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与新世纪山东文学的“难美”飞翔

日本学者和迁哲郎曾谈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局限性,认为不与空间相结合的时间并非真正的时间,应该把历史与风土互相结合起来,提出了“艺术的风土性”,即不同的地域空间的差异不仅造成了“精神结构的特殊性”,“还意味着艺术的、亦即艺术家想象力的特殊性”.观照新时期以来的山东文学,就不仅要从时间上进行梳理,而且还要从地域“风土”精神结构来追根探源.因此,本文将在梳理现代山东文学发展的时间维度外,重在分析影响和制约山东文学发展的齐鲁文化“风土”,在结合五四时期的文化反思的基础上,来寻求重铸山东文学文化之魂的现实途径,为新世纪山东文学的发展提供深层文化支撑.从齐鲁文化症候到倾斜的山东文学场

“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临淄亦海带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这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从齐鲁地域空间视角来观照齐鲁文化的精神内涵特征.“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我们仔细分析就会看到齐鲁文化是一种大陆型的山地文化,无论是“齐文化”还是“鲁文化”二者都是以“泰山”为精神视域的思想基点.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鲁地则是“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显现出“齐鲁”主要产业都是农耕为主,虽然齐鲁近海,但是河文化和海文化都不发达,加之后代众多帝王封禅泰山,因此,以泰山为思想内核的大陆型山地文化就稳固地成为齐鲁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底色.

从整个中国空间结构而看,中国本身就具有很典型的大陆型山地结构特征,齐鲁文化的空间结构与之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也是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覆盖中国的全国性文化的重要空间因素.大陆型山地文化所具有的内在封闭性、保守性和滞重性已为人所知.泰山在齐鲁大地空间维度上的绝对至高存在,加深了齐鲁文化对崇拜权威的“正统文化”特征和追求“崇高”的审美理念.自汉始,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力量.伴随着历代封建王朝对孔孟思想的神化和异化,齐鲁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民间意识渐渐脱落,代之以“三纲五常”专制文化特征和“滞重封闭”道德保守主义色彩,违背人性的所谓“二十四孝”诸多就出自山东.“文化也就违背了人类创造它的初衷,成了背其天然之道而逆其生存之理的东西.等当人们抛弃自我需要的生存大道而按照价值悖谬的文化塑造自己人格的时候,必然扭曲自己的心理,性格与行为.”齐鲁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失去了原初思想的活力,加之地域空间所带来的文化缺陷,渐渐被扭曲异化为专制性、保守性、虚伪性的病态文化症候.

“齐鲁儒家文化在被封建统治者的不断曲解和利用中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异化.他的异化形式与封建统治体系溶为一体,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手中的思想工具.等孔子也就成为了封建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符号.”五四新文化正是在“打倒孔家店”、剥离孔孟文化神像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人权的现代文化思想,实现了中国现代以来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傅斯年、杨振声、王统照等众多山东籍作家不仅在五四时期开思想风气之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而且以冲破齐鲁旧文化、旧道德的勇气,创造了大量勇于追求新思想、新道德的五四新文学作品,开创了现代山东文学.事实上,无论是对旧道德的决裂与批判,还是对新道德的颂扬与倡导,五四时期的山东新文学作家都表现出了一种浓郁的道德化审美想象和对“为人生”新文学道义的担当.杨振声影响较大的《玉君》,显现了一种道德的内在焦虑：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使玉君的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得以觉醒,她敢于寻求爱,并能坚守爱.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和军阀之子的逼迫,爱自己中意的杜平夫.但是,玉君苦苦守候的留洋归来的杜平夫却显现的是传统男性专制道德.基于“发乎情,止乎礼”传统道德理念,玉君无法和真爱自己的林一存走到一起.这在深刻展现新旧道德冲突、追求个性解放时代精神的同时,也流露出了杨振声过于浓郁的道德化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对文学形式现代化的追求,形成了文学场域内在结构的倾斜.

“山东作家强烈的道德理性精神几乎成为他们的一种共同的‘宗教’,他们以此切入人生,切入社会,展示出人格的动人力量,昭示着社会的良知.虽然有时不免有些峻急,甚至偏执,但其倔强、凝重、质朴的风格自有其独特的魅力.”无疑,这种浓郁的道德理性追求的确呈现了山东作家对20世纪中国文化危机的美学思考和责无旁贷的道义担当,但是也在无形中压抑了山东现代文学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现代文学中具有强烈形式创新的新感觉派文学、新格律诗派、象征派诗歌、心理分析文学几乎都与山东作家无缘；在形式创新的文学格局中,山东文学处于缺席地位；乃至延安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也是鲜有山东作家所开创或试验的文学形式的现代性探索.这种重理性、轻形式的倾斜文学场域结构恰恰是齐鲁文化风土所具有的内在封闭、保守精神特征所造成的.

80年代的义利之辨与文学鲁军的崛起

刚刚结束的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形态逐渐明朗化,但是由于思想、文化、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变迁的某种滞后性,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是一个新旧思想对立、道德与冲突的文化混杂交错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开展、致富理念的深入以及先富起来群体的出现,人们心中的物质已经冲破了传统文化和以往道德藩篱的束缚.重义轻利、安贫乐道、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传统文化思想被经济变革的潮流打破了,一场新的义利之辨的思想困惑与探索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

事实上,这种义利之辨的道德困惑一直在当代文学中存在.早在十七年文学中,像孙犁的《铁木前传》、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就已经触及到了道德与的冲突问题,引起文坛的重视.然而这种道德与的冲突,由于时代语境的压抑,一直处于被道德、理想、政治、革命的多元规范制约之下.在新时期逐渐膨胀高扬的时期,这种义利之辨的思想困惑在有着浓郁重义轻利的齐鲁文化风土的区域空间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体验和情感波动.因此,有着深远重义轻利传统、追求道德理性文化体验的山东作家自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最早也是最深刻的感受到这种道德的困惑和思想的冲突并在文本中呈现出来.

新时期文学鲁军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义利之辨的思想困惑中开始了道德理性的文学探索.李存葆、王润滋、张炜、矫健、尤凤伟、李贯通、左建明都在20世纪80年怎么发表表过有轰动性反响的作品, 以深厚的道德理性思索回应了义利之辨的思想困惑,呈现新时期社会时代的变迁和思想道德的冲突,显现着着齐鲁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其中,尤以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和王润滋《鲁班的子孙》最为突出,影响最大.《高山下的花环》1982年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报纸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