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学理的文学焦点

詹姆逊在其《政治无意识》一书开篇即提出:“永远历史化！”这句口号去年被伊格尔顿加誉为“一个命题,”并要求它返归自身,即将“永远历史化”本身“历史化”.由此可见,“历史化”是多么深入人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后现代主义的一杆标尺,一个留给我们并影响久远的思想遗产.迄今为止,在文学理论领域里已经很少有人还坚执超历史的和唯一性的客观本质主义理念了.

本文题目所标示的观点当然也是“历史化”的产物,并不具有“因为是文学理论,所以必须以文学为焦点”的逻辑主义终极性.事实上,正是因为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焦点的游移、模糊和淡化,研究维度中意识形态理论、文化理论、政治理论等非文学因素的态势过强,才因时因地地提出了纠偏的主张.这一主张的“历史化”意味着,它越是短命,便越彰显其意义.

一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1960年代以来西方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研究的人开始热衷于研究具有错综性和跨学科特征的文化理论.以至于卡勒在《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的第一章必须先讲“理论是什么”:“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这可不是指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纯粹的‘理论’.”这似乎是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举措,隐示着“理论”对“文学理论”的统摄,以及“文学理论”向“理论”时期的转向.

然而时过境迁,塞尔登等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却在新版本“结论”中提出了“后理论”的主张,宣告“理论的终结”:“新千年开端的一些著述却奏响了新的调子.等因为大家的共识是,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消失的不仅是理论那个权威的大写字头,还有和它紧密联系的一群明星的名字,特别是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变体联系在一起的以法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那些人:巴尔特、阿尔都塞、福柯、拉康、德里达、波德里亚、利奥塔德、克里斯蒂娃、西苏、斯皮瓦克、芭芭和詹姆逊,这些人主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思想.对我们来说,现在好像再没有什么单一的正统观念要遵循,再没有什么新运动要追赶,再没有什么困难的、充满哲学意味的理论文本要读了.”当然,“后理论”只是对现在进行时态中的文学理论动向的及时有力的概括和描述,一定程度上也出于前瞻性、预测性的动机和敏锐地赋予当下开新意义的企图.

尽管如此,在未完成、多路向的“后理论”中,我们还是能够看清一个重要的主导倾向,即对“理论”偏离文学本位的不满以及呼唤重返文学、文学性、文学文本的理论建构.在《结论:后理论》中,塞尔登等作者列举了12位文学理论家的观点,除了伊格尔顿坚持其一以贯之的政治批评立场并游离于“文学”话题之外,“其他人却寻求对文学和审美的结合,或重新构筑与它们的关系.”也许,卡勒的学术经历和观点漂移非常具有典型性.卡勒以《结构主义诗学》为代表的早期研究偏重诗歌语言、结构、体裁、接受的文学性研究.但在“理论”时期,卡勒完成了从结构到解构、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转向,面对“是非文学的讨论太多了,而这些问题与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指责,卡勒起而为“理论”对于文学的“元理论”地位辩护.进入新世纪以来,卡勒重新审视“理论”对文学与文学性的遮蔽,指出:“也许该是在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从诗学到游离诗学再到返归诗学,卡勒似乎走了一个圆圈.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这个“圆圈”是有意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一面.经过“理论”的洗礼,本质主义的幻想动摇了,多元主义的信仰坚固了.这或许是重建文学理论的文学焦点的一条新起跑线.

与塞尔登等人在《结论:后理论》中主要概括了一些文论家论著和文集的观点不同,周启超在其主编的《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总序”中,从教材的角度反思与梳理了近年来国外文学理论的动向,以“积极面对当下国内文论发育的生态失衡.”国内文论界的态势,由于西学东渐或曰与国际接轨的“时间差”关系,似乎总有滞后的不对接现象发生.在西方对“理论”的控制出现厌倦之时,国内对“理论”的热衷正大行其道.所谓“生态失衡”,即“这些年来,随着文论界学者向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或文化学的大举拓展,文学理论在日益扩张中大有走向无边无涯之势.相对于以意识形态批评为己任而‘替天行道’的‘大文论’的风行,以作家作品读者为基本对象的‘文学本位’研究似乎走到了尽头.”这是对当下国内文论界现状的描述,同时又投射出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理论”全盛时期西方文论界的景观.但西方晚近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文化理论与意识形态批评的追逐转为反思,以解构主义为己任转为以理论梳理和整合为重心的建构主义,尤其在法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都出现了返归文学本身和文学文本的文学理论学科自主性取向.周启超的结论是:国外同行并非还在“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实践中“替天行道”而流连忘返,“‘在反思中整合,在梳理中建构’――则是我们从对今日国外同行的所思所为的一番检阅中获得的一个最为强烈的印象.”

事实上,上述西方文论界的新动向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后理论”的新提法也未得到国内文论界的普遍认同从而激发对“理论”的深入反思.一方面,“理论”无疑具有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特征,它所拓展的多元化路径以及潜在的开新能力是不能轻易弃绝的,这也是它的历史功绩和重要精神遗产.但另一方面,“理论”确实阻碍了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发展和自律性探求,使其变为“理论”自身的附庸以至奴仆,从而陷入身份不明的尴尬境地.文学理论是不能长久失去其文学焦点的,尽管文学没有客观化、本质化的定义,文学始终是历史化、地方化的共识与惯例.但只要文学以共识与惯例的存在方式显示自身,那就必定会滋生出以文学为聚焦点的理论建构的需求,即使需求不等同于现实.于是,“后理论”时期一条可能的探索路向便是:后现代主义(这里主要指反本质主义)与审美主义(文学本位、文学自主性的一种表述)的结合.它既是对“理论”的反拨和吸纳,同时又不是无原则地返归“前理论”的文学本质主义窠臼.

二

重建文学理论的文学焦点,无疑与文学自主性、独立性和自律性的观念相关.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与评价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诉求.这种诉求曾经以“为文艺正名”、反对“工具论”、“回到自身”、“向内转”、文艺本体论、审美本体论、形式本体论、文学审美论、审美自律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口号、理论形态或仅仅是理想化设计的方式表达出来,一时确实蔚为大观.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理论”的引入与浸淫,以“本体”、“审美”、“自律”为关 键 词的文学自主性诉求便被边缘化了.

对这种诉求及这段历史的深入分析与全面反思是在新世纪初开始的.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而这种文艺的审美本体论追问则导致了以作品为中心的形式本体论的勃兴”,“然而,当形式本体论的‘形式’崇拜、‘语言’崇拜被推上极限,文学的本体探寻进入了一个封闭的体系而窒息了它的理论活力之时,文学本体论的形而上追问便走向了它的反面,即‘意义的消解’,形而上中心的拆除.‘解构’在‘形式’之后应运而生,从而使文艺本体论的回归文艺之本位的努力最终流产.”这种历史描述和解析可以简要概括为“历史淘汰论”.从文学审美论到审美本体论再到形式本体论,最后走向形式和语言崇拜的极端,于是物极必反,解构盛行,历史有它自身的逻辑.对“历史淘汰论”的质疑之一是:从当时文学理论界的整体情况来看,是否存在着形式崇拜的“极限”确实,当时一批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作品吸引了批评界对文体、形式、叙事方法和语言的关注,但是在80年代新启蒙的时代主潮之下,文体探索、形式研究事实上是被当作思想解放、现代意识、主体性、向内转的伴生性一环出现的.在文论生产的大势方面,尤其在系统性、体制性的文论教材理论建构方面,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还是占据主流地位的.也就是说,审美论并未走向极端,至少它与非审美维度保持着某种平衡与张力.对于这一点,“历史淘汰论”作者也不得不颇为矛盾和尴尬地予以承认:“由于中国传统文论思维方式的潜在制约,使得80年代中国文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无法成为彻底的形式主义本体论,而只能是为了弥补中国文论少有形式批评的重大缺陷,避免艺术理论王国的残缺不全和半壁沦落,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在多数文论者那里,形式主义文学本体论的研究还仍然是连接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相似度检测领域,是‘人本’和‘文本’的综合与互补,因而它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显现出学术观念与方法上的过渡性质.”简言之,不仅不彻底,而且无体系,尚在过渡阶段.这能说是已趋于极端而物极必反吗

质疑之二是“解构”代替“形式”的真实原由或主要动因是什么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与其说它是按自身逻辑演进的,不如说它接受西方的外来影响更大.正如80年代的审美自律论是在吸纳当时传入的各种西方现代文论的基础上达成的,90年代的“解构”也是后现代“理论”播撒的结果.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文艺学自身的内在纵向逻辑,而是逐新情结与开新焦虑所导向的外部横向关系的逻辑.因为后现代比现代更新,所以“理论”比“前理论”、“解构”比“结构”、文化理论比审美自律论更值得追寻.

对80年代文学自主性和审美自律论反思的另一种观点是“政治解构论”.这种观点认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律性诉求是以反对他律论、工具论为标帜的,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理论换一个角度看恰恰是高度政治化的,”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学理论的政治性.”类似的观点还大量出现在对当时盛行的“纯文学”、“审美非功利性”、“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概念、范畴和理论的解析上.大凡采取的是解构主义的策略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揭示其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政治语境、权力体制、精英利益的或彰显或隐蔽的关系,于是文学自主性、自律性诉求有了一张负面的悖论式的虚检测面孔.其最具批判力度和代表性的理论表述是:“文艺的自主性诉求具有远远超出了文艺本身的社会文化含义与政治含义.可以说,正是自主性赋予了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以特殊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一方面它借助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进入主流话语,另一方面它恰恰又通过淡化文艺的功利性、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突出其自主性自律性的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初次接触这样的观点,往往首先感到其掀去遮蔽、穿透盲区的震撼力,接着会不由地赞叹解构主义、权力话语理论利剑之快捷和开新能力.然而,当我们深入到“政治解构论”所要达成的目标以及内在逻辑时,疑问自然产生了.

首先是内在逻辑:既然不仅是审美意识形态论,而且还包括文学本体论、审美自律论也都是政治性,那么没有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可以宣称自己“去政治化”和“非政治性”,既然一切文学理论都避免不了政治性,那么唯有强调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干脆直言自己的政治性才是“政治正确”的.上述逻辑已经包含并论证了其文学理论的建构目标,即一种突出政治维度和政治性的、与建国后30年间主控地位的文学理论仅仅在政治内涵上相反的文学理论.具体来说,“政治解构论”主张的是阿伦特的建基在其“行动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之上的政治观,以及哈维尔的“本真的政治”、“存在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我们无意在此评价怎样的政治内涵是正确的而游离论题.我们关注和质疑的是,建国后30年政治运动、思潮和工具论的文学理论,与80年代文学自主性、自律性的文学理论,是否因为都具有政治性而成为一样的政治层面上的文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与审美自律论、文学本体论难道具有同样的政治强度和政治功能吗显然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换言之,有无或者强弱政治维度是有区别的.否则,就不必要针对自主性、自律性提“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了.

所以,80年代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律性诉求不是因趋于极端而致过错,反而是浅尝辄止而未能发育成长,不是因为与当时的政治有宽泛的牵涉而必须抛弃,而是因局限于当时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丧失了多元的开新能力.仅以当时的文学理论教材在阐述自身目标时常用的“客观本质”、“普遍规律”、“科学形态”等词为例证,就可以看出将文学对象、人文现象等同于自然科学对象的本质主义倾向.

三

文学理论的现实状况是:“理论”多了,“文学”少了,“外部研究”强势,“内部研究”弱势,“理论”的“外部研究”失去了“文学”的“内部研究”的焦点.于是,在后现代语境(主要指破除“本质”客观性、永恒性、唯一性的反本质主义)这一新的基础上,返回80年代的文学理论自主性、自律性的诉求,就有了可能性与必要性.

近来,已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学理论还是“文学”理论吗姚文放指出:“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文学互不相干,举凡近期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如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文学经典问题、失语症问题、文学终结问题、文学边界问题、文化转向问题等,大多不是从文学创作、文学文本中产生,也不是为了解决具体创作和作品问题,而是从文学理论自身生发、衍化而来,乃是自我复制、自我增殖的结果.等如今做文学理论的人很多已基本不读文学作品,他们关注的对象无非是尼采、弗洛依德、海德格尔、迦达默尔、索绪尔、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拉康、德里达等,对于这些名家论著的研读,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文学理论的话题的泛化失去了文学的焦点,文艺学学者兴趣的非专业化倾向遮蔽了文学文本,这必然会反映在作为知识生产终端的论文上.一个有意思的统计表明,国内一流的《文学评论》期刊中的“文学理论”栏目,2005年至2007年三年发表论文109篇,其中没有引述任何文学作品的论文共75篇,约占全部论文的69%,引述文学作品的论文共34篇,约占全部论文的31%,前者是后者的二倍多.尽管一个刊物的统计数字有局限性,同时也没有不同时间段的参照与比较,但它与我们的大致印象与整体观感却是吻合的:文学理论重文学之外的各种“理论”而轻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文本.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个案是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那本《文学理论》.这本1948年初版的以注重内部研究、形式研究和英美新批评理念为特色的教科书,于1984年翻译成中文后对80年代的文学理论自主性、自律性诉求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人评价说:“在各种论述文学内涵、文学概念的著作中,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部视野开阔、论说严谨的作品.”很多高校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将其列为入门必读书,有的高校甚至为其开设“专书选读”课.为什么一本美国60年前的教材会受到如此重视原因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学内部研究的特色恰恰是我们将近60年来各种统编教材所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至今还是不可或缺和替代的,尽管它有视野与理论的历史局限,有一定程度的本质主义倾向.我们困惑的是:为什么多少年来我们编不出一本替代和超越它的教材我们的学术语境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在“理论”之后这种愿望是否有可能实现

重建文学理论的文学焦点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理论”和“理论时期”的成果.塞尔顿在评述“后理论”主张取消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同时也摈弃后现代主义的倾向时说:“对上述许多人来说,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或者说更一般意义上对文化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吗)的研究以及当代的种种理论都处于视野之外.这种对最近的过去的弃绝是令人惊异的.难道这个时代有太多错误的构思吗难道这类弃绝的术语不应该更仔细地思索吗难道现在的任务中没有一项要重新承担起对文学和文化以及当代的理论化,以便更完整地理解这些转型的或者说另一种思路的术语吗”他用提问的间接方式,表达了对“后理论”切割与“理论”全部联系的担忧和不认同,以及对“理论时期”后现代主义思想遗产的有选择的继承态度.毕竟,经过“理论”的熏陶与洗刷,大多数文学理论家不再会轻易接受单一的文学观念、文学定义,并认定它是客观本质的揭示或永恒不变的规律.这大概是“理论”带来的最深刻变化和最大的贡献.“理论”的负面作用则是将文学理论的边界不断向意识形态、文化、政治领域扩张,使共识性和惯例性的文学焦点变得模糊不清,最后导致“理论”直接代替了文学理论或变成了高居于文学理论之上的“元理论”.

同样,重建文学理论的文学焦点也不是要求再现80年代强调文学自主性、自律性的理论场景.与其说是返归文学、文学性、文学文本,不如说是在反本质主义的视角下对此进行反思、重构与再认识.在“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维度与审美维度之间的竞争、角逐还将进行下去.但它与80年代讨论同类问题的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80年代的学人相信一元论、独断论,不是你对我错,就是你死我活,当下的学人更接受多元论、对话论,对错会因时而定,竞争、宽容、多元是为了不断地创新.就本文提出的后现代主义与新审美主义结合这一思路而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的构想保持一种学术生态上的平衡.

注释:

(1)(4)[美]乔纳森卡勒著:《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第1至18页.

(2)(3)(5)(17)[英]拉曼塞尔登等著:《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至327页,第338页,第329页,第339页.

(6)(7)(8)周启超:《多方位地吸纳有深度地开采》,[英]彼得威德森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总序”第20页,第1页,第2页.

(9)(10)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至201页,第262至263页.

(11)(13)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12)(16)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第82页.

(14)(15)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正文及注释(4).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