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文文风的演进规律与社会关系

摘 要：中国古代公文发展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公文文风从最初《尚书》中的“尚质而不文”到西汉时期的强政治针对性,从西汉后期的过形式化到东汉末期的文饰过度,从隋初的华而不实到唐宋时期的理直质朴,从元朝的不重章法到明清的僵化衰败等作为政治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文同社会的整体发展可以说是同步的,它已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层面的问题,且是一定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在文章中的几种反映.是一定的世界观、思想路线在其中的综合表现.因此本文试图沿着时间轴的纵线,从历史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四个时期来一一探讨并赘述公文文风的演进规律与社会当时时期发展的关系.

关 键 词：公文文风社会发展历史分期

中华民族素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献闻名于世.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可以说,人们创造文字的最初目的和主要目的在于实用,用以解决各种问题.于是应用文这种文学体裁应运而生,它的作用是解决问题,具有切实的功用性.应用文体源远流长,自有文字始就有了应用文.[1]而公文作为应用文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一直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

公文,今主要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在工作中产生和使用的公务文书,而公文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公文发展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而因古代社会分工的不甚明确,古代公文便兼具了丰富的职能和多重属性,公文文风也从《尚书》中的“尚质而不文”到西汉时期的强政治针对性,从西汉后期的过形式化到东汉末期的文饰过度,从隋初的华而不实到唐宋时期的理直质朴,从元朝的不重章法到明清的僵化衰败,最后才发展演变为今天简明、实用、通俗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公文.由此可见,作为政治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文同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它已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层面的问题,更是一定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在文章中的集中反映,是一定的世界观、思想路线在其中的综合表现.而在我国四个主要历史发展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四个时期公文文风的演进规律都与政治适度、文化潮流、价值取向、重大历史事件等多种社会要素的发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一、奴隶社会之公文的孕育期——《尚书》之风

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在原来记事用的图画符号基础上创造了文字.文字的出现为公务文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动则为公务文书的产生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尚书》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它收录的是“上古帝王之书”.《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是帝王和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课,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而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中以“誓”为名者共五篇,从写法上看,它们大多中心突出,要言不烦,富于气势和鼓动力.这些“誓”具有相似的名称、功用和格式,已经具备了公文的主要特征,可以说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公文.

《尚书》中的文章篇章都有一定的层次,在立意谋篇上也小有所成.其中《无逸》、《盘庚》、《秦誓》等篇章尤称典范,条理分明,首尾呼应,结构非常严谨,而且具有一定的文采.如《盘庚》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2]

春秋战国初期,各国外交活动频繁,变法革新运动兴起,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公文的体式和文风出现了多样化的倾向.当时的外交文书、法令文书以及士大夫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上书”,收录于《左传》、《论语》、《国语》、《战国策》以及后来的《史记》等文献资料中,还出现了李斯这样的公文写作大家.作为公文的孕育初生期,这一时期的公文写作有说理透彻简洁,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依此说可推断：我国公文的产生和国家政权的出现是同步的,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由公文的本质和政治性功用决定的.

二、封建社会之封建公文的发端成熟期——“文”“质”之战

封建社会从公元前221年起至1840年战争,共经历了两千多年.作为封建社会核心的集权制和封建官僚制不断强化,要求改善管理手段,加强管理,公文在国家政治管理中的作用便日渐突出.

封建公文发端于战国,到秦汉正式确立,之后则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而秦代国祚短暂,二世而夭,在为数较少的公文中,大多具有“尚质而不文”的特点,即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作为一种应用文体,“尚质而不文”是符合公文写作要求的.可以说,即使先秦公文尚处于生长萌芽期,其丰富的文种、初具格局的分类仍为后代的公文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经验.

西汉初期,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成为统治思想,统治者延请高文化素质的儒生进入政界,推动了公文文风、语言技巧以及体制的发展,汉代文坛也涌现出一批公文写作大家和一些堪称典范的公文名作.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的《上疏谏猎》等.这些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表达了作者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见,面对现实,分析形势,针砭时弊,有的则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写得深切晓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而从西汉后期开始,公文文风受赋和骈文的影响,出现了忽视内容、过分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赋”作为盛行于汉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以铺叙描写为主,讲究辞彩,语句整齐,半散半韵,似诗而实文.它的行文特点不适合于公文写作.自西汉中期开始,有人用赋体来撰写章、疏之类公文,致使部分公文丽词满篇而内容不实.如东方朔一篇上书竟达十万余字,而汉武帝却大加赞美,这势必助长公文写作过分注重文采而又崇尚繁冗的不良之风.

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产生了骈文.骈文的主要特点是通篇句法结构对称,词语对偶；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音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一般说来,骈文多注重形式技巧和文采,但往往束缚内容.骈文比赋文更加不适合于公文写作.骈文自出现之后直到清朝封建社会灭亡,一直没有中断其流绪.[1]其对公文写作的影响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三国时一些著名政治家比较务实,公文写作以散文为主,出现一些公文佳作,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与少府孔融书》,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出师表》等.西晋时骈文渐成气候,与散文分离,但两晋公文仍是散文为主；南北朝时,骈文达到鼎盛时期,尤其是南朝,多数朝廷的公务文书,几乎全是用骈文撰写.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往往忽略了公文的实质内容.[3]这种文风不符合公文务实的要求,不得不说是公文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隋代初年,公文几乎完全继承了魏晋时讲求文辞华美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文风,一些有识之士看出这种文风不仅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便提出了改革文风的建议.首发倡议者是大臣李愕,他于开皇三年（583年）呈《上高帝革文华书》,历陈浮华文风之害,自此拉开了隋唐文风改革的序幕.

唐代立国之初,高祖李渊就于武德元年（618年）发布了改革文风的《诫表疏不实诏》,严厉批评了“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盗贼,不肯直陈”,“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的现象.初唐时期,唐太宗和魏徵、陈子昂等都发表过改革文风的言论,魏徵、陈子昂还在写作实践上作出表率,写出了许多朴实直言、不加雕饰的公文,对文风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中期,骈体文又有所抬头,中唐时期文学大家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把文风改革推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唐代公文总体上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

唐代文风改革一直延续到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不仅从理论上倡导文风改革,而且著了大量文风朴实而又长于说理的公文.公文制度的重新建立以及封建制度的完善推动了文书立法的日趋成熟.而宋代公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而隋唐宋元时期,中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变革便是出现了科举考试,科举科目的不少内容与公文相关,对于公文文风的重新规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元代统治者则重武轻文,公文写作不重章法,不甚规范,因此元代缺少精采典范的公文篇章.公文作为一种应用文体,行文宜朴实简明,而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代和清代,却是文牍主义盛行,冗长而空泛的公文比比皆是.

明清可谓集权制度的巅峰时期,官僚机构的设置分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严密细致.明国之初,朱元璋亲自处理朝政,对公文动辄数千言上万言非常反感.于是命令中书省定立了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当时对于克服繁文之弊确实起过不小作用,但由于朝政日趋衰败,繁文之弊在整个明代虽一禁再禁而终于未能禁止.而清朝是封建制度最完善也是最为僵化的历史阶段,可以说公文这种文学体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已经耗尽了生命力.文风直接接受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文牍主义与政治腐败相伴而生,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日趋腐败的现实,直接导致了公文文体的衰败.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文——“文”“白”之争

从1804年至1949年的100年间随着清王朝的苟延残喘到彻底瓦解,封建公文由稳定走向没落,另一方面随辛亥革命后政局的变化,资产阶级公文从开始形成、发展直至衰落.在此阶段的后期产生了新主义革命公文,即1921年中国成立后,在机关和革命根据地政权所形成的公文.

公文内容的变革推进了公文体式的革新.[4]在近代,太平天国时期开了反封建公文中那套浮文巧言的先河.太平天国发布的多数公文使用白话文,开门见山,直书不曲,使人一目了然.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不仅废除了封建文种和封建恶称,革除了封建公文中那些体现皇权不可侵犯和等级森严的体式,而且确定使用白话﹑标点,制定了体现资产阶级、平等思想的新体式.文风朝简明、实用、通俗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五四”运动时期,人民起来打倒老八股﹑老教条﹑推动了文风大大解放.国名党政府时期接二连三地进行公文和公文工作的改革中,虽对革除公文中的形式主义,虚夸不实,云云抄录等提出过纠正,但国名党政权的腐败﹑没落,文风日渐繁琐﹑冗长﹑空泛﹑僵化,连语言也是半文半白的,公文体式仍难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余毒.

四、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公文——时代之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新主义公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文系统应运而生.由于经济基础及政权性质的改变和发动的对洋八股和党八股的不断批判,才有可能通过全面的公文改革.在此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公文章法开辟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至此,社会主义公文才完成了革除封建等级制度的任务,不断消除旧公文中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代之以社会平等﹑便利公务和怎么写作民众的原则.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公文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较好地实现了公文向简明﹑实用﹑通俗化的转变.现代公文“务求简洁明确,实事求是,以能表达意思﹑说明问题为原则；反对就公文的繁文缛节﹑陈词滥调和等级观念等”[5]国务院2000年8月发布的现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要求草拟公文应该做到“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直书不曲等篇幅力求简短.”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公文作为应用文体重在实用,言简理周且为大众所明了.这一要求在历史的曲折发展中终于得以逐步实现.发端于夏商周,经春秋战国,至秦汉奠其基的中国古代公文写作,从《尚书》中的“尚质而不闻”到西汉初期的强政治针对性,从西汉后期的过形式化到东汉末期的文饰过度,从隋初的华而不实到唐宋时期的理直质朴,最终遵循“辞尚体要”的准则,以简明、朴实的文风反映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