熟悉,就写信给周炳琳,请周炳琳协助.周炳琳就提了一个名单,名单里有陈岱孙、赵迺抟等,也有年轻的蒋硕杰.周炳琳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提到的这些人,有老的也有年轻的,年轻人中有蒋硕杰.可惜,这次院士选举名额实在有限,蒋硕杰没有被选上.后来,蒋硕杰到了台湾,当选为台湾研究院院士.蒋硕杰是1949年初离开的,我送他到王府井南口.那个地方有航空公司.航空公司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我把他送到轿车上.轿车开到南苑机场,他从那里坐飞机离开北平.之后,按照他的嘱托,我帮他还掉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蒋硕杰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曾专门宴请他,并同他合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岸关系缓和,蒋硕杰曾回到北大,在图书馆作学术报告.当时,我和林毅夫陪他一起吃了饭,还照了一张相.蒋硕杰在中间,林毅夫和我在旁边.后来,蒋硕杰的夫人和女儿也曾来过北大,我领着她们参观了圆明园等地.1993年,蒋硕杰生病,住进美国芝加哥医院.做手术时,医生给他打麻药,打多了,结果不幸去世.医生是按美国人的标准打的麻药,中国人适应不了那么大剂量.（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