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怎么评

赵勇：1963年生,山西晋城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著有《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等著作四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手头做一个活儿,得给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找一篇赏析文章,没想到让我费劲不少.此前已从“中国期刊全文书据库”上下载过一篇：《自由的追求与捆绑的痕迹――重读〈大淖记事〉》,光看题目,觉得与赏析有关；仔细一读,却看出了一堆问题.此文对《大淖记事》的结构很不满意.作者说：“小说前三节从大淖四季美景着笔依次介绍淖东与淖西的风土人情,直到第四节才正式引入主要人物.这种结构方式的缺点显而易见,它使小说行文散漫甚至芜杂.”关于《大淖记事》的结构,自从有了这篇小说就有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作者信其一种,也算是见仁见智.但再往下看,却越说越邪乎.作者认为汪曾祺虽在不少文章中批判过当年的“三突出”,“但当我们翻开《大淖记事》,却不得不遗憾地说在这篇抒写自由的小说中作者所使用的创作方法正与之暗合”.居然在《大淖记事》中读出了“三突出”创作法,不由得让我精神一振,急忙睁大眼睛看下文：“《大淖记事》中的人物在善恶上极其分明,似乎只存在或善或恶两个极点的形态.前者以巧云、十一子为主要代表,另有以老锡匠为首领的锡匠和淖东的挑夫；后者则是以刘号长为主要代表的水上巡逻队.作品在行文中对这几类人物的描写可谓云泥之别.巧云与十一子,作者进行了生动而精彩的肖像描写,其美好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过目难忘.对老锡匠等善良民众采用白描手法,细状其生活,虽不见其人,其行栩栩如生.而对刘号长等则以粗笔勾勒,语含讥讽.在情节讲述中,巧云与十一子的相恋相爱是整部小说最美最富有诗意的部分.其中叙述墨淡情浓.‘巧云落水,十一子相救,两情相悦’和‘十一子重伤,巧云深情看护’等章节的书写令人感动.而与之相对,刘号长两次行凶均施以淡笔,暴力强权的恣肆被消融在作者娓娓叙述之中.”

坦白地说,读完作者提供的分析,我也依然没弄清楚《大淖记事》怎么就跟“三突出”有了关系.依我之判断,《大淖记事》等汪氏小说当年之所以被人青眼相加,恰恰因为它们是对“三突出”的反动.看来作者对何谓“三突出”不甚了了,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讨论.汪老头儿是达观之人,倘若他地下有知,听说自己的小说成了“三突出”的产物,估计也还是要生几天闷气的.

手头还有本《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此书谈到《大淖记事》时赞赏有加,就想辑录其中的一些文字,以为赏析.那两页评论没细看,对准它们就往电脑里敲,越敲越觉得不是滋味.比如,作者谈到此小说“故事新奇”时有如下说法：“用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看巧云,也许你心中会涌起几分遗憾和惆怅,但只要看看巧云和十一子这两个劳动人民的后代,他们自己并不在乎什么‘’和‘纯洁’,他们在恶势力面前宁死也不求饶,依然真情地吻,真情地调笑,于是我们便会惭愧地想到,任何悲天悯人的泪,都是对他们的一种亵渎,他们是真正出污泥而不染的并蒂莲.”再往下看,还有对“立意新奇”的分析：“虽然写的是发生在旧社会富于悲剧意味的爱情故事,但作者出人意料、别出心裁地用一枝抒情的笔去叙述这一切.这就使我们看到并感受到,即使在夜色如磐、蛇蝎横行的旧社会,劳动者也依然不会放弃对美的追求,也不会放弃显示信心和力量的爽朗的笑.再由此深入一步想,人生总会遇到坎坷和磨难,巧云和十一子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尚且还能昂着头生活,我们还有什么征服不了的大海,越不过的高山?”

我的天!怎么能这么写?“劳动人民的后代”,“并蒂莲”,“夜色如磐、蛇蝎横行的旧社会”,“还有什么征服不了的大海,越不过的高山”,这些用词和句型,似乎是要让人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用六七十年代的思维方式去为80年代的作品叫好,这好就叫得怪模怪样.

不死心,再去“中国期刊全文书据库”里碰运气,果然又有新作问世.一篇文章题为《污浊何以成圣洁――从文化批评视角重评汪曾祺〈大淖记事〉》,没想到此文读后,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作者一开篇,就为《大淖记事》定下了这么一个基调：“笔者每次读到这篇东西,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大淖东头妇女那种混乱的关系,及其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明明是一淖污浊,何以在作者和一些评论家的眼里却成了一片圣洁?人类的社会生活包括关系,究竟还有没有最后的道德底线?人性的美与丑是否成了文学家手中的黄泥巴,可以随意捏弄?”既然在作者眼中,大淖东头污浊不堪,证据何在?原来是那些女人野得肆无忌惮：她们敢于脱光衣服下河洗澡,让“老骚胡子”望而生畏；她们敢于喊“好大娘个歪歪子咧”之类的号子,言语粗俗令人作呕；更可气的是她们大都家里有一个,外面“靠”一个,男人偷情拉边套,女人养汉傍大款.于是,打情骂俏,争风吃醋,拉拉扯扯,,如此乡风,岂能把黄巧云养育成个好货色?果然,作者开始数落黄巧云的“恶劣品性”,为了论证出黄巧云非为兵痞刘号长强行霸占,而是一种自然接纳,作者有了如下高论：

两者关系的初次发生,或非黄巧云主动招引,但等到她家的门栓被刘号长拨开以后,尽管她父亲还在家中,事情却进行得悄无声息.黄巧云对此没有半点拒绝,没有一丝抗拒,而是自然接纳.更为恶劣的是居然还收了兵痞所付的十块破身钱,这简直就是卖淫.事后她也觉得对不起自己所喜欢的十一子,但也仅仅是后悔她的第一次没有给十一子而已,“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从中可以看出,黄巧云并不觉得她不应该与自己真心喜欢的十一子以外的男人有这种性关系,因为其后她的家门一次次地为刘号长轻松进出,两人的往来持续不断,事情依然进行得悄无声息,此中有何霸占可言?而且此后有未一次一次收钱虽然难说,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此间她轮番交替与刘号长和十一子发生性关系,虽说她后来在与两个男人的性活动过程中身体反应有冷有热,但她所谓的亲疏之分也仅止于此.再说,她的身体与刘号长也曾热乎过一阵,谁能保证此后她身体的冷与热就不会翻个个?等她的身体辗转于两个男人之间.若非后来因外力而强行了断,未曾见到巧云本人有自行了断的念头.而且,当时的十一子还正值年轻漂亮、身强力壮之际,一旦到了他瘫痪在床、康复无日的时候,再来个张号长、李掌柜之类拨开门栓,黄巧云就能拒之门外吗?真能那样的话,她也就不是大淖东头的女人了.

说实在话,如此“刁钻”的读法,此前我还真没遇到过.回想自己80年代初读《大淖记事》,只是觉得无端地好,却没去想想好在何处.近来重读几遍,依然觉得眉清目秀,美不胜收.为什么此等小说佳品却被上面那位女性研究者看出了一团污浊和一片混乱?巧云曾被看做是爱与美的化身,为什么她却觉得其行丑陋恶劣以至于主人公“不文明”汪曾祺也在“反文明”?思来想去,有了如下答案.

一、《大淖记事》写毕于1981年2月4日,小说中的故事则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四十多年前是什么时候?30年代后期,也就是《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一书作者所说的“旧社会”.旧社会出现的人和事显然与新社会不同,如果那个年代被我们今天进化得非常先进的“文明”之眼看出了“污浊之气”,这并非小说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自个儿出了问题.这就好比今天的人们看《水浒传》,不能要求李逵、武松、西门庆须得“五讲四美三热爱”一个道理.汪曾祺写作此小说时,或许意识到今天的“文明人”已很难理解那个年代的事情,所以在小说第一节的末尾特别加上了几句话：“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这其实是在提醒读者注意,大淖东西两头各有一个小小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固然混沌无序,却也自有其法则维系.这种法则虽为饱读四书五经的人所不耻,却充满了野性与生机.对民间社会的野性与生机去赞而叹之,很可能是汪曾祺的写作动机之一,所以我们才会在小说第三节的终了读到这样的文字：“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作者站出来忍不住议论一番,似乎是要对当时流行的、也更“文明”的道德观念进行质疑.尽管小说并没有在这一层面上充分展开,但是读完整篇小说,我们依然可以形成潜在的对比：那些野性十足的女人与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文明人”相比,不是活得更舒展更健康吗?如此思考问题,就觉得《污浊何以成圣洁》的作者显然没有进入这篇小说的历史语境之中.她说：“《大淖记事》中表现出来的污浊之气,就在于大淖东头的这个社会阶层不具备一个正常社会阶层最起码的是非观念与道德观念,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里的妇女关系随便、混乱,她们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所爱的人,没有最起码的忠诚与责任,而且做事不考虑后果,包括对自己的后果,更不论对别人的后果.”孤立地看,是非观、道德观、忠诚与责任等等大词不能说不对,却没办法往《大淖记事》身上套.《大淖记事》本来是辆老牛拉的车,你却说它没有装上一台发动机,这都挨得上吗?

二、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汪曾祺对其写作动机曾有过大致交代：“小锡匠那回事是有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还记得.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尿桶.等我去看‘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四十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以正常眼光读这段文字,我想都不会读出什么问题.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污浊何以成圣洁》的作者做出了如下解读：“汪曾祺之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无法忘怀这个故事,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涉及到一个女人,一个鲜活、的年轻女人,正是这一点让昔日的青春少年浮想联翩,即使连该女的长相都未看清,但却‘无端地觉得很美’,并产生了强烈的向往.这种情思有增无减,而且因着40多年的积压导致了不可遏止的爆发,终于促使汪曾祺62岁时提笔抒写他的青春梦――《大淖记事》.小说不仅铺陈了名为黄巧云的这个女人的姿容和性魅力,还不遗余力地美化她的品行,有意增加了她勇敢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并且收养、照料十一子的情节,为她在性关系上的放纵及造成的恶果作开脱.等这些‘改写’和‘筛选’都出于汪曾祺这样的男性对一个年轻女人故事的强烈兴趣,所以《大淖记事》是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萦绕了40多年的青春绮梦、一个白日梦.”

这段文字去掉其学术包装,我想可以翻译成如下两句大白话：汪曾祺年少时就小不正经,一大把年纪了还老不正经；正是因为一点正经没有,所以才有了《大淖记事》.如果这里是想玩一把纯粹的精神分析学游戏,这种解释也算是好玩,但实际上,作者却是要为小说的反道德、反文明寻找心理动因.这么一来,事情就变得不好玩了.创作谈中,汪曾祺倒是使用了一个关 键 词――向往,但这里的“向往”就是如作者理解的“向往”鲜活、的年轻女人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或曰：究竟该把“向往”的内容理解成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真善美.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是不是真（汪曾祺写下这一句时他说他流了眼泪）?十一子遭刘号长等人毒打,至死也不告饶认错,这是不是善?至于美,小说则提供了更多的东西,似乎也更有说头.汪曾祺写“大淖”,先描环境之美,前三节内容娓娓道来,一幅风俗画尽收眼底.在这种美的环境中,两个主人公依次亮相――这又是两个“美人”.我们来看看作者对两人的肖像描写：“这十一子是老锡匠的一件心事.因为他太聪明,长得又太好看了.他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煞得很紧.走起路来,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锡匠里出了这样一个一表人才,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老锡匠心里明白：唱‘小开口’的时候,那些挤过来的姑娘媳妇,其实都是来看这位十一郎的.”在汪曾祺笔下,十一子毫无疑问是一位美男子.再看巧云：“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身材、脸盘都像妈.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写东西,甭管是写肉、写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写梳头油、雪花膏,写石碱、浆块,同样的钱,她写回来,分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显然,这又是一幅图.俊男靓女主人公,美轮美奂风景图,经过如此深铺厚垫,十一子与巧云的两情相悦便有了依托.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经过了“筛选”,但这种筛选合情合理.汪曾祺说：“大淖东边有许多粪缸（巧云家的门外就有一口很大的粪缸）,我写它干什么呢?”是啊,写粪缸干什么呢?向美则生,失美则死,汪曾祺显然是一个唯美主义者.

话说回来,这真善美中有没有之类的东西?《污浊何以成圣洁》的作者说有,我们姑且宁信其有.但问题是,即使有,也经过了弗洛伊德所谓的“升华”过程,否则,它们如何变成了文学?所以要我说,《污浊何以成圣洁》的作者在这里犯下了双重错误：在道德的层面上是阐释过度,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是阐释不足.一方面说得不到位,一方面说得过了头,得出的结论也就变得不伦不类了.

三、《污浊何以成圣洁》一文还有一个副标题：《从文化批评视角重评汪曾祺〈大淖记事〉》,可见,文化批评是作者起用的一个新视角.只是如此一来,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像《大淖记事》之类的小说,能不能使用文化批评?

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对于文化批评,我曾鼓吹过,也曾担心其批判精神的流失,但是为什么又说《大淖记事》之类的小说不能使用文化批评呢?这是因为文化批评本身自有其特殊规定性,它的批评对象也相对明确.简单地说,当许多作家不再以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身份写作时,当文学文本不再以“文学”的本来面目出现时,单纯地使用审美判断就说不清道不明,这个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文化批评对付它.所以,文化批评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批评对象逼出来的东西.批评方法或视角与批评对象的关系常常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文化批评风生水起,亦可以作如是观.另一方面,当一个作家依然奉行着古典主义写作原则时,面对这个作家生产出来的文学文本,最为保险的批评方式显然还是审美批评.

许多方面都可证明汪曾祺的古典主义情怀,这里仅举他一篇文章中的观点略加说明.在《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一文中,他先是谈到了《受戒》（此小说亦被《污浊何以成圣洁》的作者界定为污浊之作）的写作动因：“我写《受戒》的冲动是很偶然的,有天早晨,我忽然想起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段生活.等我感到作品中小英子那个农村女孩子情绪的发育是正常的、健康的,感情没有被扭曲.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样式,在当时是美好的,因此我想把它写出来.等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然后他又谈《大淖记事》的写作情况.重新叙述《〈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的主要意思,他特别强调了挑夫们的“高尚”和那个轿夫老婆的“高贵”,然后他说：“写了《受戒》以后,我忽然想起这件事,并且非要把它表现出来不可,一定要把这样一些具有特殊风貌的劳动者写出来,把他们的情绪、情操、生活态度写出来,写得更美,更富有诗意.没有地方发表,写出来自己玩,这就是美学感情的需要.”“我的作品反映的是解放前的生活,对当前的现实有多大的影响,很难说,但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一个想把生活写得很美很有诗意的人,一个能够想到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一个总是考虑“作者要有‘良心’,要对读者负责”的人,显然还在小心翼翼地遵循着文学写作的人文传统,依傍这种传统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与当今那些被媒体、出版机构、意象设计师召唤出来的文学产品判然有别.与这样的作品相称的只能是审美判断、审美分析和审美批评,如果你想拿件新式武器（比如文化批评）练练手,你一开始就错了位.错位的批评学理性越强,分析得越深越透,也就会离作品越远.因为那些耸人听闻的大话响词是批评者强加于作品之上的,而不是从作品中生发出来的.汪曾祺曾反复谈到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告诉他的一条写作原则：贴住人物写.文学批评岂不是也得贴住作品评?一旦贴不住作品,批评就说走了也写飘了.

看来,我终于无法在近年的《大淖记事》评论中找出像样的赏析文章了,只好跑到国家图书馆,把凌宇先生的《是诗?是画?――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复印回来.《大淖记事》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4期,此文写于1981年4月,刊发于当年《读书》的第11期.坦率地说,这篇赏析文字今天看来或许并不深刻,但是却充满了第一时间阅读的鲜活感.萨特说：“香蕉似乎是刚摘下来的时候味道更好：精神产品亦然,应该就地消费.”读了凌宇先生的文章,方觉此话不检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