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一道待解的题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的颁布,“农民市民化”再次成为焦点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群体,从最初的迫切需要解决就业、身份、保障等问题,到如今寻求公共怎么写作和社会权益的均等化.可以说,农民进城脚步的快慢决定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慢.

然而,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受体制与政策的影响,伴随出现了“大城市病”、“半城镇化”、“伪市民化”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如何突破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为此,本刊专访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胡光伟.

城镇化应回归中国特色

记者：从去年底到今年3月,、省委接连推出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文件,把新型城镇化提到非常高的位置.这会给农民市民化带来怎样的影响?

胡光伟：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中国的城镇化就是现代城市化道路的中国式表达.过去,在城镇化发展中,有些地方把城镇化误读为“大城市化”,单纯追求城市规模和一味把农民推向城市,导致城市拥挤不堪,而农村也出现了“空心化”.尽管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城镇人口比例却远低于城镇化率,并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颁布的《规划》,应该说是对城镇化的一种回归,回归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上来.这种回归最大的特点是,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不是特大城市,也不是一线、二线城市,而是放在县以下,尤其是镇这一级.这就对农民市民化的走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记者：也就是说,农民就近、就地市民化将成为重点?

胡光伟：是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三个1亿人”的说法,“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在这3亿人中有2亿人的城镇化要依靠中小城市和建制镇来解决.

农民市民化的重点一是要抓好新农村建设,二是抓好县以下的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镇化应该“双管齐下”,实现良性互动,这应该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新农村建设要以小城镇和中心社区建设为龙头,以产业培育和生产发展为支撑,促进人口向社区集中、居住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这样才能让农民留下来,就近、就地城镇化.同时,政府要将公共产品和公共怎么写作向下倾斜,如果在小城镇享受不到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怎么写作,人们必然是“一窝蜂”涌入大城市.

转变观念是四川首要工作

记者：提出到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也就是每年大概要转移1000多万的农村人口.面对这样紧迫的任务,四川作为农业大省,首先应解决什么问题?

胡光伟：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发挥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选择.四川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转变观念,不要盲目和沿海城市比,而是要立足实际,突出四川特色,抓好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

四川有的地方在推进农民市民化上,表面看农民好像是进城了,户籍也落实了,但是一方面进城农民的综合素质没有跟上,同时,农民应该享受的公共怎么写作也被打了折扣,没有得到完全落实.这就是典型的“半城镇化”问题.

记者：在推进农民市民化中,我省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胡光伟：成都是全国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试验区”,进行了一些探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产权制度改革落实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获得“入城证”,能够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怎么写作.这些探索都是好的,但是落实的效果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新户籍政策的出台消除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体制性障碍,对于降低农民进入城镇的风险和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聚集,加快城市化进程都将带来积极影响.但是,户籍不要仅仅体现在户口本上,而是要把各项保障权益、公共怎么写作落到实处.

记者：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胡光伟：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政府投入资金是必然的.但是在资源配置上必须要强调市场的作用,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的作用,而是要认识到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不同,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怎么写作、社会管理上,也就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资源配置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同样,在城镇化过程中,不仅仅要建好房子,也要有配套产业的支撑.现在有的地方盲目招商引资,大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并不符合当地发展的实际需求,现实效果也不好,造成了资源、资金的浪费.城镇化既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又要遵循市场规律,找到当地适宜的路子,千万不能“千城一面”.

融入城市须全社会共同参与

记者：现在,一部分进城农民已经在城市站稳了脚跟,但并不能说就真正成为了城里人,他们在思想观念、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等方面没有同步“进城”.2012年,我省发布的《流动人口及现状研究》表明,进城农民普遍缺乏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渠道,这样的状况应如何改善?

胡光伟：要让农民在城市里找到归属感、尊严感和幸福感,除了从制度层面推进公共文化怎么写作均等化,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外,还需要整合企业、社区平台,以及社会各方有效资源,通过打造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方式,加大对进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关注和投入.

要进一步提高城市社区面向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怎么写作能力,充分考虑辖区内农民工的规模、特点和文化需求,规划建设和优化配置社区文化设施和怎么写作,构建以社区文化设施为依托的农民工文化怎么写作平台.

普遍来说,第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较差,而新生代农民工相对文化素质较高,更容易也更迫切需要融入城市.政府有关部门要研究分析农民工的文化需求特点和文化消费规律,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形式.

另一方面,农民工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消除与城市的隔阂,不要片面地认为“城里人歧视乡下人”,也不要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关爱误读为歧视.

记者：消除这种城乡间的精神隔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相当一部分已经市民化的农民,在城市也是非常封闭的,社会交往圈子也是以“乡亲”为主,我们该如何加以引导呢?

胡光伟：现在我们还处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这样的社会称为“熟人社会”,更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靠血缘、地域来维系.相对来说,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是“陌生人社会”,靠制度或契约来维系.“陌生人社会”又被称为“法制社会”或“契约社会”,它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刚进城的农民社会资本还很单薄,需要慢慢地融入.这就需要政府、社区,包括社会力量、民间组织的共同参与,尤其是要以城市社区为主,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激发进城农民的兴趣和参与热情,改变其文化交往的封闭性,促进农民逐步融入城市生活.

责任编辑：史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