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热土的文化深度探访

青海江河源文化研究会成立于1992年.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研究会始终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怎么写作西部大开发为宗旨,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开展以江河源文化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及交流活动,为繁荣我省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我省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受到了社会各界及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本文就研究会18年来学术成果做一简要回顾.

一、关于江河源文化概念的定位

为了更好地开展江河源文化的研究,研究会成立不久,召集省内著名专家学者就“江河源文化”的概念、属性、内涵、外延及研究重点进行了专题研讨.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即青海是三江的源头所在,地域涵盖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广大地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各种文化,在这片广大的地域上,相互融合、不断演变,形成了一种多元而又一体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由于江河源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形成了三江源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大系流中,具有源头文化的明显特征.正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指出的所谓中华文化者,一经探讨,胥出于羌戎文化.这就是三江源文化的内涵和属性.

“江河源文化”的定位,有着现实的社会价值和浓厚的学术意义,被省内外学术界所接受,从而也为研究会的各项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二、关于昆仑文化和西王母神话的研究

昆仑文化和西王母神话是中华民族最深刻、最久远的共同记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昆仑山地处江河源头,“说昆仑即说西王母”.因此,研究会将昆仑文化和西王母神话作为重点课题.1994年,在我省著名学者赵宗福先生的倡议下,研究会举办了“昆仑神话理论研讨会”.从此,拉开了有组织、有规划、有目标的昆仑神话研究学术活动的序幕.之后,省内外的很多专家学者,在研究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有见地的有关论述.据不完全统计,共约40余篇,20余万字.其重点论文有《西王母通考》、《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昆仑文化与炎黄文化琐谈》、《昆仑神话与民族凝聚力》、《昆仑神话的发展演变说到它的文化内向性》、《昆仑神话纵横谈》、《西王母与苯教司白嘉姆》、《昆仑神话西王母在青海的演变》、《论屈原与昆仑神话的关系》等.上述论文以江河源人文地理、历史故事、考古发现为依据,引经据典,上下数千年,纵横万里路,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入揭示了昆仑文化和西王母神话的发展轨迹、特质意象、演变历程,以及在中华文明圈中的重要地位.其基本结论是昆仑文化和西王母神话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核心之一.

这项研究由浅入深,由点成面,由局部步入全面,最终形成了一种学术气候,对全面研究江河源文化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三、关于羌戎文化与炎黄文化的研究

羌戎是中华大地上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所形成的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肇始和定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炎黄文化脱胎于羌戎文化.因此,羌戎文化与炎黄文化成为研究会学术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参与研讨的重点论文有张得祖撰《羌戎文化在炎黄文化早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芈一之撰《汉羌文化交汇与汉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崛起和兴盛》、周兴会撰《青海上古部族及其与华夏族的密切的关系》、赵宗福撰《论青海远古文明与炎黄文化的关系》、喇秉德撰《从华夏、炎黄子孙到中华民族》、陈佐帮撰《繁荣昌盛的青海古代文明》、齐昀撰《黄帝与昆仑同源考》、霍福撰《夸父追日新解》、许英国撰《从河源龙图腾崇拜民俗看青海世居民族对华夏古文化的传承》等.这些论文以广阔的视野,审视五千年来生活在三江源地区的羌戎族与华夏族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但体现在血缘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文化上.

羌戎民族早在上古时代,就生息在以青海为中心的江河源广大地区.是他们将野牛、野羊等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创造了灿烂的彩陶、独特的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物,璀璨如满天星斗,照亮了江河源头.其中如陶文、舞蹈纹盆、牛戏犬王杖、黄帝四面铜像、喇家巨形石磬等都向世人展示着羌戎文化的辉煌,而羌戎文化和中原华夏文化又相互影响、相互结纳,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共同基石.

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多方位、深层次地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因此,对我们深刻全面地了解江河源地区的古代历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关于江河源地区民族宗教的研究

民族宗教问题,在江河源头和西北诸省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成为学者们深入探讨的一个方面.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北地区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在秦汉之前,西北地区为羌戎的息地.自汉开河湟,屯田安边,大批汉族进入青海、河西,羌戎文化与中原文化接轨.其后,从十六国至唐代,匈奴、鲜卑、羯、氐、吐蕃等民族纷纷进入甘青地区,建立政权,加速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文化和血缘上的融合.至元明之际,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撒拉和蒙古诸部,大批进入,遂使甘青地区的主体民族最终定型.学者们的论文将这个历时千数百年的历史大进程,表叙得有声有色、生动鲜明,重建了西北诸民族形成的大场景.

其二,江河源各民族关系的内核:专家学者们的学术论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实,阐述了各民族间在经济上、文化上、血缘上密切而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历代的和亲政策、民族杂居、茶马互市、人才的相互交流等等,演绎了西北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种主流意识,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最终成为各民族的共同认知和共同心愿,进而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和处理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张岂之教授论及文成公主,其观点就是中华各民族从古至今生活在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家庭中,极有代表性.

其三,鲜卑族从东北迁至青藏高原,建国立业.其中有鲜卑慕容部,以柴达木、环湖为中心,建立鲜卑与羌人联盟的吐谷浑国,享国350年,创造了辉煌的吐谷浑文化.历史影响十分深远.中国土族即为吐谷浑民族的传人,就是其深远影响之一.吐谷浑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吐谷浑的政治、军事中心就在青海,一部吐谷浑史就是在青海舞台上演出的.极有地方特色,研究会学者朱世奎、米海平、马光星、程起骏等,撰写了大量论文,探讨了吐谷浑古国及中国土族的各个方面,对于吐谷浑古国及其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四,江河源地区的宗教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重大课题,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会学者积极参与研讨,发表了不少很有创意的学术见解.如吴均先生的《论甘青彩陶纹饰中形等符号演变及本教文化在江河源地区的影响》一文,以很宽阔的学术视野,诠释了本教在江河源地区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对汉地和周边广大地域的重大影响,印证了这个古老宗教的哲理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李文实所撰《青海地区羌藏文化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高屋建瓴,从源头部位阐述了作为文化现象的宗教,在国家统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余如《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人生价值观之比较》、《藏族巨石文化论》、《青海热贡农区藏族土族六月傩祭》、《文化交流与民族关系――从清真寺匾额盈联说起》、《浅说中国藏密绘画艺术》、《清代驻京呼图克图考》,还有辛光武先生的专著《班禅传奇》等,众多论文和专著,钩沉致远,学述见解独到,共同论述了江河源地区宗教问题的各个层面,以及宗教与民族、宗教文化、宗教与国家的内在联系,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并对当前和今后的民族宗教问题有着十分现实的理论支持作用.

五、关于江河源历史人物的研究

江河源地区是个历史大舞台,历代都有各民族的英才登台亮相.研究会学者对江河源地区历史人物的研究与投入,先后有三十余篇专论问世.论及人物从春秋时的无弋爰剑,到汉河湟的赵充国,汉魏时期的西平旺族郭、赵二姓、黄教创始人宗喀巴、明代著名人物杨应琚、龙膺等.为了更有效地发挥人文资源优势,研究会引导学术研究将重点转向近现代历史人物方面,并出了专栏.于是便有一大批杰出的近现代人物,经专家学者们深度发掘、再现于世.举其要者有民国之初,驰骋于甘青的政治家黎丹,身负重任、入藏谈判、不辱使命的朱锦屏,功垂汉藏的大学者喜饶嘉措,藏族奇人更登群佩,著名藏学家杨质夫,教育家朱海山、王文俊、名医马余三、杨焕,诗人李焕章,传奇人物马佐汉,来青传艺授徒的国画大师张大千,一代女杰邓春兰,湟源名儒杨治平、石殿峰,湟源巨商李耀庭,玉树名僧三兄弟,青海现代美术工作的开创者郭世清,藏族大画家安多强巴、夏吾才让等等.

张荫西先生是青海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乡土诗人,多才多艺、品德高洁、诗书动河湟、然命运坎坷.他留给社会的千余首诗词,立意高远、诗风恢浑,字里行间充满着民族的忧患意识,高尚的人格魅力.堪称是青海文坛上独立特行的一位大匠.研究会于2007年4月,在诗人的家乡贵德县召开了张荫西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诗词研讨会.各方学者专家莅临会议,对荫西先生诗书画及其人品进行了深入研讨,出论文集一册.

对江河源历史人物的研究,使人们对江河源地区的历史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知.江河源地区也是英才辈出之所、人文荟萃之地.每个历史人物虽为时所造,但又对社会以极大的影响.前贤们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他们遗留的精神财富,对后人有着永久的昭示作用.

六、关于“花儿”的研究

“花儿”是甘、青、宁、新各省广为流传的民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扎根于江河源头,盛开于草根一族的心上.汉、藏、回、撒拉、保安各民族共同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新的形势下,为了促进“花儿”不断发展和创新,更好地怎么写作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研究会始终把“花儿”的研究和开发,放在重要的地位.这些年来,曾多次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花儿”高手,进行全方位的研讨.2000年7月召开了“青海花儿发展前景及西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研讨会”.不仅省内专家学者出席,西北地区著名的民俗学教授柯杨、郝苏民等也出席发表了论文.2004年9月,研究会又与青海“花儿”研究会联合召开了“打造花儿品牌”研讨会.有省内外多位著名学者、专家、“花儿”歌手参会研讨.其论文涉及“花儿”的历史流派,社会价值、表现方式、发展方向、精神内核、品牌打造及如何走入市场,跨出国门等各个方面,发表了极好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长期研究花儿、卓有成效的专家如朱仲禄、罗跃南、滕晓天、井石、师守成、谢承华等诸位先生的论述,观点新颖、见解独到、理念超前,而建议和意见又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使“花儿”的研究又上一层楼.研究会协同有关团体,将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成果,集结成《青海花儿论集》两册,公开发行,引起社会各方的好评,对“花儿”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七、关于江河源文化与西部大开发的探讨

研究、发掘、开发江河源文化,为西部大开发、青海大发展怎么写作,是研究会的一贯宗旨.因此,也就成为研究会学术研究的重点方向.多年来,不少学者潜心研究,成果累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老领导、革命老前辈如马万里、黄太兴、陈云峰、田源、李志刚等,都年过古稀,还积极参与研讨,发表的论文极有指导意义,给研究会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为了增加研讨力度,形成社会效应,2003年9月,由研究会牵头,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青海省文化厅共同举办了“江河源文化与西部开发专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得到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省委常委曲青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湘成、副省长邓本太亲临会议指导.省内外30余位专家学者提交或宣读了论文.论文触及江河源文化的内涵特质、开发的方式方法、文化与生态的关系等重要方面.其中又以北大张岂之教授所撰《关于青海文化发展的几点建议》、方克立教授所撰《青海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贾希儒所撰《试论江河源文化的民族凝聚力》、张武明所撰《注重文化作用,促进西部发展》、芦仲林撰《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如何使传统文化升级》等论文,都从极高的学术视野,探讨和阐述了西部文化与西部开发的密切关联及其重要意义.

这次研究探讨会,开得圆满成功,不仅省内新闻单位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也予以介绍.这是一次深刻的“西部文化自觉”的学术活动.其社会学术效益,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来.研究会为此出版《江河源文化与西部开发》专辑一册.

八、关于发展青海旅游产业的研究

江河源地区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沉淀和壮美风光,拥有十分独特的旅游资源.但是,青海省的旅游产业受历史、地理、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起步较晚.为了加速发展青海旅游业造福地方,研究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十分重视研讨青海旅游问题,先后发表了不少极有针对性的学术论文,如罗姗先生所写的《青海旅游文化的发展前景》等,研究会曾出专集介绍了我省重点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为贯彻省委提出的“建设高原旅游名省”的战略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九、关于民俗问题的研究

江河源地区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蕴含独特,具有浓烈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研究会学者就江河源地区民俗的文化景象、社会价值、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触角涉及建筑、服饰、民乐、舞蹈、皮影、社火、戏、饮食、绘画、时尚等各个层面.其中如石葵先生的《祭祀西海神考略》、马光星先生的《土族的於菟与虎文化》、董绍萱先生的《西宁地区社火探源》、旦正先生的《中国现代农民绘画画乡》、马成俊先生的《青海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等论文,探讨的问题都是民俗文化中的精华,都有着极高的开发价值,各论点都突出了进一步发扬广大民俗文化、变文化资源为文化财富、为地方造福的学术意愿.

以上八个方面,也只是江河源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的一个大框架,研究课题及论文未能详述.对其学术成果的评价也还未能到位.但可以肯定的是,江河源文化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确实发挥了自身的优势,汇集了广大学术界的智慧才干,为青海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