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在教育与政治之间

天津南开系列学校（大、中、小学）的创办,主要得益于严修（字范孙）的声望、 人脉和实力,校长张伯苓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前朝旧人”张伯苓

严修在世的最后几年,张伯苓已经展现出很强的办事能力,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大总统黎元洪曾以教育总长一职相许,少帅张学良则视其为良师益友,在东北大学草创阶段更是多有借重.极具实力的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中方董事不仅有张伯苓,在董事长范源廉病逝后,进而接替此职.不过,这些荣耀的取得,均来自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随着1928年夏季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京津一带再次迎来“改朝换代”.6月12日,南开中学期末考试最后一天,天津城西马路一带声大作,革命军进城,奉系督军褚玉璞退兵.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张伯苓,面对南方革命政府,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前朝旧人”色彩.毕竟他跟随严修“化缘”兴学,与北洋军政势力结缘不浅,属革命党秉政之初须排斥之列.

不过,张伯苓不同于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他处世显然更加现实和灵活.南开学校每年几十万支出的费用等待着他设法筹措,而这倘离开了当权者几乎不可想象.好在委派秘书钱昌照遍访京津各校,对南开印象颇佳,而张伯苓也不失时机地表露对新当政者的拥戴,这些归结为一个尚好的回报：蒋命令已经“易帜”的张学良给予南开一定力度的常年资助.少帅张学良应允资助南开20万元.

受到重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北平组建华北政务委员会,张伯苓被任命为委员之一.两年后又组成由黄郛领衔的政务整理委员会,张仍任委员之职.这期间,已决意弃学从政的翁文灏在庐山向进言：国家危难之际,急应延揽人才,不宜过分拘泥于党派,而应扩大用人范围,并举荐了胡适、张嘉H、吴鼎昌、张伯苓等多位非国民党人士,蒋表示愿意延揽借重.从后来的事态观察,蒋基本采纳了翁的建议.张伯苓虽然时常向外界表示,自己对政治完全是外行,但对于华北事务亦曾热心参与和建言.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赴山东,尽力调解韩复榘与刘珍年部的战事,效果尚佳,当华北形势日益危殆时,他大胆向南京当局直言：为了防止日本使华北特殊化的预谋,应尽力支持宋哲元等华北将领,以增加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向心力.闻言,颇为重视.

“西安事变”中力挺

张伯苓政治地位的上升,有力缓解了南开办学经费困局,来自国民政府的资助,也使学校的私立性质越来越名不副实.一个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愈加明显,即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已危若累卵.好在张伯苓眼光超前,很早便做出在西部建立分校的决策.此设想得到鼎力赞助,他允拨五万元作建校经费,这笔款项很快到账.张伯苓遣人速购重庆杜家坪地段建筑校舍,此处“无城市之喧嚣,有山水之清幽”,靠近重庆大学,具有地利之便.这便是后来的重庆南开中学.

就在此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伯苓惊愕之余,拍发私人电报给张学良,痛陈利弊,呼吁放蒋!后来美国《亚洲与美洲》杂志刊文称：“当委员长在西安被绑架的时候,张博士给少帅的私人电报在后来的释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孔祥熙急电张伯苓：“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请兄飞赴南京或西安,斡旋“陕变”.张随即赴宁候命.南开大学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会在得知事变消息后,或通电全国,或发表时局宣言,痛责兵变,维护领袖,重申法纪,敦促放蒋.在西安各方谈判过程中,曾酝酿改组“内阁”,张伯苓被列为教育部长人选.获释返宁,南开师生致电庆贺,学校为此特放检测三天,其喜庆气氛犹如节日.张伯苓称此次事件为“逢大凶化大吉”.蒋氏随后复电张校长：“陕变发生后贵校师生备极关念,甚为感慰,特谢!”事变和平解决,各地欣喜之状,不独南开为然,然该校与事件当事者关系之特殊,引人关注.张校长与蒋的互信更加牢固,而与少帅的交谊则戛然而止.

张伯苓从政

抗战期间在重庆,张伯苓的一项新的重要工作,是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议长一职始由汪精卫、继由出任.其职责之重大,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张伯苓履新,在参政会近百名各界精英面前亮相,各方感受不一.与张资历相当的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述：伯苓在参政会发言“颇多失礼,闻者不满”,“伯苓主持（会议）慌乱,致会场大哗”.方面参政员周恩来评论自己的老师则出言谨慎：伯苓先生是教育家,从事政治非其所长.

战后,张伯苓一度赴美治疗旧疾,赠送一万美金供其使用.这是张生平最末一次访美,美国文教界盛情接待.1946年12月,张伯苓回到上海,旋即赴南京,设宴为其接风.

1947年冬,在安排下,张伯苓参选国大代表,南开校友组成“公能学会”帮助校长竞选,外加三青团力量配合,终以十三万余票当选,据说个人得票数居全国之冠.到1948年初,南京便盛传张伯苓将竞选副总统,张出面否认.同时,《大公报》报道,七十二岁的张伯苓“病体康复后,有时出席会议二、三小时,始终振奋不懈,每天在办公室工作三小时”云云,似乎也在透露某种信号.3月底,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场,张入选主席团.其时,国共决战已拉开大幕,张伯苓认定“戡乱在我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颇为乐观.6月间,经提名,张出任考试院长一职.

张伯苓本人对于国内局势严重“误判”,即使到了这年8月仍表乐观.可是,多少有些令人不解的是,国民党退走台湾前,父子几次三番登门劝张“出走”,可去台岛,也可去美国,并留下专机,随时可用.此前张的家眷已被接到重庆,应该无后顾之忧,张伯苓却选择留在大陆等

有人将张、蒋关系概括为“互相利用”,未免失之于简单.二人早年均投身军旅,对于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乃至学校管理方式,具有共识.至于张伯苓晚年“成于蒋亦败于蒋”的大起大落,人们慨叹“生于末世运偏消”之余,只能从深邃历史中寻觅题解了.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