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方向与可能性

最近文艺评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各方对当前的文艺评论似乎都不甚满意,这一方面反映出文艺评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突显出当前文艺评论所存在的问题.文艺评论是文艺整体生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其重要的功能在于辨别优劣,通过选择、分析、评判,使整个文艺界优胜劣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保持一种良好的生态,这是评论所应尽到的基本责任.当前有不少关于文艺评论所存在问题的批评,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却是回顾与反思1980年代以来文艺评论发展的经验,从当前的文艺实践与文艺思潮出发,探索文艺评论发展的新方向.

1980年代,我国的文艺事业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文艺评论与文艺作品作为文艺事业的两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形成了繁荣共生的良好局面.但是另一方面,1980年的文艺思潮与文艺观念,至今仍在文艺界有着笼罩性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对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主流文艺观念做出反思与超越,而以一种既定的审美规范来面对变化了的世界,就很难对当前的文艺现象与作品作出有效、有力的批评.在我看来,支撑1980年代主流文艺观念的是以下一些基本的论述与命题：“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论文学的“主体性”；论文学的“向内转”；“写什么”与“怎么写”；“走向世界”；等等.这些论述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学评价标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论述也不乏可反思之处.比如,1980年代初“新的美学原则”所确立的是一种精英化的、现代主义的、面向海外的文艺评价标准,同时压抑的则是面向普通民众的写作,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及为中国人写出心灵史的创作追求；而单独强调文学的“主体性”与“向内转”,也切断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文学与世界的联系、文学与民众的联系,文学便仅仅成为创作主体的内心独白,而失去了其公共性；“写什么”与“怎么写”这一命题的提出,便通过这个二元对立的设置,强调了形式对内容的优势.在这一命题的内在倾向性之下,“写什么”并不重要,“怎么写”才是重要的,这可以说是创作者一味重视形式、技巧、叙述方式的滥觞,同时这一命题的提出,也遮蔽了同样重要或者更加重要的“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人写”、“写得怎么样”等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纳入整体性的思考,那么强调“怎么写”――创作技巧上的花样翻新便不会成为创作者的唯一焦虑了.“走向世界”的思维框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1980年代视野中的“世界”仅仅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包括第三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过于狭隘的“世界”；二是在“走向”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以一种外在的文艺观念规范我们的创作,因而无法充分表达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与内心世界.

当然我们并非是要全盘否定1980年代的上述观念,它们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也并非是要“翻烧饼”式地重提相反的观念,而是在一种新的历史与文艺视野中,对上述观念作出反思并力图作出超越.在新世纪的新时代,我们应该总结20世纪中国文艺与文艺评论的经验,以新的人民性为核心,探索中国文艺的新方向.作为评论家,我们应该站在时代与文艺的前沿,重建文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重建文艺的历史与世界视野,重建一种新的既“现代”又“中国”的美学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讲出新的“中国故事”,才能体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美学,才能真正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文艺评论才能真正发挥其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30多年来,我国文艺的整体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艺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不断涌现.面对这一巨大的变化,文艺评论应该如何调整自身,寻找新的方式与新的可能性,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与文艺现实,我们不能固守1980年代的文艺观念,而应该打开自己的视野,研究新的美学经验与元素,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捕捉新的美学萌芽,并积极地加以培育引导.只有这样,一个评论家才能与新的历史与美学一起成长,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体系.以文学界为例,近十年来,文学界涌现出了“底层文学”、“非虚构”、科幻小说、网络文学等热点问题,面对这些新的现象与思潮,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习惯,在新的变化中寻找亮点,并探寻未来的可能性.再比如中国的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和通俗艺术,这一艺术形式向来受到精英阶层的忽视,但中国电视剧近年来的发展却突飞猛进,不仅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剧集,而且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与观众的日常互动、民族美学的传承等方面加以阐释,但是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再比如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方式,甚至会创造出新的文艺类型（比如网络文学中的穿越小说、玄幻小说,以及微信上传播的“段子”等）,也会改变了我们对“文艺”本身的理解.在一个新媒体时代,文艺会是什么样的,文艺评论应该如何应对?――种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艺与文艺批评所处的格局与位置,才能充分地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以文学为例,可以说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五四以来所没有过的.文学的基本观念与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文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个危机有不同的层面,一是“新文学”或严肃文学在文学整体（包括通俗文学、类型文学）格局中的边缘化；二是文学整体在文化、社会领域中的边缘化；三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整体也面临着网络化、数字化、移动化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可以说是多重危机的重叠,印刷文明的危机,文学的危机,“新文学”的危机――这样的挑战可以说前所未有.而在这种状况下,新时期以来的“纯文学”虽然是“新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但既因循守旧,又凝固不化,无以应对如此复杂的世界及其变化.而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首先从“纯文学”中解放出来,重建“新文学”与大众、世界与精神生活的血肉联系,在新的格局、新的视野与新媒体的历史条件下,让文学具有公共性,成为当代人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和一个重要部分.而要做到这一点,文学批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文学批评只有具备“当代性”,只有对当代世界及其美学的困境与新变有着清醒与深刻的认识,才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在我看来,新的文学是和新的历史一起成长的,文学批评应该面向未来,发现正在成长中的新的美学萌芽,在历史的变化中敏锐地捕捉新的经验与美学,并以此评判引导文学的新方向.这必然会对既定的现实秩序与美学规范有所批判、反思与超越,也就具有一种革命性或解放性.这种解放性体现为对意识形态化的基本观念（比如何为文学、何为好的文学）的批判性,也体现为对未来与乌托邦的想象力.所谓“另外的生活”可能的前提,就在于将既定秩序相对化的能力,即并不认为它们是自然而然的,或者“从来如此”的,而是在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脉络中,将之对象化或客观化,在历史的变动中把握现在,召唤未来的诗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能动性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的根本价值所在,正如暗夜中的灯塔,它将照亮未来的航程,又如置身于风暴与漩涡中的航船,它将参与历史与美学的新的建构,抵达一个新的世界.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文艺评论不仅要关注具体的文艺作品,也要关注文艺生产、传播、接受方式的变化,更要关注时代的变迁与世界的变化.只有把握住时代与世界的变化,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文艺作品的精神特质与时代内涵.在新世纪的新时代,中国与世界都在发生最为深刻的变化,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一个新的世界图景,正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艺评论应该以新的人民性为核心,在历史与艺术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连接,和作家艺术家一起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发出新的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