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会综述

2009年10月24日至25日,“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曲阜举行.此次会议由曲阜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社、《文艺争鸣》杂志社合办,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外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全之教授主持,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康淑敏教授、文学院院长单承彬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张中良研究员先后致辞.会议研讨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反传统问题的再思索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负面性的批判几乎没有停止过.本次会议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以往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拓展,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身体政治和女性主义.山东大学的马兵认为,对于传统性的批判是五四文化启蒙的一个重要维度,现代性的追求伴随着对于现代“性”的构建.海南师范大学的徐仲佳同样指明了五四性的现代特质.鲁东大学的刘永春认为,现代文学书写存在着从国家身体到个人身体的转变.安庆师范学院的王永兵论述了中国新时期女性小说的身体叙述及其反传统性.曲阜师范大学的程亚丽认为,五四文学对启蒙主义的表达最终落实在身体这一重要媒介上,身体的病弱与死灭在控诉封建制度的罪恶时是最为强有力的指证.曲阜师范大学的张文娟认为妇女问题之所以成为五四时期瓦解旧的突破口,是因为文化先驱把抨击家庭看成传统文化批判的重要一环.济南大学的刘传霞分析了新时期之初“寻找男子汉”、“女强人”文学背后的男权主义内涵.

如何评价五四反传统问题是本次会议论争的焦点.山东师范大学的朱德发认为五四文化先驱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批判,既不是反对孔孟创立的“仁者爱人”、“泛爱众”的原始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又不是反对宋明以来的所有的新儒学,而是把矛头对准皇权专制主义和“吃人”的礼教信条,我们应该用科学思维来对待传统文化问题,毫无原则的完全认同是危险的.上海财经大学的裴毅然认为,五四反传统过于激烈,客观上造成了文化断裂.曲阜师范大学的蔡世连认为五四知识分子的反传统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五四的激进态度是一种策略选择,反思五四不应置疑它的反封建立场,而应反思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

二　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传统文化是一个包蕴极其丰富的“星丛式”概念,其意蕴是繁富多元的.与会专家、学者大多从正统的文化和世俗的民间文化两方面来解读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首先,作为思想理念的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中良结合自己在抗战文学的研究中的“再发现”,认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远未穷尽,还有很多空白,如果研究者把传统性与现代性相融合,扩大研究视野,还会产生很多新的增殖点.澳门大学的朱寿桐、曲阜师范大学的李钧和刘聪分别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儒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以及现代文学批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朱寿桐以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逻辑论证了“学衡派”以及“哈佛三杰”在新人文主义持守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意念理性”特征,由此指明了现代中国新人文主义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李钧认为不仅要关注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文学史价值,而且应该重视其对中国文学未来走势和对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的启发性影响.刘聪将新儒学研究视野纳入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对其现代合理性和合法性作了学理上的辩护.另外,聊城大学的石兴泽做了题为《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言,具体分析了老合的人格、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河南大学的李国平考察了南社人文化选择的保守主义特征,四川师范大学的刘永丽属意儒家传统与现代文学中反城市话语的内在联系,浙江师范大学的付建舟发掘了林纾翻译小说的传统文化特征,华北科技学院的钱晓宇对林语堂创作中的传统文化之抉择进行了论证,曲阜师范大学的一批年轻学者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翟文铖提出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代文献学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适应现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需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田广文从儒家“仁”学思想着眼探索其与五四文学革命之关系,郭玉华分析了历史题材话剧改编及其叙事原则,赵华将“兄弟”作为现代小说创作主题的线索.烟台大学的周丽娜、德州学院的黄传波等学者分别就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刚健人格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其次.包括民间社会乡土风俗记忆和神话传说的地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之关系研究.与会专家学者不仅关注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具有成熟体系的显在的传统,而且亦关注深潜于创作主体心灵中的民间文化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的魏建认为故土传统文化对现代山东作家的创作影响巨大,同时他也指出了山东作家独特的价值选择带来的双重效应.曲阜师范大学的张瑞英认为“新古典主义”探讨文化的“寻根性”,这个“根”既包括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追求和皈依,也包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追寻.对于这双重寻根而言,可以说20世纪中国小城镇小说是最富价值的文本.山东师范大学的陈夫龙探讨了“侠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再次,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文化审美意蕴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怡强调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传统：一是中国新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一是中国新文学自身所形成的传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段美乔考察了沦陷区现代诗人诗作中的意象建构和表达技艺,认为沦陷区现代派诗歌在现代情感和艺术手法与古典文化传统融合上做出了整体性努力.大同大学的刘殿祥以闻一多为例的探讨了现代作家的文学现代化取向.

三　与传统对话中的现代性重塑

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外发性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冷川通过对张爱玲有关《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研究成果的剖析,指出这些古典作品中存在一种内源性现代因子.绍兴文理学院的王晓、初分析了、个性解放观念、功利主义文学观、白话文学的传统文化源头,也肯定了内源性现代性因素的存在.曲阜师范大学的杨新刚、康长福认为,一些中国现代作家重写古代的神话传说,实际上是以此为外在载体,传播和反思现代思想理念.连云港师专的席建彬、华南师范大学的咸立强借鉴了巴赫金有关空间研究的思路,分别探讨了“田园”和“后花园”这两个母体性意象内在意蕴的现代转化.浙江工商大学的范家进认为《人民文学》创刊时期的乡土小说反映了建国初中国农村礼俗社会在生产劳动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与话语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变异.山东大学的黄万华认为文化传统并非等同于传统文化.它主要是指传统文化现象背后所隐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在传统文化受到现实冲击的时候,文化传统可以起到精神的支撑作用,也获得了对于时下“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力量.总之,这些学者超越了现代性与传统截然对立的思维,讨论了传统 的创造性转化问题.

随着现代性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周边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曲阜师范大学的张全之考察了报章文体与五四启蒙运动的内在关联,认为五四启蒙运动以报刊为中心的基本特征即成全了五四,也制约了五四.报刊“短平快”式的高效率,使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与此同时,报章文体严重限制了对论题的深入探讨,限制了启蒙运动的学理性深度,从而留下了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西华大学的范国英探讨了文学制度对文学观、价值观的规范和限定.中国海洋大学的王平把1903年看成知识分子摆脱传统“内俗外雅”状态的转折点.天津师大的刘卫东、商昌宝反思了人文精神危机问题,前者给出了当下启蒙话语在与世俗价值的博弈中陷入困境的判断,后者揭示了当代作家启蒙现代性缺失的精神症候.

四　传统文化视野中的鲁迅研究

会议就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青岛大学的姜振昌做了题为《鲁迅与五四文化传统》的发言,阐明了鲁迅对于构建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巨大贡献.曲阜师范大学的卜召林认为,鲁迅的文学批评立足于“立人”,评判了古代“瞒”与“骗”的文艺,但肯定了那些符合时代潮流的古典作品.中国社科院的程凯认为,鲁迅先生“不看中国书”的激进观点,是为了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候保持异质性,其中也包含着自我批判的精神取向.聊城大学的刘东方深入分析了鲁迅现代诗歌理论、创作与传统“歌诗”及民间说唱艺术的深刻渊源.苏州大学的汪卫东对鲁迅的“个人”观念、自然人性论及《野草》、《故事新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做了具体考察.曲阜师范大学的朱献贞以延安时期的鲁迅观为例,探讨了其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揭示了“实用理性”这一传统文化根源.浙江师范大学的潘正文指出了《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与浙东文化的内在联系.绍兴文理学院的王黎君解析了鲁迅的怀疑意识与越文化传统的关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张克揭示了鲁迅中国式的隐喻曲折的意义表达策略.山东师范大学的贾振勇分析了鲁迅的创伤体验与他的文艺创作的关系.福建师范大学的郭洪雷以鲁迅《在酒楼上》为例,从人物设置、人物索引和虚构人物的命名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中实证思维审美化问题.

五　其他方面的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20世纪中国文学中某些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南京大学的翟业军对刘恒的《逍遥颂》进行了精彩解读,四川大学的杨华丽从史料钩沉的角度探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口号有无的问题,湖南师范大学的周仁政比较了《雪国》和《边城》的情爱主题,浙江传媒学院的赵思运分析了“去国”诗人创作中的中国文化意象,德州学院的翟瑞青细致探析了沈从文、老合与左翼文学疏离的原因,菏泽学院的田智祥探讨了宗白华小诗创作中人格境界的展示,山东师范大学的孙桂荣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过度阐释”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四川师范大学的白浩分析了路遥作品中苦难叙事的特点.

王保生、王嘉良、吴周文、朱德发、朱寿桐、黄万华、姜振昌、张未民、张桂兴、卜召林、魏建、房福贤、范家进等十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分场主持了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并对每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的点评,使讨论的问题得到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见解.

《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为本次会议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不应把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置于对立的状态,传统因素的影响一直存在,中国文学具有整体性,全盘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实际上就是把中国文学放到附庸西方文学的位置上.他认为应强调文学的本土特征,充分认识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独具特色的一极,由此他提出了用“中国性”取代“现代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