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学作靶子是找错对象

大学经常被人批评,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尽管这类批评的事实都存在,将大学作为靶子却是找错了对象.真正与大学有关,或者应该受到查处的,只是在这些过程中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而这些事本身却都是政府的决策,或者是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

当今中国,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环境,看中国大学的现状也是如此.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大学内的人――从书记、校长到学生,从专业人员到工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在大学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办的,都是纳入党政体系的“事业单位”.脱离中国的实际去讨论大学问题,不是隔靴抓痒,就是缘木求鱼.即使寻求理想的大学精神,至多也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或寄希望于未来.如果真想为大学的现状把脉,还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为好.

我主张将大学的问题分为两方面：一是中国普遍性的,或主要是由政治体制、国家政策、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非大学因素造成的；一是大学特殊性的,即由于大学自己的原因产生的问题.

扩招是功是过 根源不在大学

近年来国人有“新三座大山”之说,教育即其中之一.而在教育这座“大山”中,大学自然占了很大的分量.今年全国“”上,大学是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激烈批评的对象.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尽管这类批评的事实都存在,将大学作为靶子却是找错了对象,或者是故意指桑骂槐.

就拿最受人诟病的扩招、扩建（圈地）、贷款、乱收费来说,真正与大学有关,或者应该受到查处的,只是在这些过程中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而这些事本身却都是政府的决策,或者是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

例如扩招,主要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决定的,学校能够自主增加的极少.没有主管部门的批准,不仅书、学位证书发不出,还会受到查处.扩招无论是功是过,根源都不在大学,大学充其量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如扩建,其中固然不乏大学本身的需求和建议,但要是没有政府的批准和拨款,没有银行的贷款,没有政府批的土地,建得成吗?大部分扩建是扩招的必然结果,是完全必要的.就是大规模圈地,多数也是政府行为,有的是当局为了自己的政绩,有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如土地置换,或使周边的土地增值.有的大学一个新区还没有建好,又奉命建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新区,有的要在规定时间内整体搬迁,有几次是学校自己作的决定?大学获得的土地,不是无偿划拨,就是低价转让,或者变相赠送,无论是政府出于重视教育的目的,还是另有所图,学校都只是接受,却不可能强占.

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人们对“大楼”与“大师”关系的误解.论者往往喜欢引用前贤的论述,认为一所合格的大学,不能只有“大楼”,还得有“大师”,或者说“大师”比“大楼”更重要.这话不错,但无论哪位前贤,并没有说过不要“大楼”,也不是说有了“大楼”就出不了“大师”.当初的北大、清华、燕京盖的一些“大楼”,不仅远高于一般官府和民居的标准,直到今天大多还是高水平的建筑.像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标准,都称得上“大楼”.国外多数大学的“大楼”,在当地都属上乘,一些名牌大学的“大楼”完全可与当地的宫殿、教堂不相上下.近年中国大学新建扩建的“大楼”中的确存在奢侈浪费,但绝大多数还只是满足教学和科研的基本需要,甚至只是还历史欠债.梁启超们在上世纪20年代就能使用“大楼”,陈寅恪在上世纪50年代就享有“大楼”等由此可见,大学里出不了“大师”,或者“大师”太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因为有了“大楼”,或“大楼”太多了.

再如贷款,正如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所说,主要是大学为政府承担困难.政府如能按扩招的规模拨足经费,如能兑现按GDP和财政预算增长的比例确定教育经费,绝大多数大学根本不需要贷款,更不会负债.何况多数贷款也是由银行主动和政府牵线,甚至明示校方不必顾虑还款能力.

在政府正常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大学师生的待遇都过低的情况下,学校一度将创收、办“教育产业”和招收自费生、“计划外”作为摆脱困境的手段,并且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或默许.急于获得大学学历或各类学位的人、望子女成龙的家长或欣然接受,或破财以求,或不得不随大流.一旦政府改变态度,这些当然都属“乱收费”.但在正常拨款远低于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校长即使是神仙也无法使两者平衡,能不“乱”吗?

至于在这些过程中出现的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损公肥私,既非大学特有,或以大学为最严重,大学亦没有豁免的特权,纪检和司法部门依法查办就是了.

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

另一类是大学特有的,集中表现为学术腐败和学风不端.对此,当事人和相关人难辞其咎,不能诿过于客观条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现象会愈演愈烈?为什么涉及的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并不复杂的弊案却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处理?

一些弊案一旦由权力介入,就变得复杂了,有时甚至会黑白颠倒.大学在学位授予、职称评聘、招收入学方面存在腐败现象,始作俑者往往也是一些高官和巨商,许多时候学校和教授想抵制也抵制不了.金钱的魔力同样不能小觑,校长、导师或许能抵档对个人利益的诱惑,对涉及单位生死存亡的贷款、拨款、资助、项目就不能不权衡利弊,甚至作出违心选择,特别是在正常经费严重不足,公私俱困的情况下.

在学校内部,权力的作用也大于学术评判,教授会、评委会、学术委员会往往形同虚设,专门聘请来的校外专家也只起点缀作用.如某校一位副校长要当博导,偏偏评委会没有通过.但等外校专家一走,校领导直接作出决定,副校长如愿当上博导.又如当初金庸要当浙大博导,并且指定要当历史学的,历史系没有见到具体的申报材料,无法表态,校方照给不误,确定的二级学科是隋唐史和中外交流史.其实只要校方尊重本校教授的意见,金庸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否则他以后也不会以八十高龄去英国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不止一次在评审会上听到主管部门的表态：我们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最后还得由领导来决定.我与同人相视苦笑：既然如此,还要我们来评什么?但我还是得参加,要不,连这一点发言权也没有,如何向同人交代?

这样说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应该承认,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出了事往往不希望家丑外扬,或者怀疑揭发者别有用心,是利益之争,莫名其妙地同情被揭发者,怕承担查处的责任,怕得罪权势人物,更怕事情闹大无法收场.就是者,往往也只敢匿名,不敢直接作证.在扪心自问的同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样的局面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过来的.

总之,只有净化社会环境,避免权钱干预,高校和学术界自尊自爱,高校的问题才会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