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出版活动综述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界和出版史学界對党的早期出版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版传播、早期出版发行机构和出版人物、建党初期出版物等研究方向积累了不少的成果.梳理相关研究,可进一步促进党的出版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关 键 词：；出版活动；研究综述

中国于1921年7月1日成立.所谓党的早期出版活动,应该包括从党的筹备期(五四时期),直到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大约十年的时间.中国自筹备和成立初期就高度重视出版宣传工作.这个时期党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方面,在出版发行机构的建立方面,在革命报刊、书籍的编写刊行方面,都有可喜的成绩.它一方面促进了党的思想武装、理论建设和组织发展,另一方面也很好地配合了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界和出版史学界對党的早期出版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不少的成果.本文将从几个最重要的侧面,對相关研究做一个概括,以期进一步促进党的出版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出版传播的研究

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让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较早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著作是1983年刊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该书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工作回忆”,是由各个时期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下简称“马恩著作”)翻译和出版工作的同志亲自撰写的回忆文章,以及由了解他们情况者写的介绍文章,共30篇；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是由胡永钦等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按年代顺序概述各个历史时期马恩著作翻译和出版的情况.建党初期马恩著作的翻译出版情况是该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史料丰富可信是其重要特点.

稍后出版的《(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属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个案研究.该书论述了以下问题：马克思對中国人民命运的关注；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习《资本论》的足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论》在中国传播的先声；俄国十月革命后《资本论》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过程和《资本论》在延安、在新中国的翻译与出版传播的情况.书后附录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资本论》传播的主要文章篇名索引.这一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其中主体部分是建党初期的传播活动.

除了以上专著,《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包含了列宁著作在20世纪头二十年译成中文的篇目、汇编本目录、译文年表等丰富资料.而《红色中华第一书——<宣言>》展示了《宣言》中文第一、第二版原貌,书的两边展现了迄今为止发现的《宣言》中文第一版红色书影和第二版蓝色书影；书的上沿和下沿展现的是北京红展网主任、主编范强鸣的70种中文版《宣言》和70种《中国章程》(“三大”至“七大”)等丰厚的历史文献,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出版史和党史著作中,有关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翻译、出版与传播活动的论述,也一直受到重视.

《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第十二章“中国领导的出版事业”,第一节就是专题研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人与出版”.作者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和马列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以及中国领导下的早期报刊出版.其间既有宏观的总体审视,又有重点书刊的深度分析.王晓岚著《中国报刊发行史》是一部出版专题史论著,设有“建党初期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党报发行”专章,注重史料挖掘,论述细致全面.作为集成性的专史《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用两章14节的篇幅,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早期马列著作出版事业的历史发展.作者把1919～1920年作为马列著作出版事业的创始阶段；把1921～1936年称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工作的生动开局”阶段.书中對于重头经典著作、重点宣传刊物、重要出版人物一一进行分析研究,同时还有历史背景的讨论、分门别类的归纳、出版特点的概括.

综合性的党史著作對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也多有论述.以新近刊行的《中国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为代表.该书第二章“五四运动和中国的诞生”用了超过13页的篇幅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书中對各种新思潮的涌现、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成长、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等,进行了全面分析.作者高屋建瓴,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活动,置于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革命史的大背景下来探讨,给人豁然开朗之感.

研究马列著作翻译、出版与传播情况的文章,据笔者统计有近70篇.大多为专人、专书、专刊、专题性的介绍,有一定的史料性、知识性、创新性,但低水平重复者也不少.从时间看,最早的文章是刊载于1951年7月13日《大公报》的《<宣言>在中国》,作者万斯年.最新的是刊于2011年第2期《新湘评论》的两篇文章,即舒责的《<宣言>第一本中译本在中国的传奇经历》和沙健生的《<宣言>中译本的出版与中国的创建》.其中一些文章或角度较新颖,或选题有特色,或考辨深入.兹举数篇,以见一斑：贵方的《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载《解放日报》1957年6月22日)、张静庐的《关于列宁著作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年代问题》(载《人民日报》1961年3月12日)、周文熙的《<法兰西内战>的写作及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载《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2期)、杨荣华的《中译本<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初版时间订补》(载《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等等.

二、关于早期出版发行机构的研究

研究早期出版发行机构的专著很少见,目前只有《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文化书社1920年8月由创办于长沙.该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化书社当时见诸报刊的文件、资料；第二部分为文化书社九个分社的介绍；第三部分为目前找到的有关文化书社的回忆文章；第四部分为论述、研究文化书社的文章.该书以史料搜集整理见长,旁及理论探讨.近些年另有不少文章专门探讨文化书社,后文也将提及.

一些综合性现代出版史论著對中国早期出版发行机构的研究还是相当重视的.《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国出版史》(下册)都對20世纪20年代的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以及党的其他出版发行机构进行了描述.以史料收集整理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除了對人民出版社、党的出版领导机构有所论述外,还侧重将进步社团与出版发行机构结合起来予以讨论,如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利群书社、齐鲁书社与励新学会,等等,从材料到观点就多有新的创获.而《中国编辑史》(修订本)重点从编辑的角度,探讨中国早期的编辑出版活动,其中“新青年丛书与新青年社丛书”、“上海书店及其编辑特色”等专题就不同于一般现代出版史著作的论述,即便介绍人民出版社也更注重其选题特色与编辑价值取向,显示出鲜明的“编辑史”视野与特点.

笔者搜集到的有关研究早期出版发行机构的专门文章有40多篇.最早的是徐白民的《上海书店回忆录——1923年》,这是一篇史料性文章.最新的则有朱少伟的《我党建党初期也曾有一个人民出版社》(载《党的建设》2009年第10期)、夏雨的《中国的第一个出版社》(载《人民政协报》2009年11月5日)、郑华的《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纪念创建文化书社90周年》(载《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期).

中国出版史知识的普及无疑是有意义的,笔者查阅到的40多篇文章不少于半数是出于此类目的而成文的.此外,较有学理性和历史资料价值的论文数篇更值得重点评介.曹予庭《党在早期设立的出版发行机构》(载《出版工作》1981年第8期)對我党1921～1927年间先后创立的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和长江书店,逐一梳理其创办经过、出版物情况；最后总结它们的共同经验,具体表现为：出书有明确的目的性,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注重宣传效果,利用多种形式,出版多样书刊,为不同类型读者怎么写作；此外,在书刊的装帧设计、发行等方面也高度重视.文章有分有总,史论结合,讨论得比较深入.林炜《新青年社概况》(载《出版与发行》1986年第5期)在简要介绍《新青年》杂志的基础上,仔细梳理、全面叙述了该社出版的28种图书.作者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考据,查阅了一手资料,掌握了这些书籍的名称、内容及其他信息.这样的研究虽名曰“概况”,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关涉党的早期出版发行机构研究的文章,比较有特色和价值的还有：王火的《长沙购书记——关于长沙文化书社的资料》(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黎戈的《华新印刷厂——党过去在津的秘密印刷厂》(载《天津晚报》1962年9月27日)、董受之的《回忆上海书报流通处》(载《出版史料》第一辑,学林出版社1982年版)、严长松的《利群书社的创立及其對青年的影响》(载《荆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和李万青的《文化书社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和活动中的历史地位》(载《湖南党史》2000年第5期)等等.其中,有的注重深挖历史资料；有的选择新的领域；还有的将党的出版史与组织史综合考察,得出富有启发的观点.

三、关于早期出版人物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出版人物并非职业出版家,而是集革命家、政治家和编辑出版家于一身的早期人.其中一些领袖人物如、周恩来、张闻天的编辑出版活动时间跨度较长,相关的研究著作文章往往涉及的范围也较广.

专门研究党的领导人早期出版活动与思想的著作少见刊行.几种以人物为主要研究對象的综合性论著与论文集如《出版实践出版思想探论》(袁亮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与中国出版》(袁亮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编辑思想与实践》(陈其相等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袁亮编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年版),部分内容涉及其研究對象在建党初期的编辑出版活动.专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和森与(向导)周报》.该书以中国早期卓越领导人蔡和森(1895～1931)与《向导》周刊的关系为研究對象,从新闻史的角度考察了他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的《向导》周刊的发展过程和其历史贡献,从政治史的角度论述了蔡和森及《向导》對新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研究出版人物在建党初期出版活动的文章约有100篇.其中最早的是刊于1957年2月25日《新闻与出版》方汉奇的《李大钊与<晨钟报>》；最新的则是杨军的《邓中夏的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载《编辑之友》2010年第1期).上百篇文章进行专门研究的出版人物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施洋、李达、博古、李求实、陈望道、蒋光慈等.

有关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一直比较热,相关文章数量也较多.研究文章或者以《湘江评论》为观察点,探讨的早期编辑出版活动,其中有李锐的《主编<湘江评论>》,钟镇藩的《和(湘江评论)》(载《思想研究》1984年第3期)；或者从编辑史切入,探求编辑思想与活动,其中有王能昌的《早期的编辑生涯和编辑思想》(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孙景峰的《早期编辑活动的渊源、特点和历史地位》(载《编辑学刊》1994年第1期)、匡云的《早期编辑实践及特点初探》(载《平原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和葛宝华的《青年时代的革命编辑活动》(载《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或者着眼于报刊,结合新闻与出版来分析的编辑出版思想,如吴昌林的《的报刊编辑思想初探》(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陈昌荣的《的早期新闻出版实践》(载《思想研究》1995年第2期)和潘德利的《中国书刊史中瑰丽的一页——早期的办报活动》(载《党史纵横》1997年第12期).

對中国成立时期的其他创始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出版活动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其中有些篇章或方法新颖,或角度独到,或定位准确,或拾遗补缺,或相互比照,兹举数篇：熊崇善、李其驹的《李达与出版工作》(载《出版史料》第六辑,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蒋曙霞的《建党初期李达的出版活动》(收入《出版史研究》第一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段乐川的《李达的编辑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载《出版科学》2005年第4期)；方行的《李大钊早年编译出版的书》(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3期),蒋成德的《李大钊早期报刊编辑的思想风格》(载《冀东学刊》1997年第3期),郭培中的《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革命先驱李大钊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初探》(载《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颜丹的《略论李大钊的新闻编辑思想》(载《安徽文学》2009年第1期)；张辉学的《陈独秀——新型报刊的奠基人》(载《怀化师专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2期),黄勤堂、齐保国的《论陈独秀早期的编辑出版活动》(载《编辑学刊》1989年第3期),张辉冠的《陈独秀的早期出版生涯及其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地位》(收入《新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

与出版发行机构研究相比,学术界對建党初期出版人物的探讨更加深入、细致.除了一些党的创始人,专家们對早期其他出版人物的研究也给予了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出版史的空白.如,瞿光熙的《蒋光慈与春雷<文学专号>》(载《人民日报》1961年8月31日),邓明以的《陈望道与大江书铺》(收入《出版史料》第二辑,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曹樨予的《李求实与<革命歌集>》(收入《出版史料》第一辑,学林出版社,1982年版),万建强的《江西党团组织创建人的出版活动》(收入《新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舒义顺的《施洋与<真报>》(载《新闻知识》1994年第3期),平雨的《博古早年编辑的刊物》(载《出版参考》1996年第1期),李秀珍的《张太雷创办<人民周刊>的功绩》(载《广东党史》1998年第4期)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出版史的内容,展示了我党早期文化出版工作的实绩.

四、关于建党初期出版物的研究

传统出版物主要包括图书、报纸和期刊.建党初期编辑印行的图书中,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个重点,對此前面已简要介绍.其他书籍的分析考辨似乎并不很多,仅有的部分文章,多侧重于史料搜集和辨析,其中有蔡尚思等的《关于李大钊全集目录》(载《大公报》1951年5月24日)、雨窗的《上海平民学校和青年平民读本》(载《解放日报》1957年3月17日)、李科友的《一本红色历书》(载《文物工作资料》1965年第2期)等.

报刊无疑是建党初期出版物的重头戏.叶再生、王余光、吴永贵等人的出版史著作论之皆详.以党的早期报刊为研究對象的文章,也差不多占了早期出版活动研究的一半略多.笔者查询到的此类文章约有180篇,其中最早的是邓拓的《<中国青年>和恽代英同志》(载《中国青年》1949年10月第23期),最近的是贾临清的《周恩来编辑<赤光>的特点和意义》(载《编辑之友》2011年第3期).

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报刊的个案解剖仍然是重点,或以介绍为目的,或以考据为特点,或以历史定位为宗旨.具体涉及的报刊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中国青年》《前锋》《向导》《中国工人》《劳动周刊》《晨钟报》《天问》《先驱》《劳动者》《工人之路》《少年先锋》《人民周刊》《红旗》《犁头》《中国农民》《新少年报》《劳动界》《春雷》《红灯》《小孩子周刊》《济难儿童》《工人生活》《中州评论》《正义报》《消息》《汀雷》《战士》《布尔什维克》《觉悟》《觉邮》《火曜》《曙光》《安源旬刊》《斗争》《政治周报》《中国学生》《互助》《赤光》等等.有的报刊用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这些报刊分布的区域也十分广泛,除了上海、北京、广州这些重点地区,研究者對其他区域的早期报刊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推出了一些有新意的成果.例如,理文、草明的《厦门党团组织的早期报刊活动概述》(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年第4期)、张民德的《开封近代中国所办之报刊》(载《中州今古》2003年第4期),别开生面,内容新颖.

还有一部分文章偏于對报刊进行综合性研究,这些论文比较注重历史的勾勒和规律的总结.宁树藩的《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1920～1927)》(载《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2期),對建党初期做了全时段的描述,总结了早期报刊演进史的鲜明特点.何守义的《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革命报刊简介》(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1期)则全景式地概述了建党初期的主要报刊,给读者一个宏观的、总体的印象.而王晓岚的两篇长文《中国早期党报管理之研究》(载《新闻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早期党报发行研究》(载《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分别从管理和发行角度深入探讨我党早期报纸的发展问题,资料丰富,论述清晰,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张秋实的《中国早期报刊工作述论》(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则對我党早期报刊孕育、产生和发展历程进行概述,进而总结其出版特点,分析其對中国革命所起的促进作用.周树立的《早期党团刊物汇集上海出版的因素述论》(载《中国出版》2011年第2期)是一篇视角新颖之文.作者基于對上海地理位置、社会历史环境与现实条件的综合分析,解释了20世纪20年代我党集中在上海创办一批刊物的历史原因,深化了對党的早期报刊史的认识.

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對党的早期出版活动进行整体性论述的文章也有数篇.包括：毕无畏的《我党成立前后的无产阶级新闻出版业》(载《中国记者》1991年第6期)、念选的《党的早期宣传出版工作史料》(载《中国出版》1991年第9期)、张辉冠的《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出版业》(收入《江苏出版史(民国时期,学术讨论会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慧珍的《创建时期的图书馆和图书出版事业》(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4期)、蒋曙晨的《“一大”前后党的出版工作》(载《出版科学》2001年第3期)、张召奎的《中国早期的出版业》(载《新闻出版交流》2001年第4期)和王占波、孟庆春的《中国出版史探赜：初创时期》(载《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等等.这些论文,有的在时间跨度上有所不同,有的在研究重心方面各有侧重,有的在论述范围上适度扩展.我们相信,随着党史尤其是中国现代出版史研究的深入,中国早期出版活动的探索也将会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