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要》的比较

摘 要：唐兰的《中国文字学》和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在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二书皆对汉字的起源、性质、结构和形体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本文拟就其在这些方面论述的各自观点作粗浅的比较.

关 键 词：唐兰；裘锡圭；《中国文字学》；《文字学概要》

Abstract：“SummaryofLiteraturewritten”byQiuXiguiand“ChinesePhilology”ofTanglanhadthemilestonesignificanceintheresearchhistoryofChinesephilology.Thistwobooksbothdeeplystatetheorigin,property,structureandshapeofChinesecharacter.Thispapersuperficiallyparessomeoftheirrespectiveideasontheseaspects.

Keywords：Tanglan；QiuXigui；ChinesePhilology；SummaryofLiteraturewritten

中图分类号：H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2

1949年,唐兰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字学》,此书是在唐先生1935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一部研究中国文字的专著.该书将古今文字的研究相结合,从文字学整体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字的起源、构成、演化及变革等问题做了阐述,批判了六书说,开创性地提出“三书”说,重新树立了人们对汉字结构的观念,促使后人用新的眼光去研究中国的文字学.

《文字学概要》（下文简称《概要》）是裘锡圭先生编著的,商务印书馆1988年初版.该书从汉语实际出发,突破文字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和范围,系统而独创地阐述了文字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尤其是在汉字的起源、文字形成过程与汉字形体演变、汉字结构理论等方面作了细致而谨慎地论证,分析了传统“六书”说的不足,提出了新的分类理论与范畴,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由于两部专著所处的时代,研究的目的,出发点及角度等诸方面的不同,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近年来,中国汉字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裘先生所掌握的资料和成果比唐先生更加全面、系统,因此在理论完整性和稳妥性方面更加有优势.以上是对这两本文字学专著从整体上做一个比较,下面将从汉字的起源,性质,形体,结构等方面做一个系统的论述.

一、关于汉字的起源的各自观点

两本专著都对汉字的形成和起源问题用以专门的章节做了论证,唐先生的《中国文字学》结合史前文化考古,来探讨汉字的形成及其时代.唐兰先生认为,所谓结绳记事、仓颉造字或者八卦的传说都不是汉字的真正起源,在对这三种传说作出评介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即文字的起源是绘画.他在书中写道：“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先驱.但是绘画只能描写印象,表现自然,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感情,所以不是文字.经过很长的时期,人类有渔猎社会,进入了农业的社会,有了相当安定的居处,由小的部落积累成国家,有了剧烈的战争,交通一天一天的繁复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密切起来,许多歧异的语言混合起来,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在这个时候,有人画出一只老虎,任何人见了都会叫做‘虎’,画出一只‘象’,任何人见了都会说‘象’,有了图画,加上了统一的语言,如其那时的文化已经发展到那种需要,就立刻有了文字.”这段文字说明了：绘画是文字的先驱,但还不是文字；文字的产生需要社会发展作为动力,图画和语言结合就产生了文字的需要.

裘先生在《概要》中,通过陶器上的符号与古汉字的比较并参照纳西古文字的特点推测汉字的形成和起源.裘先生指出,文字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图画,到近似文字的图画,即文字画,然后产生了跟图画有明确界限的抽象的表意字,自此才算是真正的文字符号.裘先生认识到在原始文字时期就有了检测借字,并且“跟图画有明确界限的表意字的开始出现和检测借方法的开始应用这两件事,在时间上不会相距很久,很可能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可以说,跟图画有明确界限的表意字和检测借字的出现,是文字形成过程正式开始的标志.”裘先生还用纳西原始文字来证明了形声字的出现.

《中国文字学》在“文字发生的时代”一节中从卜辞、历史和历法的发明三方面论证了“文字的发生,总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文字已经很发展了.”

裘先生关于文字的起源时间问题提出了“汉字这一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汉字是怎样从最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就这两个问题,裘先生根据已发现的可能跟原始文字有关的资料进行了详尽地讨论.关于第一个问题裘先生认为：“如果说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可能曾与原始汉字同时存在,互相影响,或者曾对原始汉字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距离事实大概不会太远.由此推测,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关于第二个问题《概要》中写道：“到了公元前三千年末期,随着夏王朝的建立,我国正式进入了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必然迫切需要建立比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文字改进的速度一定会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汉字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夏商之际（约在十七世纪前后）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

关于文字的起讫问题两本专著都只是从旁进行讨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

二、关于汉字的性质、形体的各自观点《中国文字学》在“中国原始语言的推测”一节中,唐先生说“中国的文字,一个字只代表一个音节,但是她的语言,却不是单音节的.这种错误是由于没有把‘字’和‘语’分析清楚的缘故.‘字’是书写的,一个中国字,是一个方块,也只代表一个音节.而‘语’是语言里的,在语言里是一个不可分析的单位,写成文字时,有时可以只是一个字,但碰上双音节语或三音节语,就必须写成两个或三个字.”

在“中国文字和世界各区域的文字”一节中提到了“中国文字的变为注音文字,而不变为拼音文字,显然和她的语言有关.一个字既然是一个音节,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其中大部分就是意义符号）,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通统写出来,又何须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关于汉字的性质,唐兰先生从中国的文字和她的语言方面作了笼统地论述,那么中国的文字到底和她的语言有怎样的关系呢?汉字在形式上又有哪些主要的特点呢?

裘先生在《概要》中剥茧式分析论证的非常清楚.他为汉字的性质作了专章,突破性地把汉字性质分为两个层次来讨论,一是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语言有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作为语言符号的文字,也必然既有音又有义.就这一点来说,各种成熟的文字体系之间并没有区别.”汉字的性质从这个角度分析,应该称为“语素―音节文字”.二是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各种文字所使用字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裘先生还对这三类字符分别作了详细地阐述,创新性地提出了“记号字”的用法.汉字的性质在这个角度应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来分析,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称为意符音符文字,即意音文字；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裘先生从汉字的形式出发指出,汉字的书写单位就是通常所说的字,每个字通常都念一个音节.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占绝对的优势.一般而言,一个汉字是为一个单音节语素而造的.这是汉字形成一个字念一个音节的局面的主要原因.至此,就将汉字的性质以及和汉语的关系做出了清晰细致的阐述.

唐先生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文字的变革”中讨论了汉字形体及其演变,唐兰先生按照时代和地域将古文字分为殷商系文字、两周系文字和六国系文字.裘先生承袭了唐兰先生按照时代和地域将古文字阶段的汉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

在分析籀文的时代问题上,唐先生主张籀文是东周时代的一种文字,“《古今人表》把史留放在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史籀篇》的准确时代.”但是裘先生经过详细地比较,在谨慎论证的基础上得出“我们目前掌握的古文字资料非常有限,不能因为在现有的较早资料里看不到这些字,就断定他们当时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认为把籀文的时代推迟是缺乏充分根据的.与其相信近人史籀不是人名、史籀就是史留等揣测直说,还不如相信去古未远的汉代人的旧说.等我们认为《史籀篇》应如汉人所说,是周宣王太史籀所作的一部字书,籀文就是周宣王时代的文字,只不过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一些讹误.”

在大篆的名称问题上,唐先生按照自己的观点把“春秋时到战国时期的文字”称为大篆；对这个问题裘先生快刀斩乱麻,把长时间以来争议很多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大篆的名称干脆舍去不用.

唐先生对于汉字形体及其演变的阐述主要是对各种字体形成时间及其作家的考证上,引各家之言来论述字体的来龙去脉.《概要》侧重于考证文字形体的特点以及对文字形体资料的研究,列举大量各种字体的实例,详细深入地分析归纳了各种字体的形成基础、构造变化、以及字体之间演变的相互影响.

三、关于汉字的结构的各自观点

汉字的结构可以说是两本书分歧最大的地方,两本专著都对六书说做了分析,提出六书不合理的地方,唐先生是最早对六书进行深入地探讨并提出新的文字结构理论的人.在论述汉字结构时,对传统六书进行了批判,“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他应属那一类.”唐先生认为“六书说”在界定以及义例上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以至于在实际应用时,界限难以清晰.作者突破几千年来六书的束缚,开创性的提出了三书说：

一象形文字

二象意文字

三形声文字

唐先生认为,“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那么非图画文字呢?唐先生对此并无交待.裘先生在《概要》中就这个问题指出：“唐先生的象形和象意字都属于图画文字.所以在三书说里,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字是没有位置的.大概唐先生认为那些字都是后期的,而且数量也不多,可以不去管它们.但是作为关于汉字构造的一种基本理论,不考虑这些字,总不免是一个缺陷.唐先生曾把这种字称为变体‘象意字’.这当然不是认真解决问题的办法.”唐先生利用古文字材料大胆地突破束缚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裘先生对汉字的结构问题态度严肃,他作为汉字构造的理论就应该尽可能的考虑到所有的汉字.裘先生并不像别的学者那样把理论绝对化,而是使理论尽可能全面而详尽.

唐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还指出：“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字的形意声能割裂来看吗?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汉字都是音义的结合体.对此,裘先生在《概要》中恰如其分地提出质疑,“唐先生所说的文字的形意声,就是一般所说的文字的形音义.等象形字固然是词的书写形式,象意字和形声字又何尝不是呢?为什么单单把象形字跟字形联系起来呢?如果从字形跟所代表的词发生联系的途径来看,象形字跟象意字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象形字所像的形跟象意字的字形一样,也是表示字义的.词并没有一个独立在词义之外的、可以为象形字所象的‘形’.”唐先生的提法并不完善,缺乏逻辑,裘先生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客观地指出唐先生的缺点和不足,从汉字的性质角度给予我们启发性的思考,使后来的学者能够在更加科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对汉字的结构进行研究.并且,唐先生在《中国文字学》对象形字的定义也有一定的问题,唐先生认为：凡是象形字：

一一定是独体字,

二一定是名字,

三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

这个界定是很科学的,但是在和象意字进行划分时又显得混乱不清,裘先生在《概要》指出了唐先生的不足,他说,“上”、“下”在《古文字学学导论》划分为象意字,但在《中国文字学》中又和“□”、“○”一起划分为象形字.可这象形又与唐先生对象形所下的界定不符.

除此之外,裘先生认为《中国文字学》中的三书不包括检测借也是不合理的.

通过分析裘先生概括出唐先生的三书说存在的问题有四个方面：“（1）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字留下位置；（2）把三书跟文字的形意声三方面相比附；（3）象形、象意的划分意义不大；（4）把检测借字排除在汉字基本类型之外.”

裘先生对唐先生的“三书说”进行了批判的继承,他认为应该“把汉字分成表意字、检测借字和形声字三类.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检测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这样分类,眉目清楚,合乎逻辑,比六书说要好得多.”另外,作者对其“三书说”中的表意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划分,共计六类：一是抽象字.二是象物字.三是指示字.四是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五是会意字,按其会意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六个小类：图形式会意字；利用偏旁间的位置关系的会意字；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其他（指不能归入以上各类的会意字）.六是变体字.这样的分类方法有助于解释事物的内部关系.

此外,裘锡圭先生还认为,少数字不能归入“三书”的范围,主要包括：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等等.作者对汉字结构进行了全面、分类细致、深入的研究.尽管这样的分类可能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有些创新的部分,例如对会意字分类中的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和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等的论述,对文字学领域的研究有莫大的帮助和价值.

以上三点是笔者对两本文字学著作粗浅的比较,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文字学概要》和《中国文字学》还有很多地方的观点不尽相同,限于笔者才疏学浅,不能一一进行系统的论述.即便如此,两本著作贯穿古今文字学的研究,凝聚了唐先生和裘先生研究的心血,对于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