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80后”文学入史

文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在大约一千八百多年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过了差不多五百年后,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也不甘示弱,说什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今天我们要问的是：那个“寸心知”的“文章”之“得失”,真的能成为“千古事”吗?杜甫发狠诅咒之后又过了一千年,清季衰末,新党纵议,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中高扬小说的功能,提出了“小说救国”论.

梁启超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梁启超那里,“新小说”被作为“群治”和“新民”的手段,经由“熏”“浸”“刺”“提”四种途径,小说“用之于善”,可以起到“福亿兆人”的作用.时至今天,我能确定的是：梁启超的说法,所谓“小说救国”绝对是对小说功能的夸大!梁启超过于夸大文学作用之处还在于他甚至认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是源于“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妖巫狐鬼”等一系列“诲淫诲盗”的旧小说的影响.“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文人型的政治家.等政治家的责任和文学家的良心常常冲突,使梁启超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呈现出矛盾状态.等梁启超的矛盾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它反映出传统文学观念在近代的投影”.[2]

什么是“传统文学观念”?什么是梁启超理解的“传统文学观念”?我认为,梁启超的“传统文学观念”是曹丕的文学观念.而另一种更古老的“传统文学观念”与此不同,那是孔子的文学观念.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们仔细研读这段话,你会发现孔子论文,不似后世那么夸大文学的作用.事实上,“兴观群怨”的“诗”根本起不到对国家大事的绝对干预,更谈不上可以“救国”,它的作用在于“讽化”,所谓“移风易俗”,“诗教”是也,文学对社会的发展充其量只能起到“补益”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曹丕那里所言的“文章”,也不是专指今天的文学,孔子所言之“文”,更在于“文明”之“文”.一句话,今天所说的文学,在古代的中国,实在是“馀事”,远远不是梁启超夸大的那样.事实上,民国以来,无论是梁启超的“小说救国”,还是鲁迅的“文学救国”,其实都救不了国.

因此,过于夸大文学的作用,或者过于在意文学的历史位置,都不过是文人们的自恋情绪罢了,我以为,文学自有其位置,用流行语言说：“将文学还给文学”,就好了.

“将文学还给文学”,是我思考“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的出发点.我既不想夸大这一群体文学写作的水平和影响,也不想贬低他们的价值和意义,也不想那么快的给他们找到文学史位置――我直截了当的认为：为“80后”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操心文学史位置,与“80后”写作者们没什么关系,那么年轻的他们也许根本不在意能不能入史,他们的前面,有长长的日子.所以,操心“80后”文学入史的问题,不是搞文学批评的人在杞人忧天,就是在与占据当代文坛批评话语权者争取批评的权力,争取批评家的位置罢了.

我也是这些批评者中的一员,毫不讳言我也有这样潜在的动机.但是,以我个人的研究状况来看,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只可以为“80后”一代呼吁和呐喊,而没有资格、也不必要为他们树碑立传、编纂史册.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观点,只有同一代人研究同一代人的作品才有话说,他说：“我始终认为一个批评家最好还是选自己同时代的作家来关注.因为是同一代人,他的感情和我差不多,他们想要讲的东西我可以理解,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读他们的作品有话好说.我心甘情愿做一代人的批评家,而不是什么都去批评的人.”[3]不过,我并不完全认同陈思和先生的观点,学术研究没有禁区,也不应该有什么人为的壁垒,对于并不是同代人的文学还是可以研究的.如果完全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观点,研究李白杜甫是不是还要在地下挖出一些唐代的批评家呢?我的观点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有共同的生活阅历确实是能有更多的“生活经验理解”,但是不必说不能研究.相对于“80后”文学写作者及其作品,作为“60后”的我,是没有和他们完全一致的“生活经验”的,因此,也难以在真实生活体验的层面对这一作者进行盖棺定论式的研究.所以,我认为,对于“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的研究更应当在以下几个层面展开,而不必急于将他们写入文学史,也不必焦虑于他们目前文学地位偏低和被忽略甚至被藐视的事实,历史在前面等着,我们只需要做我们该做的事就够了.

第一,我认为对“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要进行“文学实证研究”.文学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学作品,对“80后”文学的研究要进入内部研究,而不应当仅仅在徘徊,只是进行外部研究.从作品的数量来说,仅仅“80后”偶像派作者作品就有很丰富的产量,这为我们研究“80后”文学提供了大量的标本,对这些文本做细部研究,就足以产生实实在在的“80后”文学观察.以笛安为例,其“龙城”系列就构成了比较壮阔的画卷,我的同事刘俊峰先生的系列研究,提出了“80后世代”[4]的概念,就是非常好的文学内部研究.

第二,我认为对“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要进行“文学与文化的相关性实证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要关注写作者,更要关注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场域”构建,比如在韩寒的文学写作中,实际上构筑了一个比较虚幻的文学场域,一种寓言式的生活空间.比如在《光荣日》中,韩寒构筑了一个虚幻的城堡,这里的人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在那种看似荒诞和虚无飘渺的魔幻世界中,韩寒狠狠的调侃着我们真实生活中的种种虚伪和自以为是.在《1988,我想和世界谈谈》中,他同样采用虚幻的汽车旅行的小说模式,将现实生活中的景观移植到虚幻的生活场域中,以对底层的粗粝描述,嘲讽和调侃了检测正经、自以为是,描写了少年一代觉醒的过程.因此,对“80后”偶像派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要从文学与文化的构筑角度进行研究,揭示新的一作者通过作品,构筑他们的文化场域的可能性.

第三,我认为对“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要进行代际和国际两个领域的“文学比较实证研究”.“80后”一作者的文学笔触是广阔的,由于这一代成长于打开国门之后的文化空间中,因此从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很多乡土之恋和文化负担,他们更多的表达着现实的镜像.可以说,在这一代身上,更多的是梦幻色彩和现代意识.以张悦然为例,其文学写作具有明显的梦幻意识,同时作为个体,她的海外游学经历,也给其文学表达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与张悦然有着一样的经历,笛安的法国留学背景也在她的“龙城系列”中有所体现.所以,代际和国际应当成为“80后”文学深度研究的必要内容. 第四,我认为对“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要进行“文学与新媒体互动生成的相关实证研究”.不需赘言,这一点是“80后”文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文学传播的角度.没有新媒体,就很难想象“80后”可以如此任性、如此恣意.以郭敬明、韩寒为例,如果没有新媒体不断的推波助澜,很难想象他们会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对传统纯粹的文学面貌有所冲击,但是你很难不将他们的文学呈现与新媒体连接起来.尤其“80后”偶像派作家,其“偶像”的含义基础,便是新媒体.

第五,我认为对“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要进行“跨界研究”.可以说,几乎所有的“80后”偶像作家都存在“跨界”的现象,他们将文学、电影、网络、音乐、赛车和行为艺术、商业操作毫不犹豫地的结合起来,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和尴尬.对于“80后”一作者来说,写作与表演没有什么不同和分裂,赚钱和文艺产品天然地在一起合奏,一切都是生活,不存在精神洁癖和道德崇高症.韩寒和郭敬明比拼着办刊物、拍电影、做广告、出席各种表演仪式,以及最重要的“赚钱”.这些在80年代被批判的“商品化”倾向与他们同在.所以,“跨界研究”,打通和发现“80后”文学生活场域的壁垒、还原文学与生活的实证关系、切实地面对粗粝的文学真实和生活真实,是今后“80后”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景观,今天看起来硝烟弥漫、彼此攻I、互不认可与写账的批评界,在岁月流转的未来,也许只是些微水花.热闹沉寂,泛滥的不是事实,只是阳光太过刺眼,几个虚幻的光斑,迷惑了多少人的眼.以“小说救国”、以“文学救国”,使得文学担负了其不能担负的重任.一直以来,这种倾向并没有消失,尤其在理论家看来,文学及其批评似乎担任着天下的精神灵魂,这类夸大其词的情绪化和非理性态度,令批评界时不时硝烟四起、热闹非凡.每一代活着的人都认为自己伟大的不得了,今天弥漫在学术界、文学界的自恋和自大尤甚.我认为今天的批评界需要的恰恰不是“自信”,而应当是“谦卑”.说“80后”文学没有经典这样的话有意义吗?说“50后”“60后”的文学伟大有底气吗?入不入史很重要吗?我认为,文学不过平常事,不需要刻意追求,只需要扎扎实实的文本研究,提供以上五个方面的丰沛成果,就足以将“80后”一作者带入文学史了.

注释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夏晓红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5.

[3]《复旦教授陈思和：当代文学正遭遇“中年危机”》http：//cul../a/20150202/025466..

[4]刘俊峰著《80后世代的文化场域与媒介空间》,《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