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倡恢复高考第一人――查全性

查全性,安徽省泾县人,著名电化学家,有“建议恢复高考第一人”之称.1925年4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曾任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科协常委,《化学学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和《物理化学学报》编委,英国《应用电化学杂志》、美国《化学研究纪事》顾问、编委；出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化学组、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议组专家.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30年前,是他让刚刚复出的一锤定音：今年就恢复高考!于是,受尽摧残的中国教育最早送走了寒冬,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30年来,他看到中国教育“一考定终身”的缺憾,于是疾呼：要以平和的心态对待高考制度和录取结果,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更好.

30年前的高考制度恢复,让多少代中国子弟受益；30年来,人们由衷敬佩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武汉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查全性,正是他当年第一个当面向同志建议恢复高考制度的.

当面向谏言“恢复高考”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出任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出,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7月29日,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而且这些人与“”没有牵连.

7月底,武汉大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化学系52岁的副教授查全性,说上面安排他到北京开会.他“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此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此前,刘道玉已经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日后,查生性才清楚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长）和刘道玉跟自己是校友,知道他敢讲真话,于是安排他参加了这次会议.

到北京后,与会者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老楼,查全性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同住一室.“之后我才知道,此次的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具体安排这次座谈会的人是方毅.他说是同志让他来组织这个会议的,主要是来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意见”.这时,查全性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童第周、于光远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

8月4日早晨,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5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涉及敏感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原本写了一个大纲.这时,查全性受到会议的气氛影响,激动地站起来,面对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一件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查全性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演讲.这时人们发现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补充着他的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随后,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是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共4页,纸张已发黄,约1200字,上面记载着查全性那次改变上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发言.

“几句真话”让教育的春天回归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说这话时,他的语气显得很平谈.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还强,有的又差得很.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也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中学、小学了.”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检测.在会议的很大部分的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然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一些听不清楚的,他不作一定是指导性的发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他就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查全性补充说,“每天都是邓楠来陪他来陪他去,因为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所以有些话往往是我们说了以后,邓楠再给他在耳边上再复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了.”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

“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小平同志拍板说,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倒也不是预先带了一个框框要在这个会议上要恢复高考,他的确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然后根据这个情况马上作一个果断,而且是效果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当年恢复高考.”查全性强调说,“实事求是地说,我谈出来的意见一点儿也不新奇,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老师,心里话都是一致的.我在那个会议头两天讨论之后,就有个感觉,在这个会议上谈出来有可能解决问题了,尽管不是绝对有把握,但是觉得比较有把握.”

当场拍板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很多学者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5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湖北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检测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了.”

高考的正式恢复,即自1977年开始.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积压了整整11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啊.这两件事现在想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甚至可能是考试主持部门赚大钱的好机会呢!当时不行,全国上下一片穷.问题因此上交到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5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选集》第5卷的纸印考卷!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期待已久的春天.查全性的呼声有了回应!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名门之后的科研成就同样名不虚传

1925年,查全性出生在江苏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查秉钧为清朝翰林,“这是当时最高的学术职称,相当于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吧”.后来,查秉钧当了个知县,为官清廉,辛亥革命后返乡时,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查全性的父亲查谦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愿做官,致力教育.查谦赴美留学,选择了物理学作为主攻方向.首次采用蒸发型铂片研究了光电效应的不对称性,界定了不对称性发生的条件,消除了因不对称现象而引起的与量子论的矛盾.同时还指出以光电效应方法测定普朗克常数的正确途径,成为物理界的后起之秀.

查谦上世纪30年代回国后,先任大学教务长,不久受排挤来到武汉大学,翌年出任武大物理学院院长.当年,查全性一家就住在珞珈山上新建不久的仿欧式风格小别墅“十八栋”.查全性说：“当时的武汉大学学术空气自由,吸引了一大批像我父亲这样不得志的海归青年,他们成了办学最活跃的一个群体.”武汉大学也因此积攒了雄厚的实力和旺盛的人气,在全国名列前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中心搬到武汉,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因此不仅是国民党的要员,周恩来等的一些领导人当时也留在武汉――他们中很多人就住在珞珈山上.这时的“十八栋”就不仅仅是教学骨干身份的象征,、宋美龄等人的搬入,使它更成为历史的见证者.“那时候我也见过、郭沫若、宋美龄、周恩来等人,但他们身边总有人保护,不让我们接近他们.”查全性笑着说.

1938年,抗日战争形势严峻,武大也因此受到波及,不得不迁至四川乐山,等回到武汉已经是1946年到1947年的事了.在此期间,武大“十八栋”和整个校园的命运一样,被日军改造成为军事医院的一部分,原本留在这里看管老建筑的工人也早已离开.直到解放后,“十八栋”才基本恢复原来的功用,只不过原来的骨干教师们被普通教职工所代替,每栋楼也由一户人家变成两家三家.“十八栋”的光辉岁月也就此画上句号.

“十八栋”的历史,总是令查全性感慨万千.这些印刻着他童年记忆的古老建筑,仿佛就如老人脑海中被时间淘尽后留下的珍珠,散发着美丽的光芒.“我大概是1932到1933年住进十八栋的,那时候很小,刚搬进去就开始上小学三年级.1932年到1938年夏天,以及之后武大从乐山搬回武汉,直到1952年,我都住在那里面.十八栋的生活非常惬意,周围的环境很好――那个时候绿化已经建起来了.山上的生活宁静但并不单调,很多教授都很年轻有为,都是30多岁的人,很活跃,周末或者过年过节大家经常搞些聚会.小孩子们也经常在一起玩,捞鱼啊,捉蚯蚓啊.后来因为国家院系调整,我的父母离开武大,我才搬下来.”“1956年到1957年我的家人也在那里住过半年.不过那个时候大家已经不大喜欢住在那里了,因为住那里不大方便,交通啊,写东西啊,医疗啊,都不方便.那时教授们上课下课都得有专门的小轿车接送.”在他眼里,“十八栋”是武大的建筑文物.

“我父亲查谦上世纪30年代在武汉大学任教,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武汉上的.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父亲因不服四川水土,于1941年春夏之交举家迁至上海暂住.1947年,武汉大学把我父亲从上海请回来,我也经过统考转学到武汉大学.”1950年,查全性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

“您怎么没为选择您父亲的专业物理学?”笔者问.查全性笑答：“我当时年轻,不想天天都在父亲的掌控之中,所以父亲搞物理我就搞化学,避开他,反正我数理化样样都不错.后来我门门功课都优秀,就被送到苏联留学,来到了学科前沿.”

1957年至1959年,查全性在苏联留学,师从苏联电化学创始人Ａ．Ｈ．弗鲁姆金院士.回国后,他一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查全性研究的领域是电化学,通俗地说就是利用化学反应来发电,或者用电来实现化学反应,具体地说就是研究电池.他所创建并一直任学术领导人的电化学研究室,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的主要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之一,与世界各地电化学实验室交流频繁.

迄今,他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近200篇学术论文,其中不少曾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进行过宣讲和交流.1987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他长期在教学第一线工作,曾多次讲授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其编著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电极过程的专著,至今仍是我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著作和研究生教材之一.

由于他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成就,也由于他能针对重大社会问题仗义执言,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不像现在这样隆重,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连申请表都没填过,是数学系的李国平教授从北京开会回来告诉我的,他说祝贺你当了院士,整个感觉跟参加一个学会差不多.”除了在1978年至1982年担任化学系主任外,他一直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他说：“我不是那块料,个人的能力、性格都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查全性大致分析了当前能源的基本状况.目前,主要依靠化石燃料、电网和油气网来提供能源,但情况并不乐观：煤的储存量大约还可以维持200年,而石油、天然气的已知可采储量仅能用不到100年；而且煤的污染非常严重,就算大型的工厂也没有采用有效的二氧化碳处理方法,石油、天然气的分布过与集中,许多国家都要依赖进口.“化石燃料的生成需要几亿年,却只能支撑现代社会三四百年的消费.花几亿年形成的东西几百年就被用完,这个问题严不严重?”

查全性说,我们现在利用的能源只局限于化石燃料、电能、水能等常规能源,然而我们并不缺少能源,地球上的聚变能、地热能,地球外的太阳能、暗物质能等,都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能源.问题在于人类缺少利用这些能量的原创技术.“化石燃料枯竭后将采用什么一次能源?石油、天然气用完后要拿什么做交通能源?但目前这两大问题都没有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我们迫切地需要原始创新.”

恢复高考首倡者同样反对“一考定终身”

30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目前考生被高校录取的几率越来越高,选择学校与选择专业的灵活性也显著提高.今天的考生要比20多年前的考生幸运多了.然而,高等教育毕竟不是全民义务教育,高考的选拔功能将长期存在,落榜总有人在.即使成绩合格,也还要经受不同学校与专业的挑选.因此,考生和家长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高考与高考结果,就特别值得关注.”查全性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发挥实有水平迎接挑选,并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考试和录取结果.要相信高考是公平的.大多数人发挥出了实有水平,就表明考试是公平合理的,就体现了“人人平等”.如果不适当地追求“超水平发挥”,则往往背上沉重的心理压力,产生考试焦虑,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只要大多数考生考试考出了实有水平,则高考成绩就是平时教学状况准确、客观的反映,由此决定的高校和专业选择,也许就是考生的“最合适的位置”.因此,查全性建议家长在考前不要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而要帮助孩子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实力,设定符合实际的奋斗目标.而考生自己也不要去相信什么“超水平发挥”.“超水平发挥”不是经常的,也不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查全性说,对高考落榜也需有颗平常心.俗话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失败有时不可避免,原因也多种多样.一次失败,不是一生失败.更何况成功的路千万条,行行出状元.这是古今中外人才成长规律的正确概括.汲取教训,重新再来,也不失为一种选择.高考竞争是人生面临的许许多多竞争的一种,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高考,就一定能平和地面对人生的许多考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全性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他认为,“一考定终身”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2万,最后毕业时不到1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风气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针对现在越来越激烈的高考竞争,查全性认为,社会要改变“唯有上大学才能成才”的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教育背景、不同的优点和特点、不同的兴趣和智力水平,应该有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谈及近年来的研究生扩招,查全性不无忧虑,指出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的问题已经日益突出.“为了保证研究生质量,必须层层设卡.首先要‘卡’入口关.研究生扩招是大势所趋,而扩招必然会使优质生源‘稀释’.因此,必须改革招生方式,采用增加面试比重等方法来提高录取的准确性.其次,要强化中期分流制度.面试毕竟只有15至30分钟时间,对学生的科研素质、治学态度、人品等无法全面考察.而进校一年以后作一次考核,只要认真从事,就会比较客观.”

导师与学生定期进行交流也非常重要.查全性说,扩招以后,研究生导师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同步增长,有的导师一届就招十几个学生,有人戏称这种现象为“一个茶壶配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茶杯”.有的学生一学期难得见到导师一面,更谈不上研究方向的指引和学术心得的交流.这种培养模式,很不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而今,查全性仍在指导博士生.只要天气晴好,他都要到实验室去.闲暇的时候,他爱到珞珈山的小径上散步,“武大的环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气爽,特别舒服”.查全性说,没事就喜欢到实验室看望学生,有时我们还就某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导师指导学生的职责,不是仅在于帮学生发表两篇论文,以取得毕业答辩资格；还应该在指导学生完成科研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的治学兴趣、方向和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更有为师者道德水准、人格魅力的感染.”

现在不少研究生把导师叫“老板”,对给“老板”干私活很有意见.查全性说,研究生尤其是理工科研究生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是研究生培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如果只是做一些与研究方向无关,或者技术含量低的事情,这就是导师的失职.

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意味着复苏和新生.作为院士,查全性学术成果自是丰硕.然而真正使他名扬天下的,却是那个“恢复高考”的建议.这虽是查全性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面对面的交流,但在他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