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药王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陕西中医学院,陕西　咸阳,712046；陕西中医学院人文科学系,陕西　咸阳,712046）

【摘 要 】　孙思邈药王形象在唐代传播是大唐盛世社会各阶层的集体无意识的民族认同,也是药王形象所体现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和合传播.孙思邈药王形象在古代的传播,是以大众化的信息传播为手段的典型代表,就传播的社会环境而言,探讨药王形象获得传播的社会文化原因,应运用历史实证的方法.从传播媒介方面,可以梳理出历史上孙思邈药王形象的“多级”传播.从传播方式、传播地域、传播主体、传播模式等方面,可以分析出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特点.

【关 键 词 】　孙思邈；药王形象；塑造；传播；永恒性

孙思邈药王形象是中国的一种普遍的而又特殊的文化事象,其在产生、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与传播活动密不可分,孙思邈的人格魅力和医学成就只有经过传播,被受众接受才是一个完整的医学与社会的融合过程.孙思邈的药王形象,在中国古今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医生典范,影响波及海内外,药王形象不单是一种人格定位和艺术塑造,其本质也是一种被传播的信息,更是一种隐形的文化能量和宝贵的人文资源.

从《史记》起,历代史书中都有起死回生、医术高超的神医记载,他们的事迹,有的神奇度甚至超过了孙思邈.那么,何以孙思邈会成为后世声名最著的药王?为什么偏偏他成了“德术双薪的楷模”?概况而言,是文化的传播成就了孙思邈,更进一步塑造了其“大医精诚”的药王形象.长期的传播效果的获得离不开相应的文化土壤,孙思邈药王形象和文化传统中“仁义”观念以及佛教文化的“积德行善”,道教文化中的“得道成仙”,民间信仰中的“健康长寿”等相互关联,从而获得了“传播霸权”,这是孙思邈药王形象传播的文化动力所在.通过阐释孙思邈药王形象在民间传播的文化要素,可以发现,现实中的孙思邈个人行为和历史叙事中的“话语建构”,正好契合了民族文化中的许多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母题――大慈大悲的救死扶伤和亦儒亦道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因而成为后世医学古典文化主题选择的诱因和广大受众所关注的看点,得以在民间充分传播扩散,更以其他区域的“名医文化”形成相互联动的“落”――中医药名医文化.孙思邈药王形象传播中存在着情节的地域文化适应现象,其结果是通过整体牵动传播,使孙思邈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民众的口耳相传,建构了孙思邈的人民性、本土化、风俗化等环节,也使孙思邈药王形象包含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的叙事程式和题材特点.1　就传播的社会环境而言,探讨药王形象获得传播的社会文化原因,应运用历史实证的方法.“唐朝对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⑴孙思邈医学思想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进而成为药王文化和药王形象的.隋唐之际,造纸手工艺已遍及全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更直接促进了中医药文化（当然更包括最优秀的药王文化）的总结与传播.唐朝开明宽容的文化政策,形成了辉煌的民间文化和高尚的民间信仰,药王信仰得到最大程度的民众传播.加强与周遍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日本、新罗等国的学生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习唐朝先进的医学、天文、历法等等,回国后加以传播,孙思邈的药王文化正是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药王文化和药王形象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离不开明君高隐士的模式.孙思邈一生淡泊名利,一心致力于医学,多次推却授官召请,虽然如此,唐太宗还是给予了很高的称赞：“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⑵孙思邈的高风旨趣与众位统治者的礼贤开明往来作为古代君隐相得的典范,获得了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离开了这一点,民间话语的言说将不会选择孙思邈,这是理解孙思邈药王形象得以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2　孙思邈药王形象在古代的传播,是以大众化的信息传播为手段的典型代表.在具有品评人物风气的当时社会,品评人物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西魏大将独孤信在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中,相当于大众传播理论中的“意见领袖”,即“在社会的基本群体中,一个具有一定地位、知识、人格,且具有影响力、号召力的人物,所提出的意见往往比普通人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人”.⑶在《旧唐书孙思邈》中,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难为用也.”“圣童”和“器大”无疑为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奇人生粉饰了浓厚的色彩.由于独孤信在传播中发表的权威意见,能够使普通人更易形成强势传播,所以凭借独孤信在上层领域中的权威性品评,本就天资聪颖的孙思邈获得了传播的优势,从而影响甚至左右大众的印象.而孙思邈与各个阶层的广泛接触,使得药王形象的传播具有大众化的普世特点.孙思邈年十八立志究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着,多所济益.”这种面对面的亲身传播是孙思邈和受众之间形成的最直接的传播方式,这种在临床实践中形成的有求必应、平易近人的苍生大医形象为以后药王形象的大众化传播确定了基调.因为阶级成分的不同,受众在孙思邈药王形象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就当地群众而言,当孙思邈作为一个在民间颇有声望的名人还健在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神话了.《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卢照邻怀疑孙思邈的真实年龄,于是“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受众有“行为性”的特征,“其遵循的是社会心理模式,即通过考察受众外在行为,描述受众经验,从而解释媒介影响,预测受众的行为动机和传播效果,目的是为了改进和强化传播效果.”这样,“受众被视为多多少少具有一定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媒介使用者和消费者”.⑷可见,当地的群众把他当成了地上的神仙,户喻家晓,而在神仙出生的地方立祠纪念,永世不忘,也是情理中事.3　孙思邈药王形象在唐代传播是大唐盛世社会各阶层的集体无意识的民族认同,也是药王形象所体现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和合传播.在唐代,孙思邈药王形象的社会受众角色主要有劳动大众、上流名达、方外之士（道士、佛教徒）等,他们各自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构成了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模式.儒家贵生不贵死,注重社会礼乐制度的建构和道德的教化,封建纲常礼教虽有碍于医学发展,但其“修、齐、治、平”及以“仁爱”为核心的观念对孙思邈高尚的医德形象的形成和传播有较大影响.道教追求长生不老,提倡无欲无为,推崇炼丹,所以“弱冠善谈老庄”、“居于嵩山修道”、“学道练气养形,求度世之术”的孙思邈,加之其乃自继葛玄、葛洪、陶弘景之后的又一位精于此道并有名于世的炼丹家,神用占验术“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并移花接木地运用到医学实践中,在道教层层神秘面纱――光怪陆离的传奇故事的包裹下,修真得道的孙思邈在历史长河中能形成 “孙真人” 的形象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儒家“真人”和道家“真人”的双重加码,使得“孙思邈药王”形象能够在社会范围内被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当时的名流如宋令文、卢照邻、孟诜以师礼事之,距离长安最近的孙思邈其隐逸故事及医术传奇进入以儒立身的知识阶层的视野也就不足为奇.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对医学发展有消极影响,但孙思邈与方外之士的不寻常来往,了解的佛经传人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和医药知识,这促进了孙思邈医德“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与医术“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充实.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隐逸故事”和“医术传奇”的融合既是民族文化的典型记忆,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心理依赖,又是言说着的中国古代正统思想内外的两种传播方式.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主体有劳动大众、道士们、佛教徒、文人等.“劳动大众通过渲染孙思邈医术的高明,治病态度的诚恳,把他塑造成一个跋山涉水、年高心善的民间老医生的形象.而道士们编造的孙思邈的传说,把他说成能呼风唤雨,战胜妖僧,炼丹服食,无时不在的神仙.和尚们却把他说成是抄传佛经、宣传佛旨,与名僧讲论的虔诚的佛教徒.”⑸ 4　孙思邈药王形象在古代的传播是逐级推进,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从传播媒介方面,可以梳理出历史上孙思邈药王形象的“多级”传播.人物传记作为媒介,在和民间媒介普遍“缺乏”的时代背景下,记载的神奇传说承担了准大众传播媒介的部分职能,这是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一级传播.同时,在大众和官府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历代政府对药王的题封弘扬和全国各地药王祠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准大众传播媒介,而且对社会舆论发挥了“议程设置的功能”,这是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二级传播.再次,劳苦大众创作扮演的有关孙思邈的戏剧,因每到祭祀节日例行轰轰烈烈的上演,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普世的大众传播媒介,这是药王形象传播过程中文本和题材演绎的绝妙组合,是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且是传播效果得到强化的有效途径.

“从叙事学的特征而言,传播者和受众所关心的人物形象,其角色功能可能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得到加强.”⑹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过程正是其角色功能不断强化的过程.宋徽宗敕封“妙应真人”的发生,是孙思邈角色功能加强的体现.“妙应真人”的加冕对孙思邈药王形象传播的意义为：在后世,孙思邈的传奇故事再度迎合了民间信仰的诉求和大众娱乐的需要,将征辟隐逸、医德医术与道教神话传说等题材相结合,使得故事拥有连缀式网状结构,内容五光十色、新颖别致,以生平奇、医术精为特征,孙思邈药王形象得到多重塑造.这样,传播媒介又检测借新的文本内核,将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最终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孙思邈药王形象的内容很大部分源于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流传过程会发生文本的变异.弗里指出,“变异的模式包括细节的精雕细刻、删繁就简、某一序列中次序的改变或颠倒、材料的添加或省略、主题的置换更替,以及常常出现的不同的结尾方式等等.”⑺如果说民间传说是孙思邈药王形象这棵参天大树的主干,那么后来的戏剧、文人编撰的文本,在许多直接涉及孙思邈药王形象的核心情节上借助于浪漫、夸张等笔法来强化加深某一个故事的做法,则是在不断的进行演绎“说明”.5　在民间,孙思邈药王形象弥漫式传播是有着深厚的民间信仰做支撑的.孙思邈药王形象在乡村的传播,主要依赖关中地区节日祭祀――药王节庙会的演剧传统.在药王节祭祀场合下,《药王救苦宝卷》的演出是一种追颂药王的群众仪式.孙思邈在戏中的出现,成为一种类似宗教图像的存在,近似民间信仰中门神和钟馗的画像,本身就有驱邪避祟的威力.此外,孙思邈祭仪剧作为一种驱邪避祟的仪式,“动作”、“语言”、“叙事――搬演”三种要素同时参与,以孙思邈为中心对众多故事进行改编、附会与整合,完成其仪式功能.从形象内容上分析,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衍生是“旧瓶装新酒”,以历史的孙思邈名义把新“风尚”笼络起来,是“话语”机制、传播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模式是从民间故事传说到文人创作定型,经过消费阅读环节的调适和引导,其核心情节又回到民间成为传说形态,进而又影响到民间戏剧、说书艺人的创作,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正螺旋模式.“所谓正螺旋是指在加工定型的守门过程中,故事情节不断丰富完整,章节的布局逐渐更合乎情理,来龙去脉更加引人入胜.”⑻所以说,孙思邈药王形象的来源在民间传说,其实质是现实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和升华,在民间的传播始终是孙思邈药王形象传播的主流,正应了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于孙思邈的学术、思想、行为、威望可以为各阶级和各阶层所利用,所以孙思邈药王形象的塑造反映出不同的愿望,而这些个愿望和倾向又是由于社会本身存在各阶级、各阶层的复杂性所决定的.由于民间传说是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最具有人民性,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其民间性的存在形态以及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像阵阵清风铺面而来,迥然有别于经籍典籍的庙堂性和书面性.所以流传在劳动大众口头上的民间传说千年不绝,其所承载的孙思邈药王形象更是历久弥新、历久弥贵.相比较而言,道士、和尚根据他们各自愿望所塑造的孙思邈形象,由于具有强烈的宗教性,而在群众中早已被人遗忘.6　在“把关人”的创作过程中,孙思邈药王形象受省略或空变、超细节化、加强、泛化等传播规律的内在支配,传播规律左右着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主题选择和叙事结构.在孙思邈药王形象的塑造上,唐代文学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孙思邈救昆明池龙王的传说中就承担了“把关人”的角色.

在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递环节中,有几个明显的传播特点――信息的省略、超细节化、强化和泛化：

1）省略： “德术双薪的大医”是有关孙思邈药王形象的“公共知识”,凡有悖于、和人民的信念和道德发生冲突的情节,都将被筛选出并淘汰掉.在《酉阳杂俎》中孙思邈拯龙的故事,“尔传与予,予将救汝”的故事情节,虽然是为了拔高《千金要方》三十卷的身价而进行的虚设,但是因有损于孙思邈厚道敦德处世的高大形象,所以在以后的流传过程得销声匿迹了,而后世的孙思邈药王形象强化的是“公共知识”――精诚大医.

2）超细节化：孙思邈伏虎的故事和孙思邈为泾河龙王治病的故事本来是毫无瓜葛的两件事,而孙思邈降龙伏虎的故事是由两者杂糅而成,这不仅没有使人感到生编乱造,心生厌恶,而且更让人觉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大感兴趣.只要了解到“降龙伏虎”是道士修炼中的专业术语,孙思邈本身就是一位炼丹专家的话,我们对好事者附会出的这个故事或许便信以为真了.

3）加强：孙思邈在正史中不以云游著称,但民间文学中孙思邈几乎无一例外的以云游者的面目出现,其行踪飘忽不定和传奇阅历都无与伦比,给人以“职业属医、思想在道”的高逸之士的印象.在元代,药王的形象均为有黑犬随行的仙医,到了清代,民间所称的药王大多为孙思邈,其塑像也多为坐虎针龙的雄姿.经过孙思邈形象题裁所涉及的故事情节被多次叠加、改编、整合,孙思邈的形象在群众记忆中被逐渐固化.最终把药王头衔冠之在孙思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积累产物.

4）泛化：从叙事时间和空间看来,以孙思邈所在的唐朝以及多次隐逸的故事为主导,孙思邈药王形象几乎吸附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人物的事迹.其他名医的高尚情怀以不同方式被孙思邈药王形象“吸附”和“释放”,在许多地区的药王庙,供奉自扁鹊以将的十大名医,民间把能救人危难的这些名医统称作“药王”,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在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思邈药王形象在传播过程中是GB维柯所说的“想象性的类概念”.⑼7　孙思邈药王形象的永恒性

民间人物形象在生活中一旦形成,就可以向着历史调适演进的方向,以相对的稳定性,陈陈相因,代代相传.只要适合孙思邈这一民俗事象的主客观条件不消失,其药王形象传承的步伐就不会中止.孙思邈药王形象是种动态的文化资源,这种动态既可以是一种自然的流动,如同风一样,又可以着身网络新媒介无阻碍地时空相传,铺遍大江南北.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表明,凡是符合或迎合人们主观愿望、主观印象或主观偏见的信息,最容易使人相信,并乐于被人传播,而且还有可能依据传播者特定的心理倾向而被有目的地加工.电视连续剧《药王孙思邈》的剧本在描述、刻画孙思邈药王形象方面,无疑是作者在对“公共知识”的把握上自己主观思想的流露.而在当今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社会氛围下,孙思邈药王形象的传播又无疑是重塑医生形象、缓和医患矛盾的契机和针砭,并能够使得药王形象在新时代里永放光芒、温暖世人.参考文献［1］百度文库.唐代文化繁荣原因［2］百度百科.孙思邈［3］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3页.［4］丹尼斯麦奎尔,《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5］张厚墉：张厚墉汉唐医文集.陕西中医学院特色项目建设组.2005年,第201页.［6］李永平.包公文学形象传播的新思考[N].光明日报.2007年.［7］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9页.［8］李永平.包公文学及其传播.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毕业论文.第195页.［9］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北京商务出版社.1997年.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