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

摘 要：1727年出版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撰写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等内容,勾勒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怎么写作两种传统,其基本原理可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其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和政治等重要观点.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其诞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 键 词：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约翰·伯克哈特·门肯；儒家；道家；禅宗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09909

作者简介：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淼,美国阿姆斯特学院中国留学生（江苏南京210032）

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本题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是拉丁文本,1727年出版于德国的布伦斯维加（Brunsvigae）,作者是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萨克森尼的御前历史学家约翰·伯克哈特·门肯（JohannBurkhardiMenckenii,1674-1732）.此人曾担任德国第一份科学期刊《博学通报》（ActaEruditorum）的主编及莱比锡诗歌协会会长,其最有名的作品是两篇题为《论学人的欺诈》（Decharlateneriaeruditorum,1713与1715）的演说,被看作是17世纪巴洛克式的辉煌向18世纪纯粹化的理性主义转型的见证.还著有《主要历史学家目录》（CataloguedesprincipauxHistoriens,1714）等书,以斐兰德·冯·德·林德（PhilandervonderLinde）的笔名发表过《加兰特之歌》（GalanteGedichte）和《杂歌》（VermischteGedichte）等诗作.其《中国哲学史》（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一书,可谓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哲学史》之开山,所以笔者对此书有着特殊的兴趣,特将此书介绍给国人.

一、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

门肯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第一章题为《中国哲学史的定义与划分》,第二章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目的》,这两章的内容虽然十分简略,却扼要地论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观点.如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西方人的女神是学堂、中国人的女神是生活（中国哲学具有注重实践性的特点）,中国人的神学造诣虽不如西方,但哲学和政治哲学著作颇丰,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怎么写作两种传统,汉语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语言,中西民族虽然以往不相闻问,但却有着相同的发现和创见等等.

第一章的内容实际上只是全书的一个框架：“I、这部中国哲学史阐述中国哲学的发源与发展.II、如此分为三部分：（a）概论：阐述哲学之概要.（b）详述：讲述中国的智艺与学术.（c）细节：关于中国学者,学术理论与信条,著作以及发明创造等等.III、任何历史都应分成以下三部分来看：（1）目的.（2）对象.（3）方法.”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5Brunsvigae,ApudL,Schroeder,1727尽管这个所谓“第一章”只有寥寥几行文字,并没有作具体论证,但却颇具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如我们今日所知,研究任何一门学科,总要先确定其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既要讲其起源,也要论其发展,既要有概论,又有详述和细节.

其第二章内容才真正进入主题.他说,我们着手写作的《中国哲学史》之目的,就是要驱除无知的黑暗,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经典文献有其起源和发展,这些文献支配着那个国度的学士们的心灵,其中的信条、智慧和知识被人们广泛地利用引证.然而,不知有多少的内容得此待遇,又有多少因为被忽略的缘故而从文字世界里销声匿迹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6.他在这一章中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哲学作了对比,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指出：“视其年岁很荣耀,希腊抑或蛮族的哲学没有什么能与古代中国哲学相比.”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6但他又说：“全部中国哲学中没有任何东西原理上能与我们的《圣经》可比.”“在神学造诣上,仅有基督教徒开了双眼,犹太教徒仅具一只眼,而其他民族以及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似同盲人.”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6这一观点明显带有基督教徒的某种偏见.

但以下一段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论述却颇为精彩和独到：“我们在理论的严谨,对事物独到的解释上优于古代中国人,却在践行,对于事物的善加利用和操作演练方面上不如他们.以至于我们的缪斯是学堂,他们的是生活.”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6这一观点与同时期西方哲人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又说,中国人没有语言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也没有为一切之首的神学,但中国人在哲学与政治哲学方面著作颇丰,而西方人这些方面的典籍则相形见绌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6.他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把中国先秦墨家和名家的学说以及魏晋玄学家的学说等等介绍给西方人,传教士们向西方介绍的主要是中国儒家的哲学和政治哲学；同时,由于其学术视野的局限,他甚至不了解古希腊罗马甚至中世纪的西方也有极其丰富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著述.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他说：“当代中国人哲学造诣较其祖先差距悬殊惊人,仅仅在名义上维持孔门弟子的身份.”又说“中国哲学像一条河流,离源头近则纯净,离得远了就杂质渐多,浊浪横流.”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6这一观点显然是接受了耶稣会士们宣扬的关于中国上古典籍和先秦儒家学说与基督教哲学相一致,而后来的中国哲学则背离了先儒学说的思想.

关于中国哲学的流派,他说：“中国的学养世界一分为二,一是为文而文（statusinstatu）,二是为政治怎么写作.”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6“在伊壁鸠鲁之前和之后中国都有伊壁鸠鲁主义.”“他们的寂静主义也在我们之前诞生.”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7这里所谓“中国的伊壁鸠鲁主义”是指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门肯称老子为“中国的伊壁鸠鲁哲学之创始人”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4.而所谓“中国的寂静主义”,可能既是指老子提倡的“致虚极,守静笃”的“无为”哲学,也是指道教和佛教禅宗的寂静思想,他们都与17世纪在西方流行的寂静主义有相通之处.

他说：“中国人知识的光辉来自他们统一与持久的语言.它把各门知识技艺推向高峰,学问成为长期的经验积累,尘世的万千至宝,但其中常生分歧,难以统一.当我们知道学者们使用的是中文这门无与伦比的语言时这点不难理解.”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7他认为中文是一门“无与伦比的语言”,不像后来西方学者连中国的语言也要贬低,这是值得肯定的.他又说,与中国相比,“在我们的世界里,希腊和拉丁文献传承下来的语言遭到白话的毁灭、移除,以至于古代典籍和那些曾经被用以传播知识的工具难免遇难,人类回到了原始的朴拙,之后的事情还未可知,只是自然的和奇事异物刺激着人们的心灵”.然而,究竟是希腊和拉丁文献的语言好,还是欧洲各民族新兴的白话好呢?门肯也拿不定主意,他带着犹豫不决的口吻写道：“古代和当今著述孰优孰劣也并非没有分歧,是新近收获发现的新学好还是从传世经典行列中被除去的旧学好呢?”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7

门肯根据他所掌握的中西哲学史知识,断言：“天下分开的许多民族有着相同的发现创见,距离遥远的人们在其检测设和推测中不谋而合.”因此,他认为东西方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又说：“为了文典世界的繁荣,天下学人要有同一语言；分裂即形同于无；空想不做形同于无；有知无德形同于无；贵而无知形同于无.”人们应该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来促进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交流.他慨叹西方人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知识实在太少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在太缺乏了：“神像多,酒神的真身少；尝试传授中国哲学史的史家多,真正传下的东西少.”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7他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中国哲学史》,就是为了促进中国哲学知识的传播,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哲人的智慧.

二、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

该书第三章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篇幅最长,内容也最丰富.在这一章中,门肯首先概述了中国哲学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而着重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实践品格和儒家,接着又考察和梳理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认为17世纪的中西哲学交流带来了中国哲学的复兴,促使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兴盛发展的新时期.

1、论中国哲学的起源、作为汉学博大巨著的九部经典,特别是《易经》

他说中国哲学起源于公元前三千年的伏羲,那时中华民族原本散布于原野与森林,又因为某种原因聚集在一处,驯服了蛮荒.他们以绳结作为最初的记事工具,后来文字发展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形态.承蒙天佑,公元前30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自伏羲到孔子的这段时间里——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茁壮成长.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产生了作为汉学的博大巨著的九部经典,它们是《五经》和《四书》.

门肯介绍了《五经》和《四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在《五经》中,《书经》主要是记载帝王们的言行.《诗经》是通过颂歌与诗的形式传达古老的民风民俗.《易经》由伏羲（Fahi）所著,非文字写成,而是通过或连或断的线的排列变化造成64种不同图形；它们神秘且纷繁,很多中国人不能洞悉其义.《春秋》由孔子整理成集,以历史叙事的形式追溯君王们的所为,他们的美德、恶习、罪责与善报.《礼记》是对职衔、职责及仪式的记录,由孔子从各种古书集成.《四书》的前三部出自孔子,由柏应理译成拉丁文,唯独第四部出自孟子,由卫方济（PFranciscoNoellio）编辑.虽然《四书》只是《五经》的注解,可是也同样享有盛名,以至于在文章上追求高阶与桂冠者必须背得《五经》中的一部,对《四书》必须全部烂熟于心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8-9.

他认为汉学的九部经典中的知识有些是“非哲学的”,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中国文化的特点.如六项绅士的技艺（六艺）,又如书法,即写字的艺术,其高妙简直无与伦比,以至于门肯不禁惊奇地问道：“为何中国人在这个精巧的消闲上投入并永远保持着如此严肃的训练?”再如文法,语言在构成上极为精繁,分割成许多方言,但有一种全国通行的官话由此脱颖而出；汉字有330个名词,且全是单音节的,它们的意义通过不同的发声和重音变成了许多,但在结构和语句上又不乱；有80000个字符,一字表示一物.还有音乐,它“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美德而创,为了在心中浇灌甜美的德行和的歌,把它的裨益简明地印在少年心里”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0.门肯把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理论性的基本原理主要是指《易经》,实践性的则主要是指儒家.他说《易经》把万物的原理一分为二：完美与不完美.前者用实线表示,后者以断开的短线表示.所谓完美是自我昭著（prodirefocaovere）,控制对象的移动、舒展、延伸、增大、张开.从属这一类的事物有天、日、火、热、白昼、阳性、阳气（生命之热,caloremvitalem）、健康、运气.所谓不完美是自我隐藏,潜入、静默、紧张、凝聚、下降、萎缩、残障.这一类的事物有月、地、水、冷、夜晚、阴性、阴气（humoremradicalem）、疾病、损害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0-11.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易经》的原理具有权威性,“在无数的编辑、注释、理解中被深深地铭刻于中国人的心中”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9.

2.论中国哲学的实践品格和儒家

门肯认为,中国哲学是“实践性的,始终在思与行中传授美德,不从规章中得到觉悟,而是通过范例、事实做无言之诠释”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1.他说中国的学包括知性认识、意志培养和控制情感三方面.在知性认识方面,教育人如何匡正意志,辨别良莠,并把这一能力用在每一个行为中.“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第一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之于人’,欲求人爱必先爱人.方法是利用那些因果报应广为人知的具体案例,从中得到一般性的认识,以判断美善之事物.”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1在意志培养方面,要人们首先关注内心和它的微小活动,直到完全摒弃违背天意的思想.美德的追求有三个境界：知其要求、给予重视,最后欣然付诸实践,其回报是快乐,结局是荣耀,动力来自模范,媒介是日常的检验.美德要求爱芸芸众生,尊重责任和秩序,孝敬父母、谨慎智慧、恪守诚信、公正坚强,崇尚平和而不尚暴力,以终有报应之念面对他人种下的伤害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1-12.在控制情感方面,强调要防止四种不该有的感情：一是好高骛远；二是自恋成狂；三是暴躁易怒；四是贪得无厌.这些情感很难连根灭除,应加以控制,使其转化成对美德的追求,从而像音乐一样使情感成为美德的载体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2.门肯在这里所讲的应该加以控制的四种感情,很像孔子讲的“四勿”之旨,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门肯还指出,中国学很注重外在的行为,认为一个人在行为方面能够成为他人效法的楷模乃是其智慧的体现.他详细列举了中国哲人关于行为规范的条目,包括：行为中应祛除矫情、做作,只应有恰如其分的修饰；话不宜多也不宜少,跟亲友谈话时以直爽为佳；要时刻准备学习朋友们身上的优点,为了这些优良品质与他们相处,而不是为了享乐.——的确我们要珍爱朋友,他们使我们变得更好.朋友之间要相互承担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在追求美德的过程中提供帮助,在行为上互相监督,朋友之间应该分享财产,对于穷困者要予以帮助.在公开场合,既不针对任何人,也不针对重大的礼节习惯作评论.要敬畏那钦定的德高望重的仲裁者,注意言语诚实,行为谨慎.遇有疑惑时要探索释疑解惑的途径,遇到令人愤怒的事情时要据理力争,复仇时要做到适可而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2-13.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哲学包括治家、为臣、为君三方面.在治家方面,中国人的观念是家庭即小社会,社会即大家庭.父母应当教导、训诫孩子,孩子要服从父母（哪怕他们很难取悦）,要赡养父母,父母去世要服丧三年.父母与孩子在家庭里有如官员与公民在社会上,没有哪一个被社会认可的人不是在家庭中树立了谨慎、服从的楷模的.在为臣方面,要具有四项德行：温和自律、忠于君王、善良仁爱、公平正义；在君王和人民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忠诚的人,能够力谏君王、驱驰万民并全身而退.在君王行为偏离正轨时进行劝诫,哪怕要冒生命危险.在为君方面,天授王权,四海服从,乃是天经地义.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君王应该做到以下七条：一是完善自己的德行,二是栽培有才有德之士,三是遵循礼法,四是荣耀臣子,五是爱民亲民,六是任用各行各业的人才,七是保护外国人.保持人民的服从有两种办法：一是君王以身作则,二是国家法律昌明.惩罚威慑要少而适度,征税必须温和适度,不从人民手中大量捞钱,以使他们忠于君王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3-14.

3.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论述了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之后,门肯将视野投向了中国哲学的更为广大的领域,考察和梳理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他说在公元前6世纪,老子这位与孔子几乎同时的哲人创立了自己的学派.他也是中国的伊壁鸠鲁哲学之创始人.老子主张大道（神deum）是物理性的（物质的、具形的corporeum）,而众学派的智艺玷污了它.后起的各学派的信众们始终在诠释“道”,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公元前5世纪,孔子的弟子孟子为先贤教诲被忽视遗忘而感怀.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尽毁人伦学养,以至无人敢反抗其淫威,也无人能逃脱其肆虐.然而中国的缪斯并没有被彻底击败,尽管秦始皇要把所有的学术经卷付诸一炬,仅仅保留农业、医学与严酷法律的著作.那之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其间文典不是被彻底忽略就是深受鄙夷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4-15.公元1世纪,佛教在大卫王后的一千年由印度的信徒传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发源于公元前11世纪印度的灵魂转世说在公元1世纪来到中国,直到今天它还被给予重要地位.灵魂转世说和无神论的学说并行于国中,佛教徒对社会造成的腐化溃烂最为严重,他们的教师、教条与经卷都污秽不堪.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也陷入了追求异国情调和怪异理论的混乱之中.在此之前哲学已与神秘主义和无神论的玄学信条有染,后来其无神论色彩就更是昭然若揭.到2世纪时,道教（米教,Mikiao,五斗米教）创立,宣称要信徒交出一定数量的米,其疾病会被符咒治愈.3世纪时,禅宗由印度的武僧引入中国,它旨在培养登峰造极的高人：他们能为了试图接近一尊塑像或一棵树的本质而长久地端坐入定,没有任何肉体的动作或心灵的思虑,没有挥而不去的肉欲,而从禅定中产生快乐.5世纪时,哲学家范缜试图说服人们,万物之命运无常,灵魂与肉体同灭.10至11世纪时,程子和朱子的无神论以及他们对四书五经的新诠释出现在文典世界.15至16世纪,中国哲学由另一些有禀赋的注释家继续加以扩展,其结果是从注释家的文献中产生了极为危险的繁琐系统,尤其是“八股文崇拜”的诞生.这些和其他一些可悲的事件使中国的学养世界被颓败的因素所控制,而衰落自从孔子的时代就已开始了.但它并没有灭亡,它的光芒尚未被抹杀殆尽.至今在黑暗的最深处还有诸门科学的小火苗在燃烧,就是在孔子到来前闪耀着的光.古老的与政治学和自然神学虽然在那个时代里被震撼摧残,但其他的一些科学却没有遭到同等的破坏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5-16.——犹如西方近代启蒙者把中世纪看作是“千年的黑暗时期”一样,门肯也把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界看作是一个“浊浪横流”的时期,这未免带有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弊病.但西方启蒙者的极端之论乃是由于其思想理念与基督教中世纪的根本对立,而门肯对于秦汉以后中国哲学的简单化描述则主要是由于时代所造成的对于中国文化的视阈局限.

门肯认为,从17世纪以来,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复兴的时期,“利玛窦是欧洲试图重建颓丧之中国哲学的第一人”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4.“在耶稣会神学家的帮助下,中国哲学于顽疾痼疮中得到净化,人们开始渐渐走出那些弊病的阴影,认识到他们所习惯的文字游戏的空洞与虚荣.由于中国人先接纳了利玛窦,而后有汤若望、南怀仁及其他人,他们以传授数学为名从我们的文明世界出发去往中国.当中国人有了对数学的需求,那么数理科学、几何学、天文学、民用与军用的建筑学、地理学与历法学都将在中国的学校里逐渐繁荣,而南郭先生们的占星术会渐渐失效,销声匿迹.科学成了炼丹术的牛虻,蜇醒那些相信自己拥有了永生之杯的人.”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7

三、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

门肯《中国哲学史》的第四章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有两条：一是沉思探讨,此门学问的路径正在此中；二是典籍的阅读讲习.门肯对阅读中国古典哲学原著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说：“若不是事先对典籍准备充分,花功夫细致研究,就只能是用中国文典历史中的名著来充充台面而已.”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19他认为这些方法可以用于研究西方学界已经拥有的27种汉学著作.从他列举的这些著作来看,他已经尽其视野所及,把当时中学西渐的主要资料都搜罗在其中了.可以把这些著作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西方学者编译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

1《孔子,中国人的哲学家》.拉丁文版,由柏应理等四位耶稣会修士编纂,1687年于巴黎出版.门肯对这部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此书收录了三种中国经典（《论语》、《大学》、《中庸》）,均出自公元前6世纪中国最光辉的导师孔子之手,并且无论意图如何,已被人从中文译成拉丁文,亦与我语经典著作有相通之处.它们蕴含了广博杰出的智慧,对我们的学与政治学百无一害.”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20

2《中华帝国六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译者注）.拉丁文版,由耶稣会士卫方济（PFranciscoNoellio）在1711年4月成书于布拉格.门肯认为,此书与前面的著作一样涵盖了中国的学、政治学,用典型的中国风格写就.我们不应怀疑卫方济对这些知识的真切认识,以及他进行后续理解探索的能力；因为他的确20年如一日地对中国语言作了钻研,对中国书籍翻阅不辍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20.

3乔格·伯纳德·毕芬格（GeBernhardBulffinger）的《中国学信条详例》（SpecimenDoctrinaeVeterumSinarumMoralisetPoliticae）.1724年8月出版于法兰克福.门肯认为,“这本书着实是第一本把原先由于疏忽而造成混乱的孔子作品重新理出次序,以便阅读的著作；也是第一本把各民族的哲学应用于公共事业上的书,而且以此为据创立了实用主义；还是第一本把中国哲学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书.它在我们有关中国哲学的书中被评为最好的一本”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29.

第二类是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

这一部类的著作最多,包括《马可波罗东方行记》,门多萨（JuanGonzalezdeMendoza）的《新简明中国史》,蒂奥非·斯皮泽（TheophilSpizel或GottliebSpizel）的《中国文史评析》,契尔学（AthanasiusKircherus）的《中国图说》,乔万尼·皮耶特罗·玛非（GiovanniPietroMaffei）的《耶稣会东方诸事纪》.金尼阁（NicolasTrigault）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根据汤若望的通信整理的《中国正统信仰起源发展史叙述》,白晋的《皇舆全览图》,艾萨克·沃斯（IsaacusVossius）的《博闻》,M大卫·奥格维（DidAlgower）的《中国的数学》,路德维克·孔德（Ludovicusdeitibus）的《今日中国》.埃狄纳·傅尔蒙（EtienneFourmont）受路易十四之命与来法的中国人黄嘉略（ArcadioHuang）合写的《中国官话》等等.在这些著作中,门肯对门多萨的《新简明中国史》评价颇高,说“他是继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个为我们带来对中国公正评价的人,将这个民族不可忽视的政治与文典世界介绍与我们,而我们无法说那些世界不识真理”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22.他也很推崇艾萨克·沃斯的《博闻》,说该书“介绍了中国的不同城市和各种科学；他成功地说服了读者相信这个民族在城市的规模和除去数学之外的其他科学的造诣上无与伦比”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25-26.

第三类是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文献

这方面文献主要有莱布尼兹的《中国近事》、查尔斯·勒·戈比恩神父（CharlesleGobien）的《中国皇帝为基督教所颁圣旨及中国人对孔子及先人祭拜之历史阐述》、JF巴德乌斯的《论中国人对祖先的迷信崇拜》,该书更常见的名字是《记中国的耶稣会与多名我会传教士1645年后于亚欧同时激起的争辩——论中国人祭祖之风究竟为宗教还是礼仪》.门肯在评论戈比恩神父的著作时说：“在这部作品里,戈比恩的观点与莱布尼兹那部斩钉截铁的《中国近事》中约瑟夫·苏亚雷斯的观点交锋,戈比恩的见解显得更为充分、准确且优美.苏亚雷斯的则较贫乏、沉闷、局限.耶稣会的神父更加执着,而多明我会的则颇为凶悍.”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27他对巴德乌斯的著作的评论是：“这位最为博学的作者通篇相当出色地介绍了这场论战的经过,却没有给它下个定论以使爱好真理的人们得以安宁.并且这位最为博学的作者还直接对多明我会关于这种祭仪的描述信以为真,然而这正是耶稣会士们拒绝承认的.同理,检测使作者认为耶稣会士的叙述符合事实,本应向多明我会士们下反对结论.然而事情并不是直截了当地属于宗教仪式或礼节其中之一,因为他给出了第三种可能,这样一来混杂了两方（中国人和耶稣会士）诠释的祭仪便不是原来的那个祭仪了.”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27-28他的评论明显地倾向于耶稣会士的立场.

第四类是西方学者撰写的评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著作

一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Wolff）的《中国哲学演讲》.该演讲于1726年4月在法兰克福发表.对于这篇演讲,门肯评论说：“演说辞藻富于哲学性,而这并不适合一个演说者.作者以偏狭的热情评论中国哲学,等蒂奥非·斯皮泽、路德维克·孔德、契尔学和其他人在中国文史方面的重要著作他都没有通读.柏应理的《孔子》他也只是在发表完演讲后才见到；他手边仅仅有卫方济翻译的著作.此外,他还对我们的神学大放厥词,反对基督教神论与诠释信仰的那些类比.沃尔夫大谈实用的中国哲学,却不予证明.等如果这位最博学的作者愿意更多地接受真理而不是名誉的统治,在所有的哲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就必须排除他那些偏执否认的东西.”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28从这一评论可以看出,门肯是站在维护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上的.

二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演说《谈中国儒家智慧》.该演说与兰格博士经过遴选的作品于1726年4月在法兰克福结集出版.对于这篇演说,门肯评论说：“渊博之至的沃尔夫先生的此篇演说并不出名,而且既好斗又乏味,勉强在名义上值得认可；它并非完全是既无雄辩之花又无真理之光,然而这样的作品在它的类别里也不是没有才艺或见识上相似的伙伴.此作中有许多不确定、虚构杜撰与错误内容,而作者却不能把它们仅仅留给自己,放肆渎神的话也说了不少.可是其中也有许多作者加入的东西,是用更平和的心态讲述的.”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29

三是卡斯达里奥·尼奥克利（CastalioNeocori）的《哲学史语录》.1711年4月出版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该书第五章第33—40页讲到中国哲学,只是篇幅稍短,晦涩艰深.该《语录》来自1705年出版的NH鲧德林（1671—1729,德国哲学家）《道德哲学史》（HistoriaPhilosophicaeMoralis）的第一部分.托马斯·伯内（1635—1715,英国神学家）的《哲学考古》（ArchaeologiaPhilosophica,1699年4月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第三章中也讲到了中国哲学,然而只是匆匆一带而过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30.

四是《鲁滨逊·克鲁索的沉思》（RobinsonCrusoeBetrachtungen）.该书于1721年8月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在书中的第192页到205页中,作者借角色之口说到中国人的才智,认为中国人天性愚钝、迟缓,缺少令人称颂的敏锐；他们在机械领域显然有些进步,而在哲学、法学和神学上几乎毫无发展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31.

五是英国主教弗朗西斯·葛德文（FrancisGodwin）的《月球飞旅人》（DerFliegendeWanderannnachdemMond）.该书于1667年12月出版.这是一本早期科幻小说,写主人公训练了四十只野鹅来拉他的飞行器,最后飞到月球去了.门肯评论说：“故事创意很妙,出自一个对教会哲学不无痴迷的人之手,他试图统一基督教信仰与哥白尼的系统、驳斥普遍的哲学谬误.在第115页,这本独特的小书保证事情会遵循和实践中国的模式；然而作者并没有如他所许诺的那样做.”JohannBurkhardiMenckenii,HistoriaPhilosophiaeSinensis,p31从门肯所列举和介绍的27种著作来看,既包括很多肯定、赞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著作,也包括了个别批评、甚至诋毁中国文化的著作,可见,他是力求立足于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立场来尽可能客观地介绍这些著作的.尽管他批评沃尔夫借评论中国哲学“对我们的神学大放厥词”,但他却没有因此而对中国哲学有任何贬低,反而认为中国哲学中所蕴含的广博杰出的智慧“对我们的学与政治学百无一害”,这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所采取的治学态度,值得予以肯定.

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门肯的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以“中国哲学史”为题目,具有非凡的意义.显然,在门肯的心目中,中国之有哲学,乃是一个不言而喻、毋庸争辩的事实,不像如今一些中国学者还在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甚至断言中国是没有“philosophy”的.

第二,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尽管还显得很不成熟,但却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探索.他把中国哲学的原理分为“理论性的”与“实践性的”两大部类.在理论性的部分,他阐述了《易经》的基本思想；在实践性的部分,他阐明了中国“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第一原则”.他说“中国的学养世界一分为二,一是为文而文,二是为政治怎么写作”,也别具眼光.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仍具有启发性.

第三,他把汉语看作是一门“无与伦比的语言”,认为“中国人知识的光辉来自他们统一与持久的语言”,这一观点也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以来,刻意贬低中国语言的西方学者实在是太多了,且对于汉语的不合乎实际的贬低竟成为某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否认中国哲学存在的理由.门肯能够不带偏见地肯定汉语的价值和意义,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多见.

第四,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肯定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指出中国哲学具有注重实践性的品格,以“我们的缪斯是学堂,他们的是生活”来概括中西哲学的不同特点,是一个颇富洞察力的论断.他认为西方人也有学习中国哲学的必要性,就更是一种颇为高远的历史的眼光了.

当然,也不可否认,限于当时中西哲学交流的水平,这本《中国哲学史》的内容还是相当贫乏的.其中所提到的中国哲人的名字只有伏羲、老子、孔子、孟子、范缜、程子和朱子等寥寥数人,提到的中国哲学原著也只是被他称为“汉学的博大巨著”的“九部经典”,即《五经》（Ukim）和《四书》（Suxu）,以及对这九部经典的诠释,提到的其他人物亦只有黄帝、尧、重黎、羲和、神农、成汤、秦始皇、隋文帝以及历史学家司马光等.他说中国人没有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也不合乎实际,把老子说成是研究化学的,称之为“李老君”,也明显是把道教的传说附会到先秦道家的老子身上去了.但尽管有这些缺点和不足,其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哲学史》之开山的学术地位仍应给以充分肯定.

（责任编辑：周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