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

点赞:5054 浏览:18890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5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等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但德在何处?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这“风”,原写作“德”.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等检测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等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而他的学生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死,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其五是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其六是检测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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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谈起历史,“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一齐为国家着想,国家就有希望,否则便会相反.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传》)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唐代的知识分子们“不求生入塞,只当死报君”,“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使国家强大起来.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死”,“位卑未肯忘忧国”.南宋早期有岳飞、陈东为国事努力,中期有陆游、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晚期还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国捐躯.而且山、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无一叛降,这是何等的气概,元以后便没有了.

唐以前,是君臣共同努力使国家强大.宋就不同了,臣民为国,而君相却卖国.名义上国家是属于皇帝的,而毁坏国家者,恰恰是皇帝.北宋败于宋徽宗及蔡京、童贯等六贼之手.南宋的支持者是宗泽、岳飞等人,而卖国的恰是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等.南宋末,国事也正败在宋理宗、宋度宗、丁大全、贾似道等君相手中.当宋朝的臣民抗元正激烈时,皇帝、太后却投降了,而且命令臣子投降.臣之努力正是为了报国报君,而君却如此,所以南宋之后,知识分子都寒了心.

元朝的知识分子则不再过问国事,元曲有“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夺了呵夺汉朝,篡了呵篡汉邦,到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葫芦今后大家提,想谁别辩个是和非”.元代士人不问国事,终日在勾栏妓院中和优伶一起鬼混,也和元的等级制度有关.元代的士人几乎是集体退隐.明朝的情况又特殊.朱元璋是个天才,他由一个贫苦的农民、叫花子,依靠士人当上了皇帝,但又总是怀疑士人看不起他,因而他大杀了一批士人,还发明了“批颊”即当面打士人的嘴巴,动辄便把士人打死、掼死,这是他自卑心理造成的,从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一个人只有得到别人尊重时,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着想;一个人得不到别人尊重时,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个人,甚至会毁坏国家、损害他人.所以,历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尽力维护国家,而太监、佞臣等靠自残或迎逢而深居宫廷,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往往就会损害他人、损害国家.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在高压政策下,他们不得不为君所用,但也决无发明,仅是虚应故事而已.一旦高压解禁,曾被轻蔑的士人便只考虑个人,而不再考虑国家.当国家危难之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明永乐年间预修过《永乐大典》的慧和尚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到了永乐后期,国家尊重知识分子,对士人采取宽松政策,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还心有余悸,后来胆子大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传播画艺等为名,到国外去定居,在国外搞得好就不回国,搞不好又回到国内来,来去自由.这个时候,慧和尚又说:“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见陆容《菽园杂记》卷二) 朱元璋时代,知识分子虽然无负国家,但因心惊胆战,只能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事,个人的才智都没能很好地发挥.到了永乐年间,高压政策解除,知识分子得以解放,但曾被轻蔑又因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大都为自己着想,很少有人愿为国家献身,所以说“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但明代早期知识分子尚能知重名节,而中期至后期的知识分子连名节都不要了.《明史阉党传》上有一段总结云:“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雠,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最后说:“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历代的知识分子对阉人是不屑一顾的,而明中期之后,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利益,竟附丽于阉人,充其羽翼,而且“列卿争献媚”,何其鄙也.到了这一步,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

明末天下大乱,正是知识分子为国尽忠之时,可是朝中知识分子纷纷逃离.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时,崇祯帝敲钟召百官议事,竟无一人上朝.崇祯帝临死前写在衣襟上一段话就强调:“皆诸臣误朕.”(《明史庄烈帝》)“诸臣误朕”实从洪武年间的“朕”不尊重“诸臣”积累而至.明末陈洪绶目睹朝中官员所为,他总结当时官员“皆身谋而不及国”(见《宝纶堂集》).当年君待臣太狠了,君不把臣看重,臣也就不会把君看重,不为君谋,只好为身谋,也许是臣的素质低下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身为明朝高官并为一代名人的钱谦益、吴伟业、王时敏、王铎等等一大批文人都投降了清朝,心安理得地为新王朝怎么写作.钱谦益的名诗:“春风自爱闲花草,蛱蝶何曾拣树栖”,正代表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古以来,忠臣不事二主,而钱谦益却自比蛱蝶,无须择树择主,真是太没骨气了.

清初,统治者开始整治这批没有骨气的文人.据康乾时王应奎的《柳南续笔》卷二所载《诸生就试》所云:“鼎革初(清初),诸生(明所遗秀才)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主试考官)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伯夷、叔齐,周初忠于商朝的隐士)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按《清朝野史大观》有相同记载,文字略异)清王朝告示隐逸之士,如果出来应试,朝廷便会录用.这些没有骨气的“隐士”便纷纷参加考试,一参加考试,就是想当清朝的官,也便失了节,便不是隐士了.但清朝录用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都被赶回老家,官未当上,隐士也当不上了,好不凄凉啊,虽有怨也无法出于声,只好藏于心.清王朝在明清易祚之际杀了一批抵抗的文人,然后又收写一批有才学之士,隐居之士中有才学之士又一次被收写,对剩下的文人便愚弄一通,一脚踢开.有怨声又能怎么样无非是咒骂几声.于是清统治者采取第三步措施,大兴文字狱,把一批有怨声的文人抓起来判刑,割去脑袋,脑袋一割,就不能再咒骂了,其他的文人也就老实了.软硬兼施,威恩并济,清统治进一步巩固之时,文人们也被整苦了.

从此,文人们无所适从,只好继续钻到故纸堆里考证点文字.无所适从之后,便是无不适从.清中期黄易写了一联云:“左壁观图,右壁观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正是文人们的生活写照.明朝君待臣开始硬,后来软;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软再硬,这软硬交替用于士人身上,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失去了士人在社会中的领导形象和作用.“无所适从”还反映了他们的苦痛,“无不适从”则自己变自己为无足轻重的小人了.洪亮吉那段名言:“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等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等士大夫之行为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大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士大夫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被朱元璋和清统治者整得不再尊贵了.古时候,士大夫有很高地位,很体面的身份,明以前士大夫(臣等)与君议事不用下跪,乃至“刑不上大夫”,现在他们动辄下跪,被打、被抄杀,与小人无异,甚至不如小人自由,身价如此,什么事还干不出来呢?

时代如此,文人如此;文人如此,时代如此,清王朝也就渐渐软弱了.

早期隐士,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有的确是厌恶官场生活,隐居后,致力于文化建设;有的隐居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如商山四皓,如陶弘景隐居山中,从事道、儒、佛的研究,但仍为朝廷谋划大事,被称为“山中宰相”.孔子曰:“隐居以求志.”隐居为求其志,而非消极无所求.

明清时期,朝中的官员都“身谋而不及国”,隐士们隐于山林、隐于市、隐于朝而皆无所追求.他们隐居是无可奈何,因此,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官也无所谓官.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不得不隐的情况下而隐,后来却变成了真隐.

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而且,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远.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尽管陶渊明也曾“金刚怒目”,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柔”,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王维也如此.“南宗”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巨然到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柔”为特色.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画更柔.“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别是庄子的境界.和历史上隐士一样,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内刚.《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之胜刚”,“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处上”,“至柔”为了“至坚”,为了“攻坚强”;“无为”为了“无不为”,庄子同之.庄子的“柔”,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内为高度,所以《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学老、庄,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嵇康学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锺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阮籍学老、庄,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长叹“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学老、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唐人之前的画,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学老、庄,外柔已向内渗透,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而明清人学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内在本质,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画中皆可见到.正是时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刚强、不反抗,仍然动辄被腰斩、杀头、批颊、掼死,召之即来,驱之又必须即去,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因而形之于“态”(文学艺术作品),何来刚强?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见刚,后期的“柔”则是柔软无骨而萎靡了.

淡:老、庄的“淡”固然指自然无所饰,也就是“朴”,朴而不能巧,《庄子》云:“吾师乎,吾师乎等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外,《庄子》的“淡”还有纯、静、明白之意,《庄子》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则早期的“淡”都有自然无饰、纯、静、明白之意.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老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黄山谷《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这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触目可见.但后期的“淡”虽然看上去似自然无饰,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却无法掩饰,完全靠技巧刻画而成.前期的“淡”,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后期的“淡”,却如花园中的检测山检测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们在相同中却能看出不同.当然,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董其昌、“四王”的画技巧皆高于前人,但人们在其画中仅见技巧,而见不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后者有精神状态,那只是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像恽南田算是真正的隐士了,他的画以“淡”为特色,但却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远: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或从高处退下来,都立在“远”处,“心远地自偏”,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都给人“远”的感觉.我曾写过《诗有“三远”》一文,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是平远,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是高远,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是深远.”而隐士们的“远”只是“平远”,鲜有“高远”和“深远”.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平远”一种.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高远”和“深远”为压抑和险危,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平远”之景.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尤甚.影响所至,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平远”方面发展了.其实,“高远”和“深远”更有气势,而隐士们(包括隐于朝、市的“隐士”)“百年心事归平淡”,只在“平淡”上着眼,“平远”更近于“平淡”.他们还要“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刚劲”和“雄浑”都要反对,因为这和“平远”、“平淡”不合,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一般说来,“平远”的用墨较淡,只画中景和远景,鲜画近景,淡而远,平而和,在平和、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远”和“淡”的境界,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物不平则鸣,痛苦和不平正是产生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壤上产生的文学艺术,有其共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