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摘 要：运用社会调查、比较、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京、沪、青岛三地的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趋势、规模、具体活动、收支情况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认为,尽管处于相同的制度框架之下,同具有发达的经济社会背景,三地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却呈现出诸多差异.在此基础上,指出市场化程度、地方文化传统、管理模式等是其发展差异的相对显性的影响因素.

关 键 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差异；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1-0024-05

AnalysisontheDevelopmentofPrivateNonenterpriseUnitsofSports

――ComparisonofBeijing,ShanghaiandQingdao

WANGLiu,WANGKaizhen

(CapitalInstituteofSports,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Themethodofinvestigation,parisonanddocumentarystudyareusedtoexplainthetrends,size,andactivitiesofprivatenonenterpriseunitsofsportsinBeijing,ShanghaiandQingdao.Thesurveyshows,thoughbasedonthesameinstitutionalframeworkandthecontextofdevelopedeconomies,thedevelopmentoftheunitsinthethreeareasaredistinctlydifferent.Thedifferentculturaltraditions,degreeofmarketizationandmanagementmodelarethemarkedfactorsleadingtothesedifferences.

Keywords:privatenonenterpriseunits,publicanization,difference,development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它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以开展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办的中心、院、社、俱乐部、场馆等社会组织［1］.自1998年国务院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律地位的确立至今已有10余年.作为我国十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类型之一,体育类民非至今尚缺少学界甚至是一些地方管理者的关注.当前,对于体育类民非的研究很少见,结合地区进行的系统研究更是没有,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京、沪和青岛三地体育类民非的发展现状作尝试性研究,既填补体育类民非研究的不足,也在特定的领域为政府对体育类民非管理探索新的思路.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京、沪、青岛三地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1.2研究方法1）采用了三地2008年底的民政统计数据,着重对现状进行描述、分析和横向比较,兼对三地体育类民非各自的发展历史进行纵向比较分析；2)虽然三地体育类民非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本研究侧重于分析和解剖的视角,重在通过比较发现问题和给我们的启示.

2京、沪、青岛三地的经济社会背景

上海和北京是中国两个大型国际化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国排名居于前列,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青岛市是我国五个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之一,2000年全国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4个试点城市之一,享受着省一级的经济权限.青岛人均消费支出14999元；城市恩格尔系数37.4%（表1）.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青岛与北京、上海同属经济发达地区.

北京、上海和青岛三地体育类民非发展的基本状况是中国体育类民非发展的局部展现,选择三地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是三地最能代表发达地区体育类民非的发展水平.它们处于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背景和共同的制度约束之下,都受到业务主管单位的实体性管理(如审查民非的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等)和民政部门作为民非登记管理机关的程序性管理.由鉴于此,我们一般认为:京、沪、青岛三地体育类民非在发展规模、形成方式等方面也都具有相对的一致性.但是,当我们对三地体育类民非基本状况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三地体育类民非呈现出很多差异性.

3三地体育类民非发展差异性的具体体现

3.1三地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概况总体描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需求日益多样化以及社会领域改革的逐步深化,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一种新兴组织应运而生.特别是从世纪之交开始至今,随着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的有序进行,各地民办非企业单位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历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8年底,全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由8.2万个增长到18.2万个,年增长率为15.2%（以下数据均为民政部门历年统计数据,文中不再一一注明）(表2).这些民办非企业单位涉及领域广阔,大致包括教育、劳动、体育、科技、文化、卫生、民政、司法等十大领域.

顺应民办事业大潮的兴起,京、沪、青岛三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也呈现出旺盛的活力.2008年底,北京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4205个,其中体育类民非171个,占全市民非总数的4.1%；上海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5657个,其中体育类民非244个,占全市民非总数的4.3%；青岛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3767个,其中体育类民非257个,占全市民非总数的6.8%(图1).

体育类民非的数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民办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分析发现,北京与上海体育类民非占总量的比例基本持平,分别为4.1%和4.3%,而青岛市所占比例较高,达到6.8%,说明青岛市体育类民非在数量上已经占据一定的规模.青岛市体育总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青岛市民组建体育类民办非企业的热情非常高,尤其是在北京申奥成功后,体育类民非投资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举办活动越来越多,项目设置也越来越朝综合性的方向发展,因而也造就了一个巨大的体育产品消费市场.3.2三地体育类民非历年发展情况比较

3.2.1三地体育类民非发展趋势从体育类民非增长速度看,北京、上海、青岛三地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2008年间,全国体育类民非总量由2682个增长到5951个,年均增长率为20.3%（表3）.

青岛市体育类民非在数量上一直处于三地的领先水平,而上海市体育类民非在年均增幅上体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北京市体育类民非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增幅上都落后于其他两地(图2).

3.2.2历年增量情况比较民办非企业单位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兴起,但由于这类组织没有明确的身份或者在工商部门登记,没有实行统一管理,相关数据因而无法统计.1999年12月30日,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意见的通知》,决定从2000年1月起,对在此之前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复查登记.2000年2月,民政部将青岛市、深圳市、温州市和梅河口市列为全国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4个试点城市.因此,当北京和上海体育类民非数量在2000年还处于0的时候,青岛市体育类民非已经达到33个（图3）.2001年以来,青岛市体育类民非呈现出稳中有升到发展趋势,上海市体育类民非在2002年经历一次发展高峰后,每年的增长数量基本持平,到2008年迎来又一次发展高峰.北京市体育类民非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其他两市,2003年,北京市体育类民非迎来发展的,当年注册登记的数量达到45个,之后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图3).

3.3业务范围及其涉及体育项目对比较三地体育类民非业务范围都比较宽泛,主要涉及：1）体育健身的技术指导与怎么写作；2）体育娱乐与休闲的技术指导、组织、怎么写作；3）体育竞赛的表演、组织、怎么写作；4）体育人才的培养与技术培训.三地体育类民非在满足群众健身需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落实政府转移出的各项职能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上海体育事业发展怎么写作中心受政府委托,努力开拓社会各界企事业单位、海内外团体和公民捐赠、赞助体育事业发展资金、物资的社会公益事业.上海敏之体育文化交流中心每年举办“敏之杯乒乓球赛”,获得了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的认可以及青少年的喜爱.［3］青岛体育类民非不仅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还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做出了显著成绩.足球、乒乓球、排球、篮球、网球、游泳、射箭、跆拳道、拳击、击剑等俱乐部向各专业运动队和大专院校输送了大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4］

从业务范围所涉及的体育项目看,青岛市体育类民非开展的体育项目类型最为丰富.青岛市体育类民非开展的体育项目涉及72个（图4）；上海市体育类民非开展8个主要项目（图5）,而北京市体育类民非主要涉及4个体育项目（图6）,显得较为单调.

3.4举办主体的比较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应主要由政府部门之外的民间力量举办,否则民办非企业单位难以体现出“民办”的特征,《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也明确指出体育类民非的举办主体“是指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它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但是,由政府力量介入已经和正在产生大量的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社区体育俱乐部等命名的体育类民非,体现出与政府创建体育社团这一做法的惯性延续.政府部门介入体育民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规范形式,由此造成“官民不分”、“公私不分”等问题.尽管近年来随着民间力量举办的体育民非越来越多,举办过程中政府介入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总量依然不小.从成立方式看,上海市体育类民非多由政府推动形成,其次是北京,而青岛市体育类民非的民间性最强(表4).上海市登记注册的244个体育类民非中,有117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55个社区体育俱乐部,两者占总数的70.5%；北京市注册为体育类民非的99个综合性体育俱乐部中,有87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占体育类民非总数的50.9%；青岛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所占比例仅有33个,占体育类民非总数的12.8%（表4）.

3.5民事主体类型的比较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12条将民办非企业单位划分为法人、合伙和个体三种形式.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它社会力量举办的或由上述组织与个人共同举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其法人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个体型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个人出资且担任负责人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型民办非企业单位指的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伙举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型和合伙型民办非企业单位没有法人资格,举办者个人或者合伙人须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民事主体类型上,上海市体育类民非法人制类型较多,占78.1%,主要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社区体育俱乐部多登记为法人制类型.而青岛市个体制较多,占41.4%.从表4可以看出,三地非法人型体育类民非均占有较大比例,主要是因为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非营利属性尚未得以有效规范的过程中,许多人把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当成了一种获取利益的渠道,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个人,都是想通过这种为社会提供体育怎么写作的途径,使自己取得一定的经济回报.从总体上看,三地法人制的体育类民非基本都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等形式的决策监督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单位的财务收支以及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而合伙制和个体制的体育类民非,其重大事项一般由举办人直接决定.

3.6收支情况的比较根据三地民政部门提供的体育类民非的2008年年审资料显示,三地体育类民非的注册资金普遍在3～8万之间,表明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规模较小.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资助、提供怎么写作、商品销售以及其他收入构成.从表5可以看出,上海市体育类民非的经费来源受政府资助力度较大,占71.1%,居三地之首.究其原因,是由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社区体育俱乐部在体育类民非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而这两种类型的体育组织均受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的资助,与其举办主体类型中的数据高度关联.这部分体育类民非因所提供的怎么写作收费较低或不收费,所以在“提供怎么写作”和“商品销售”两项上所占的比例较低.而青岛市体育类民非多由个人出资举办,盈利是其主要目的,由于不受政府资助或资助力度较少,其收入来源上主要是自身经营,所以在“提供怎么写作”和“商品销售”两项上所占的比例居三地之首,而且组织的盈余比例较高.3.7政策法规环境比较在全国层次上,适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专门法律法规主要是一部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两个部门规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办法》,从地方层次看,三地还没有关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行政法规,均是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颁布的时间看和数量看,上海市关于体育类民非的政策法规出台时间较早、数量较多.199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下发后,上海市于2000年相继颁发了《关于切实加强本市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上海市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实施意见》、《关于对本市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双重负责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北京市虽然在相关法规政策的数量上少于上海市,但于2002年连续颁发了两个关于体育类民非的专门规章,说明对这一组织的重视程度（表5）.

综观三地体育类民非的相关政策法规,前期重心都在于规范和约束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行为和日常活动,而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政策支持、组织机构、活动规则、财务制度等核心内容很少涉及.近两年开始,三地更注重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培育扶持,体现出监督管理与培育扶持并举的发展倾向.2007年11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青岛市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若干意见》,成为全国第一份鼓励社会事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意见》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政府主导的公益性的文化、体育活动和项目,鼓励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资助、捐赠非营利性文化、体育活动及设施建设,其中公益救济性捐赠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扣除.2008年9月,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有序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社区怎么写作等领域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形成民办社会事业和公办社会事业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格局.

4三地体育类民非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

4.1市场化程度的差异造成三地体育类民非发展差异性的可能因素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反映着两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公民参与权利行使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博弈过程的一个片段,而市场化程度无疑是体育类民非发展的一个显性影响因素.根据《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对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市场化进程总体排序,2003-2005年,上海市市场化相对程度一直处于全国第1位,而北京一直处于第6位的水平.从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反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北京市在2003-2005年分别为第7、7和8位,而上海分别是第1、2、4位.［5］青岛市的市场化程度相关数据尚无资料可循,但山东省“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一项从2001-2005年来一直保持全国第1位,非国有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排名在2004-2005年连续居于全国第1位［6］.青岛经济社会发展居于山东省前列,加上奥运城市的独特条件,青岛近几年市场经济发展更为强劲.市场化程度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直接导致民非数量的增加,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的繁荣及其所带来的平等、诚信等精神和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共同促成了社会和利益由单一向度走向多元追求,进而为社会各利益主体运用权利向公共领域进行表达提供了可能性,政府也会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人们需求的多元化趋向,因势利导地推进民间体育组织建设.所以,市场占主导地位的上海、青岛的体育类民非无论从数量和作用发挥等方面都优于北京市.

4.2地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北京明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其经济在建国前一直是典型的京师经济,其繁荣与否取决于朝廷的政治局势,未能形成自己的地方经济,［7］与之相应的文化和民间的结社一直受到政府的直接关注与制约,因此结社传统较弱.［8］另外,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全国的教育中心,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承载着文化聚集和文化传播的功能,是任何城市和地区无法比拟的.从类型上看,近年来北京市民非的发展主要在教育领域,教育类民非占据总数的60.9%,数量较多,力量较强,而上海和青岛分别为45.8%和38.1%.而青岛近年来一直借助体育打造城市名片.作为一座体育名城,青岛已先后获得“田径之乡”、“足球之城”、“中国青少年帆船运动普及推广示范城市”等称号.几年来,青岛利用奥运会帆船比赛的机遇,积极打造“游泳之乡”、“帆船之都”的城市名片.上海从1998年举办喜力网球公开赛开始,注重用体育打造成了自己光鲜亮丽的城市风景.可以认为,传统文化的不同带来地方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的侧重点不同,而体育传统氛围也影响着社会力量介入体育事业的积极性.

4.3社会组织治理模式的差异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和《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三地均确立了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2000年10月,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对本市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双重负责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规定上海市民政局所属的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和区县民政部门所属的社会团体管理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市体育局及区县体育局是体育类民非的业务主管单位.2002年,北京市体育局发布《关于贯彻〈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办法(试行)》也确立了体育类民非的双重负责管理体制.而青岛市为回应体育类民非成长和发展对管理体制创新的需求,在现行社会组织管理法律和政策框架内,结合地区的特点,对体育类民非的“双重负责”管理制度进行大胆改革,作出有益的尝试和创新.鉴于政府工作人员较少,无专门管理机构的不利因素,2002年,青岛市体育局授权青岛市体育总会管理体育社团和体育类民非.按照政府赋予的职能,青岛市体育总会负责对体育类民非进行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实施监督和检查,包括审核成员的配备、人员变更、审计监督体育类民非财务制度执行、经费使用和接受资助、实施年检和清理整顿等各项工作.业务主管单位非政府化的模式,预示一种新的管理体制的出现,有了全神贯注做相关事情的机构和人,有利于体育类民非的发展.

当然,导致三地体育类民非发展差异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受到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除了与当地的市场化程度、地方文化传统、社会组织治理模式有关,地方政府对民间机构进入社会体育事业领域的认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和主管部门对民非复查登记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关等因素都对体育类民非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5结论与启示

1）从总体上看,近几年来京、沪、青岛三地的体育类民非发展都比较迅速,数量和规模居于全国前列.但三地体育类民非数量相对较少,反映出全国公民社会组织发育的滞后,特别是北京与其本身所具有的发达的经济、人力资源等资源禀赋并不相称,尚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2）影响体育类民非等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不是单一的,同时受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重点、发展途径、发展的外部因素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体育类民非发展的数量、规模和作用发挥.

3）三地体育类民非中,特别是在上海和北京,政府推动组建的比例较高,这些组织是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以“自上而下”的形式发起的.尽管在尚缺少社会力量投资兴办体育类民非的情况下,这些组织的成立对体育事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有悖于民非成立的基本条件,也不同程度地造成政府或官僚背景的变相体育类民非排挤真正意义上的民营资本的现象.

4）近年来,三地关于体育类民非的政策法规建设获得较快发展,但多为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法规的效力层次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在注重对体育类民非监督管理的同时,更要体现出培育和扶持的理念,不仅要出台办法明确支持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发展,也要制定税收减免、从业人员社会保障、规范政府采购等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便于具体落实.

5）当前,对于体育类民非的宣传多局限于登记管理机关,缺少业务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联动配合,一些业务主管人员对其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了解甚少,建议加强宣传,扩大认识,建立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共谋体育类民非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