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Q之战的心理诊断

2010年最受瞩目的年度新闻事件莫过于腾讯的商业战争.目前由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预,双方处于和解状态.此战的程度之烈、招数之绝、波及之广无不令人瞠目.舆论已经注意到,3Q之战的真正焦点在于公众隐私的安全问题.其实,3Q之战的真正意义可能更存在于心理层面：它不仅是对涉及其中的商业精英巨子的内心隐秘的一次开放测试,也是对当下普通公众的心理取向的深度检阅.

先说说腾讯的掌门马化腾.3Q之战的真正导火索,应当是他将医生悄然升级为电脑管家.在这一环节里,腾讯的产品再次展现出饱受非议的“抄袭”风格,并因此已被UC等多家IT企业指控.马化腾最近自辩说,腾讯也_并非完全没有创新,只是这方面比较低调.IT青英们认为,过度模仿别人的产品,再以客户数量优势将其驱逐出局,以克隆版取而代之,这种竞争模式无疑是不健康的.判定法律意义上的“抄袭”比较麻烦,但IT青英们对创新和尊重创新的呼唤则值得首肯.在此只想对一个商业组织的创新力障碍稍作剖析,―般来说,创新力障碍的心理动因是严重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商业领域,商业组织的风格往往是人格化的,甚至直接是其创始人或掌门人的个人风格的放大.创新力障碍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创新本身,而是内在的敌意和紧张.马化腾的名言“最大的对手就是腾讯人自己”,在字眼的选择上更像是一种不安的投射.倘若一个人怀有深深的自卑,他会把别人的优秀解读为对自己的威胁.倘若一个商业组织处在严重的不安全感之中,它会不惜一切手段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倘若没有及时的诊断、医治和改变,这种紧张迟早会走向崩溃.试想,一个人也好,一个组织也罢,如何能够长期承受这种神经和肌肉都长期因内在敌意而绷紧的折磨?

从心理层面看世界,会发现关系就是一面镜子.当你选择与世界为敌的情感态度,你就会立即遭遇到真实的敌对和挑战.当周鸿祠；推出了360隐私保护器,这款$14#-很容易帮助普通使用者发现：的安全模块和电脑管家有一些可疑动作.包括扫描并上传用户的私人数据.而且这些工作都是未经用户许可的,也是无法选择中止的.周鸿祠；公布了的“超级黑名单”并保全了证据.据《经济观察报》报道,马化腾最终承认“扫描是扫描了”,也上传了“统计数据”,但解释说是只为了用户安全而提供的怎么写作.一些lT领域的人士认为,所谓“超级黑名单”.实际是以市面发行的数百款软件产品与用户实际安装使用情况进行比对,以锁定最受欢迎的软件“对手”,有针对性地进行“研发”.马化腾的解释则是,需要协助用户做常用软件的升级管理.暂时不做隐私问题的法律讨论,仅就商业而言,用户的隐私文件与IT企业的商业利益之间,是否存在着一条区分善与恶的界限涉嫌窥探用户隐私的IT企业并不只是腾讯家.新华社文章引用专业人士意见：“不仅仅是即时通讯工具涉及隐私,在网民选择各种客户端或是应用的时候,都可能涉及个人隐私问题.”倘若一个商业组织―直难以驱散内在的不安,而似乎只有幽暗的窥探能暂时缓解它的焦虑,就难免无视底线的存在.

腾讯宣布正式起诉360.之后周鸿推出了备受争议的360保镖,称该软件将全面保护用户的隐私安全.用户可以用360保镖来自由选择的弹窗、组件和升级.马化腾如临大敌,宣布此举非法,限制强制弹窗的功能已经危及腾讯的盈利模式,并发表著名的“艰难的决定”的公开信,称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软件.这一被称作“强迫二择一”的决定,将3Q大战推向最高峰.周鸿在给马化腾的公开信里说：“请听一听用户的呼声,请听一听互联网创业者的愤怒,再请你看一看互联网开放、透明的发展趋势.不管是一个帝国,还是一个企业,只要它是封闭的,那它就会迅速走向衰亡.”搁置3Q之间的具体是非不谈,这种霸道的、不透明的盈利模式,背后是封闭而僵硬的内心世界.马化腾自己反省说,在危机公关上“不及格”,在与用户沟通上也有严重失误.一个依凭网络即时通讯产品而崛起的商业组织,竟然不擅沟通是的,这并不奇怪.第一代的网络沟通,仅仅是技术,是硬件,是物理过程；新一代的网络沟通,是诚恳的尊重,是谦卑的怎么写作,是友善的聆听,是敏锐的反应,是精神过程,是心灵目通.腾讯是否能避免在升级到“沟通2.0”的过程中“迅速走向衰亡”的厄运.取决于它是否能改善自我陈旧的心智模式.这是3Q之战的意义之一,而需要借此反省的商业组织绝不只是腾讯自己.

那么,周鸿呢他曾因推出3721的产品而被冠以“流氓软件之父”的恶谥.他坦承这一段经历：“我忽视了用户的感受,不尊重用户的利益,眼里只有竞争对手.最终,3721赢得了战斗,但却输掉了战争.”他说他明白了：“一个公司对用户不作恶,是成功的基础.”这一反省是诚恳的.他自称曾是“一个好勇斗狠的野孩子”,被其投资人称为“几近疯狂的理想主义者”.币_3721的那一段经历是他沉迷于竞争而走的一段弯路.他说自己“头脑简单,爱；中动”,但是“敢担当”,“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这是他的自白.其中流露出一些值得进一步解读的信息.在九型^格体系中,马化腾很可能属于第三型实践者(又名成功追求者),而周鸿则颇似第八型支配者(又名天生领导者).这样的人,童年越艰困暴力,人格越强硬,他愿意保护自己和朋友,他积极好斗、主动负责,喜欢挑战.他的性格―定会让他说：“这种的抄袭,明目张胆地欺负人,别人忍得住,我忍不住.”也一定会让他决定：“我就一定要做一个让用户觉得有用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定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如果可能,这样的人会不惜以堂吉诃德战风车的精神与他所宣称的“互联网上最大的恶”宣战.

周鸿要以一场革命来洗刷自己的名誉,他会依靠自己的行动力,虽然果敢,但也透着几分鲁莽.他指斥某大搜索引擎将欺诈网站混在搜索结果中推荐给用户.在此次3Q之战中,客观上就进一步促使对方宣布加入不兼容的lT行业行列.对用户而言,这当然很过瘾.但是,一个人毕竟与一个商业组织不同.基于对组织的命运负责,革命的行为也需要决策制度的支持,来更深入地团结投资者、股东、员工和基层用户.革命的行动也需要冷静的沙盘推演和详尽的攻防策略.只有建构了完善的制度和策略的缓冲地带,一个第八型的领导者才不至于将个人风格意义上的激烈肆意释放,直接投射为组织行为意义上的焦躁.如果说,“一个公司对用户不作恶,是成功的基础”,那么,让决策与行为都更加负责任,更加具备可持续性,就是一个公司领导者和他的公司成功的方向.

3Q之战中,普通公众的选择也颇值得解析.据各种舆情统计,在马化腾的“强迫二择一”的测试题面前,更多的用户选择了卸载.要知道,六亿用户的彼此联结,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联系的基本形式之一.这时候,决定卸载,而保留360的安全防护和隐私保护,意味着可能丧失许多基本的社会联系,无论是情感还是财富的损失都难以估量.这种选择固然有安全方面的考量,但更有公众心理的原因.社会走向开放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个体尊严感和自由感的增强.不喜欢被选择,不愿意被要挟.不接受被操控,是公众一度被迫卸载的深层心理动因.这样的公众,是维权意识和自我价值感日渐成熟的公民：唯有负责任的、有道德的、肯接受社会检验的商业组织,才能受到他们的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