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无关政治

1957年8月3日.时分.浙江省嵊州市石璜乡山口村的静谧气氛,突然被两下“嗥嗥”声所打破.恐怖的叫声,惊醒了住在供销社屋后的村民钱介生.钱介生急忙离床趋到窗前,向供销社方向眺望.此时的供销社内,楼上楼下光线晃动.联想几天前风传西白山闹匪之说,倒吸一口凉气的钱介生一边叮嘱老婆冯生飞别怕,一边决定向村干部报警.因担心自家门外设有堵岗,钱介生悄悄打开后窗,窥视窗外确实安全后,跳离窗台,跌撞着向数十米开外的村干部卢樟源家跑去.

其实,就在钱介生准备跳窗报信期间,出现于山口供销社的怪声及烟火,已经引发村中的家犬们狂吠.家犬们的反常,早已催醒了卢樟源.当钱介生跑来报信时,正在组织其他村民准备前往供销社探个究竟的卢樟源,突然觉得不可贸然行事,于是吩咐大家带上锄头、铁锨甚至菜刀等类防身工具,紧跑陕赶前往供销社,但就在这时,供销社突然蹿出大火.

山口供销社的消失,仅仅只有半个小时.忙于扑火的人们,在明白他们做了一件于事无补的事情时,方才想起那两个几乎每天都要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见面的供销社干部张玉泉和张锡棠.由于当时的通讯工具,远没有达到现在人人都视手机为生活必需之物的程度,因此查找一个人,除了采用口口相传的方法外,别无他法.如此过了半天,获得张玉泉和张锡棠根本没有回家的消息后,卢樟源他们方才认定,“两个张同志可能是被烧死了”,于是报警.

报警的方式,也是采用送信的方式.等到嵊县局接到案情时,已是8月4日中午.又等到县局侦察股副股长孙明扬带着钱耀华、李敦可等侦察员通过乘坐公共汽车、徒步行走等方法,辗转到山口村时,已是下午三时光景.

孙明扬一行到达山口村,首先踏勘了供销社的,然后分别听取了负责现场警戒的特派员钱武欣和石璜乡总支书记张贵巨的案发情况汇报.基于群众反映中提到的信号弹、声,以及“两张”均为党员,且张玉泉三年前曾在破获“江南科学公有社”反革命集团案时,发挥过骨干作用,现在遭害,是不是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挟嫌报复如果是的话,性质就严重了c基于如此考虑,孙明扬一行就向当时管辖嵊县的宁波市处汇报,然后由宁波处转报省厅,以期省厅派员参查此案.

浙江省厅接报后即派十四处处长王诗桐,带领侦察员葛承德、法医骆庆盘,星夜赶往嵊县.王诗桐一行到达嵊县时,已是8月5日的凌晨.现场勘查工作始于该日上午8时,结束于下午6时,共花10个小时.为让读者感知当年的勘察情况,谨录原文,以飨读者：

“勘查开始天晴.现场位于山口村中段西侧,西边是西路,北紧靠钱介生,东边是菜园,前面南是公路.房屋坐北朝南,系一幢三间两厢的楼屋,前面有大门,东西两侧有边门.房屋全部被烧毁,只留下四周墙壁.原来房子楼下中间是棉布百货部,东边是酒类成食盐货部,西侧是肥料、油类部,东厢是厨房,西厢是农具部.

根据现场情况,以被烧的尸体残肢为中心进行勘查.两具尸体均在现场的中心.一具侧面仰卧于布匹堆上,头南脚北,距西墙190公分,胸腔已烧掉,内脏碳化收缩.经辨认,此尸体为张玉泉.另一具尸体,当然就是张锡棠了.经解剖检查,两具尸体的气管内,均无烟灰.在西侧门边的楼梯口,有一只已被烧得变形的铁质油桶,经了解,此油桶原来的位置不在这里.现场勘查结束后,即同意嵊县供销合作联社、保险部门入内处理相关事务.”

嵊县地处浙江省东部,紧毗奉化县.奉化溪口系的故乡,蒋的母亲王采玉,年轻时曾在嵊县生活过,谢世后,下葬于和嵊县上东区直线距离不到三十公里的溪口一座山上.传说早年招兵写马时,只要听到是嵊县人,不管此人有没有文化,就会给他一个副官职务.或许就是这么个因素,当年嵊县人投靠国民党的人颇多,誓死效忠的人也多.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委任嵊县籍人周岩为浙江省省长.虽然周岩只不过是个“临时”省长,但出于报效蒋家,周岩还是组织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制造了多起震惊南下大军的事件,其中嵊县三界牛头山十七勇士牺牲于诱降、南下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李厚坤夫妇及二十余名警卫途经嵊县遭遇伏击全部殉职事件,便是典型.眼下山口惨案,由于两名死者均系员这一身份,再加上数天前出现于石璜周围的信号弹、声等,故而一开始,就被罩上政治色彩――1957年的嵊公治字564号文书档案清晰地写明：根据现场勘查与调查访问证实,这是一件敌人阴险的政治性的抢劫杀人案件.其具体性质：一是反革命破坏；二是反动小集团和武装土匪以抢劫杀人为目的的混合破坏.

基于这个结论,当年专案组必予调查的人员,首先是地、富、反、坏分子.除此之外,那些被归类为革命思想不坚定、革命立场不稳定的落后村民,也被列入排查范围.专案组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首先在石璜乡拉开了一场不亚于“十二级台风的群众运动”,然后依次向石璜乡周边的乡镇辐射.通过“掘地三尺”式的调查,专案组获得了不下于九个涉嫌反革命谋杀的线索,其中尤以“中国美术部队’、“护白团”两个组织为主要.出于行文需要,介绍如下：

“中国美术部队”,是一个具有反动性质的纠合性集团.集团的首要分子金小缘、袁见,在山口惨案发生前后两天内,去向不明.另据了解,金、袁两人以前曾多次潜入山口村发展成员.与金、袁两人接触较多的村民俞月祥、俞苗祥,案发后神情反常,十分可疑.

“护白团”的成员,多系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役过的老兵.取名“护白团”,意思是想复辟“青天白日”.这些人由于当过兵,或多或少会使用一些械.前段时间出现信号弹和声后,当地政府就怀疑此系“护白团”所为,专门对该组织进行过调查.调查中获悉,有个“护白团”成员,曾对人放言：近期要出大事.这件大事,是不是就是山口惨案呢

在调查中,也有个别事后被批评为“没有政治嗅觉”、“以个人好恶偏离侦查方向”的侦察员,把一些政治上没问题的人,视为嫌疑提交专案组.其中一个嫌疑人,名叫陈眩.陈眩又名陈尧荣,祖籍浙江慈溪县.高中毕业后,被招录到嵊县供销系统.陈眩原系石璜供销社的出纳,后升任农业社的辅导会计.半年前,陈眩被调往与石璜乡相毗邻的开元乡供销社.山口供销社出事那天下午,陈眩随开元乡总支书记钱廷老到山口村工作,当夜留宿该村.认为陈眩具备作案嫌疑的侦察员,据此提出有必要对陈眩进行深层次的调查.

然而这个分析,没有引起专案组的重视.不予重视的理由也很简单：陈眩没有作案时间.证明这一点的根据是：8月3日夜,陈眩与钱廷老一起留宿山口村的村委办公室.当供销社蹿起大火时,钱廷老一边披衣,一边去叩陈眩的房门,陈眩当时打着呵欠出来开门.如 果是陈眩怍案,他要短时间从案发地跑到足有半公里开外的村委内装睡,似不可能.另外一个原因：陈眩在本地几乎没有一个知心、投缘的朋友,要想与人合伙作此大案,亦无条件.事实上,不光是钱介生,还是其妻冯生飞,都十分明确地提到,发案初期,供销社的楼上楼下均有电筒光闪亮.根据“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分别出现在同一地点’’的原理,专案组最后“一致”认为：陈眩之嫌,可以彻底排除.

在陈眩是否具有作案嫌疑的问题上,由于专案组成员“高度一致”的认识,因此导致事后的侦查工作,一直处于瞎子摸象的状态.专案组的成员,不时被调整,最后连那几个省厅的侦察员,也被“调整”了回去.好在山口惨案后,嵊县各地不仅没有发生类似案件,而且连地、富、反、坏之类人员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少有出现.面对此情,当时的嵊县局在向上级报送汇报材料时,不无自豪地表示：前阶段强有力的侦查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地、富、反、坏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言行.

但在案发地石璜乡,特别是山口村,群众因为政府久拖不破此案而产生的怨恨情绪,通过各种途径不时反映出来.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其时的嵊县局主要领导,多次调派“经验丰富”的侦察员,蹲点破案,但依旧没有找到突破口.如此过了两个月,亦即1957年的10月中旬,由于赵舟参与侦查此案,案情方才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

时年26岁的赵舟,又名赵菊春.赵舟当年的身份是政治协理员.这个职务,类似现在的政工干部.政工干部去破案,显然超越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底线.其实委派赵舟进驻山口村的初衷,是想让平易近人的赵舟通过两张嘴皮,让山口村的村民们减少些怨言.但赵舟蹲点山口村不到一个星期,竟然提出：必须彻底推翻专案组对此案的初期定性.

赵舟的观点是：山口供销社惨案,仅为刑事性,决非“政治性”.除了否定案件性质外,赵舟对钱介生夫妇等群众反映的情况,也予怀疑.他认为,导致专案组框定此案系政治性的原因,恰恰就是过于重视那些群众的初期反映.比如所谓的信号弹、声等,事实上应属空穴来风.而“楼上楼下同时闪亮电筒”、“犯罪分子至少在三人以上”的说法,极有可能是那些群众当时因为心理过度紧张,而造成的错觉.

在否定政治性的同时,赵舟又提出了陈眩具备作案条件的理由：陈眩平时常到山口供销社与两张“叙旧”,但案发那日,陈眩竟然一整天不去供销社,似属反常之一；乡总支书记钱廷老去叫醒陈眩时,陈眩穿着衣裤出来,这种不卸衣裤入睡的方式,应属反常之二；案发后,陈眩没有对惨遭谋杀的两张表露悲伤,属反常之三；第72陈眩不辞而别,到邻村工作,又属反常之四；邻村干部群众听说陈眩昨夜住在山口村口,向他打探案情情况,陈眩三缄其口,显属反常之五.

赵舟这一另起炉灶式的分析,特别是对陈眩的五个怀疑,因为说理性较强,终于获得了时任嵊县局局长祝绍朋的支持.

五

但要真正揭下陈眩的画皮,并非易事.陈眩高中文化水平在那个年代属于“超高”,因此让他有了一般人难以与其抗衡的“见多识广”、“理论丰富”的素质.除此之外,陈眩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比一般人要强.据说有一次,他与一个同事怄气,一连两个月不和对方说话.

基于这个原因,赵舟觉得,只有查到一两条“靠硬”的证据,才能达到制服陈眩的目的.为此,赵舟以小名赵菊春自称,前往陈眩工作的开元乡供销社,对陈眩进行秘密式的了解.经过数天的侦查,获得一个线索：陈眩为人颇“小气”.他的“小气”,体现在只要是他的东西,一般不予出借.比如擦脸的毛巾,比如饮茶的杯子,别人休想挨边.出于卫生习惯,毛巾、茶杯不借他人,情有可原,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陈眩把自己那支手电筒,用质地牢固的细绳连接,然后别在腰间.遇到夜间走路,有人向他借用手电,“小气”的他就让那根细绳,把借用者和他自己连在一起.有人不解,问陈眩这般做,不利于照明啊陈眩解释：“前照七,后照一,即使绳子再长些,也不碍事.”基于陈眩的这个习惯,许多人也就不大愿意开口借用他的东西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分析是否对路,赵舟截取了多条长短不一的绳子,把手电筒连接到腰身上,然后反复模拟手电筒在脱离手握状态后,有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赵舟最后认为,陈眩所采用的那根连接绳的长度,足以让手电筒在垂直状态下,大幅度地自由晃动.基于晃动幅度剧烈,手电筒的表面,难免留下或多或少的磕碰伤.这极有可能会给破案带来生机.为此,赵舟报请领导批准,秘派平时与陈眩关系较好的预备党员袁南,“借用”到了被陈眩视为“宝贝”的那支手电筒.

1992年秋,嵊县志出版,我和已经调任嵊州计经委负责人的赵舟,就35年前山口供销社惨案因何得以告破作过探讨.赵舟说：“其实那时促使我报请领导下达抓捕陈眩命令的理由,与连线手电筒外部是否具有嗑碰伤并无直接关系.最终促使我认定陈眩就是案犯的原因,是山口供销社惨案后,几乎无人再看到过陈眩使用那支手电筒.”赵舟说：“一个平时将手电筒视为宝贝的人,突然舍弃不用,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1957年10月31日下午,陈眩在其宿舍里被逮捕.听罢逮捕决定后,陈眩非常镇定地反问：“我很是奇怪.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几位是在做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面对陈眩的如此态度,嵊县局专门制作了一份预审计划.现将嵊公预字1957第740号“关于预审陈眩的计划”中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一、预审以赵舟同志为主进行预审,并请检察院派出一名同志参加.有关侦察人员可在隔壁房内旁听,也可通过阅看预审记录了解预审情况,便于研究；二、由于全案除了证明陈眩在经济上、时间上具备一定嫌疑外,没有确凿、有力的直接证据证实被告.因此预审时,可以从审问其经济收入、储蓄隋况着手；三、在中发现的伪供或预先没掌握的情况,必须立即派专人及时调查明白,以便研究下次的对策,适时有力地进攻；四、根据被告的思想变化情况,适时地进行政策教育,以动摇其抗拒坦白的思想,促使其考虑自己的命运.

虽然预审计划条理清楚,操作性强,但由于陈眩的“顽固”,预审进展甚为缓慢.连续数天,陈眩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对待提审.鉴于此情,预审组作了探讨,最后决定：采用狱内侦查(派侦查员以罪犯身份进入监狱开展侦查工作),促其自我暴露.

狱内侦查之举,很快显示成效.当陈眩得知侦查员因“犯反革命罪、必遭毙”的情况后,便开始做起侦查员的“思想工作”,要他“树立信心”,并承诺带他越狱直奔台湾,投靠.当侦查员对陈眩的劝说表示怀疑时,出于表白自己对的忠心,陈眩透露了自己杀死过两个员的情况及有关细节.至此,山口惨案终于得以有了突破口.

导致陈眩连害两命的原因,缘于经济.案发前两天,陈眩收到其母之信,其母要求陈眩有空回家看望她.陈眩觉得回家一趟花费不菲,遂萌盗钱之念.案发之夜,他悄悄离开村委,前往供销社投宿.由于陈眩平时常去,“两张”自然不予警惕.当夜三人同卧床上,尽聊闲事.待到“两张”沉睡,陈眩悄悄抽出当作枕头的木柴,连击“两张”昏迷.窃取营业款后,陈眩欲逃离,却不料“两张”负痛呼喊.陈眩大惊,复窜楼上再予施毒.紧张中,他的手电不慎脱离手心,吊挂到楼梯下,为了快速解决问题,陈眩顺手取用了张玉泉枕下的手电,从而让目击者有了“楼上楼下同时闪烁手电光”的错觉.又为了灭迹,陈眩取来油桶,泼油于柴上,点燃后逃离.

赵舟因该案声名鹊起,1959年10月升任嵊县局副局长.“”结束后,赵舟未再返回战线.2003年3月10日,因突发脑溢血,赵舟谢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