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战略前景

今后五到十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这一表述体现了中国全方位和平外交的总体战略思路.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能否在“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基础上,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都至关重要.

处理好中美关系事关大局

在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谋划中,正确评估和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键.2010年以来,美国有步骤地“重返亚洲”引发地缘政治震动.中美两国接连出现摩擦,美国利用“天安舰事件”拉近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同时介入南海争端.有观点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严峻时期,美国正在拉拢与中国周边有矛盾冲突的国家遏制中国,以形成一个“C型包围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意图是什么?现在是否存在美国围堵中国的现实状况?

实际情况是美国在亚洲有危机感,更有一种“霸权焦虑”.近十多年来,美国忙于“反恐”、“防核扩散”以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无暇东顾,导致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下降.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中日、中韩的贸易规模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印度与中国在应对气候、金融危机等问题上的良好合作,这些都深深刺激了美国,使其有一种“大权旁落”和操控能力下降的感觉.由此产生“霸权焦虑”,因而以攻为守,避免出局,力图重新主导亚洲.

美国在亚洲突出存在,有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以牵制、防范为主,很难与冷战时期的围堵包围相提并论.毕竟时代不同了.美国要经营这样一个包围圈,似乎不太可能成为现实.就拿印度来说,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交恶之时,印度都没有跑到美国战车上,更何况现在.此外,东盟一些国家虽然愿意借助美国力量,在东南亚实现大国平衡,但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不会跟随美国与中国为敌.因此,在大的局面上的战略判断一定要保持清醒,避免冷战思维.

实际上,就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有很大的转圜余地.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越来越高.就目前而言,美国可谓问题缠身：2011年以来的债务危机,国内高失业率、高赤字、低增长率等难题待解；波士顿再次遭受恐怖袭击；国际上仍身陷阿富汗战争泥潭,伊拉克善后工作艰巨,在朝核、伊核等问题上也陷入僵局,需要中国配合.这些问题不解决,美国很难与中国全面对抗.

事实上,中美双方在应对争拗时均有所节制.中美关系虽有深层次矛盾和各种问题,但大的战略碰撞和战略冲突是可以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中美利益相互交织的格局不会改变.中美在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应对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需要合作.美国政界中主张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少,即便在负面声音最多的美国国会,对中国持客观认识的议员也在逐渐增多.因此,美国方面目前不存在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驱动力.

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面对美国的“霸权焦虑”更要讲究策略,不要反应过度,更不能逞匹夫之勇.这主要是出于三方面考虑：一,中国不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能摆平所有事务的超级大国；二,美国的优势地位犹存,“西强东弱”的战略态势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任何后起大国的崛起,都要经历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在此期间,后起大国如果过于高调、过于张扬,崛起阻力就会变大,障碍就会增多.中国就属于处在高度敏感时期的后起大国,因此应该保持低调,避免张扬,避免将锋芒引向自己,尤其要避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对抗,导致和平发展中断的不利局面出现.

从总体上讲,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仍应坚持“韬光养晦”,同时要积极“有所作为”.当年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实际上是一整套的应对方针.其中包括“不扛旗、不当头、不打头阵”、“不锋芒毕露,不引火烧身”、“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朋友要交,心中有数”、“我们谁也不怕,但谁都不得罪”,在此基础上争取“有所作为”等.这些仍然是应对当下复杂局面的法宝,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崛起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多变.为了减少前进阻力,实现更远大的发展目标,中国需要高超的外交智慧来处理中美关系,来应对美国的“霸权焦虑”,仔细区分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以及微小利益,由此做出不同的反应,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格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敏感的中美关系时,不要把核心利益、重要利益的范围任意扩大,不要把一般利益以及微小利益升格为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做出过度反应,从而影响大局.

总而言之,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仍然存在.两国的政治家应从大局出发,加强沟通,避免误判,同时要减少麻烦,不搞对抗.今后,中国仍将进一步谋求改善中美关系,维护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以增加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回旋余地.

当然,中美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例如美国坚持对台军售,加强美日、美韩同盟,人权以及中美贸易磨擦问题等问题.目前这些问题尚处于可控状态.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要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这样才能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影响中美关系的基本因素

与中美关系的战略前景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美关系风云变幻.在许多看似偶然的历史表象的背后,有一些突出的基本因素在起支配性作用,其中有的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增添了新的内涵；有的则是原来中美关系中的次要因素,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转化为突出的问题.这是我们观察中美关系走势时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最容易引发冲突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台湾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于美国干涉中国内部统一事务所造成的.为此,中美之间就台湾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中美建交之后,台湾问题本来已在建交公报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应再出现大的问题.然而,事实表明,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中国这一内政问题的干涉,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时常影响到中美关系大局.对台军售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十分敏感的重大原则问题,中国方面不会退让.“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美国切实履行其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作出的承诺,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顺利发展.人权问题原来在中美关系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与苏联争霸世界的角逐中,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因此其对华政策中,合作的成分更多一些,人权因素不起多大作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权因素曾一度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中美之间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较量.后来由于中国顶住了压力,在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不得不把人权因素从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移开.这不失为一项明智之举,但美国方面仍没有完全放弃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作法,而且在策略上有了新的变化.因此,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纠葛还远未了结.

安全因素曾经是中美两国优先考虑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正是由于中美在安全方面对付苏联威胁的共同利益才导致了中美关系从解冻走向了建交.在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安全方面的基础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以至有的美国战略家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了,美国无求于中国了.但实际上中美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以及处理国际热点问题等方面仍然需要相互合作.十多年来,中国在反恐、推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等问题上日益显示出它的作用,这已为美国政府所承认.而在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大规模流行病爆发、缉毒、打击活动等全球性问题上,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这对今后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贸易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自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逐步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开始提上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但受历史条件所限,当时两国的贸易额很小,对中美关系大局也没有多少影响力.中美建交之后,中国把美国看作是实现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和扩大贸易的重点对象,而美国也越来越看好中国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在此基础上,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中美在贸易平衡、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也时常出现矛盾与磨擦,但总的来说,中美经贸关系是在磨擦中前进的,随着经济优先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中美两国越来越从战略的高度看待两国经济贸易.中美在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已成为支撑中美关系的一个强有力的战略支点.

展望未来,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将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复杂关系,双方在经贸、安全、台湾、人权等直接影响中美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有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况.但就中美关系总体而言,既会有磨擦和斗争的一面,更会有相互借重和合作的一面.在磨擦中求稳定、求发展,将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上述影响中美关系的四个基本因素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双边关系是互动的.因此,同美国的交往应积极扩大合作面,多强调两国之间的利益汇合点,妥善处理两国间存在的分歧,尽量限制对抗的一面.

2013年6月7日至8日,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会晤,这不仅是两国政府换届后中美元首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和交流,也是中美高层交往的一个创举.无论是互动时间和质量、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反映了双方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适应了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

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指出的,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发展是有生命力的,但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在历史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为了更好地把握两国关系的方向,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应当登高望远,站在时代的潮头,着眼于世界大局,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不过分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同时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这样才能致力于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新型大国”.

（作者系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黄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