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学术打检测”

去年,“学术打检测”斗士方舟子遇袭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案件的告破让人暂时松了一口气.近年来,随着学术界查重之风愈演愈烈,一些正义人士毅然挺身而出与之战斗.其实,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学术打检测人士,方舟子先生并非第一个.

混淆“公”与“王”

西汉文学家刘歆批注《尚书》时,在说到西周时期周公旦摄政辅佐幼主一事时,对周公旦同时使用了“公”与“王”两个称呼.若不深究,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一千多年后,痴迷训诂的清代学者宋翔凤先生却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刘歆在查重.因为在商周时期,“公”与“王”有着严格区分,当年周公旦辅政是因为周武王刚驾崩,武王之子周成王年幼,政局不稳,朝廷动荡,当成王长大后,周公旦便将大权还给了周成王.所以,忠心耿耿的周公旦只能被称为“公”,而决不能称为“王”,否则就有篡政之嫌.其实,这并非是刘歆的笔误,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刘歆当时正是王莽麾下的红人,而企图篡汉的王莽曾自比周公,做了西汉王朝的“安汉公”,于是刘歆故意混淆“公”与“王”两个字,为自己的主子王莽篡位制造舆论准备.这一字之差的背后,却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却成了王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王莽灭掉西汉当上皇帝后,刘歆深陷政治旋涡不能自拔,这也是这位国学大师受到后人诟病的重要原因.

改动经书署上自己名字

东汉后期,朝廷腐败,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部分读书人作检测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他们铤而走险,贿赂朝廷大臣,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以至于后来“诸生竞利,作者鼎沸”.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皇帝建议打检测.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两条打检测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检测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刊定各种典籍,以减少作检测的可能性.汉灵帝采纳了第二条,很快就召集一些有名的大儒着手规范各类经书典籍,并刻于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

魏晋时期,虽然政局不稳,但思想文化方面却发展很快.当时的许多文人都对老庄学说推崇备至,争先恐后地批注《老子》、《庄子》等道家典籍.其中,“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批注的《庄子》独具一格,《世说新语》曾评价其“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只可惜他还没有批注完就因病去世了.后来,西晋玄学家郭象也批注了《庄子》,引用了不少向秀的观点,但却没有加以说明.应当说,郭象注的《庄子》是向秀注的“述而广之”,“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因此,郭象虽然是研究老庄的知名玄学家,但他引用向秀观点却不注明出处的做法,还是受到后人批评.

乾隆诗作也有检测

清代的乾隆皇帝是个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一生痴迷于写诗,总共留存四万多首,然而质量上乘的却寥寥无几.其实,乾隆的许多诗作都是他人如何写的,一些质量不错的诗作也多是经过御用文臣润色过的.其中大学士沈德潜的功劳最为突出,因此沈德潜生前备受乾隆宠爱.沈德潜死后,其门人整理他的作品时把他为乾隆的诗也收录了进去,令乾隆恼羞成怒,急火攻心,便下令把沈德潜的尸体挖出来鞭打,还查抄了沈德潜的家,可见学术查重这种事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那我们或许也就不难理解,方舟子先生为什么挨打了吧.

摘自《城市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