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上岸

今天这个会的主题是《文化选择,文化发展》.题目的意思似乎是想回答这样的问题：要作什么样的选择,才能发展文化我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中,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没有前途的.因此,我发言的主题是“和而不同,开创马克思主义与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新局面”.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论语》未作解释,只那么一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解读空间.现在大家也到处都在引用这句话,各人的理解不尽相同.根据《左传》、《国语》关于“和”与“同”的解释,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同”是指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和”是指不同的东西之间,包括不同的意见之间的协调、补充.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有晏子对齐景公的一段话.晏子说：粱丘据唯君命是从,“君所谓可,据亦日可；君所谓否,据亦日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认为梁丘据这种随声附和的盲从态度是“同”,而不是“和”.晏子本人则主张,“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晏子认为这种以不同意见纠君之偏的态度才叫做“和”.“和”与“同”是有区别的(“和与同异”).

《国语》中也有关于“和”与“同”的类似解释.根据春秋时期一般对于“和”与“同”这两个常用词的意义来解读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那就是,君子以自己的不同意见去补充、协调别人的一偏之见(“和”),而不去随声附和(“不同”)；小人则随声附和(“同”),而不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不和”).我观孔子的“和而不同”,其指归在强调尊重不同的东西,包括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反对盲从和随声附和的小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尊重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在异见之中找到启发

下面,我想稍微结合一点我个人的经历,谈谈西方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先谈谈我的专业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年里,从1949到1953,也讲授过马列主义.讲《联共党史》,当时叫《马列主义基础》,还有《列宁哲学笔记》等课程.1953年,奉组织之命,转到西方哲学专业,一直到改革开放,几十年都是按当时规定的框架,强调划清唯心与唯物,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用马列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唯一科学的观点,批判西方哲学史上一切非马列主义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东西如黑格尔哲学之类,还留一点余地,要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西方的东西,则毫不留情,一概骂倒,骂它们都是反动腐朽的东西.直至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有所转变.

两三年前,我连续多年到外地几所高等院校讲课,发现不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专业的教授、学者,都大讲西方后现代哲学,也就是以前被称为“帝国主义时期反动资产阶级的哲学”.他们对这些东西比我这个以西方哲学为专业的人,了解得还多,而且不是一味批判,而是注意吸取其中合理的东西,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发挥这些学者、教授自己的独立创造性.这种学风显然大大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那种随声附和、“同而不和”的局面.

我认为这个基本方向值得肯定.马克思强调哲学必须现实化.这句话的矛头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到黑格尔那种强调“超感性世界”的、脱离现实的概念哲学而发的.西方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同样的历史背景,也都反对“超感性的世界”.两者有马与非马之分,但就其都产生于同样的历史背景和都反对“超感性世界”,而主张哲学现实化来说,两者实可谓“本是同根生”,应可建立“和而不同”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基本精神指导下,尊重和吸取西方现当代哲学中合理的东西.我还是十年以前在上海那次会上说过的那句老话：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我想再上加一句：学会和自己所不同的思想观点和谐相处,从中找到启发.

没有不动凡心的仙女

下面就谈一点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即哲学现实化的问题.　大体上说来,哲学是“对人类各种不同经验的一种反思”,或者可以说是“对攸关人生问题所作的理性的、方法上的和系统的思考”.哲学所反思的对象就是人生的各种经验.除了人生的各种经验以外,哲学没有仅仅属于它自身的特定的对象.说得更具体一点,哲学的追问乃是对科学、道德、审美等人生经验或社会文化现象所作的一种反思活动――一种深层次的追问.

这样,哲学在本质上就应该是与人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由于要对人生经验或社会文化现象作理性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追问,就必然要讲理论、讲论证、讲推理,必然要运用一些抽象的名词概念,讲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因而显得很玄远、不切实际.但它所反思的现象一一科学、道德和审美等人生经验和社会文化现象都是现实的生活实际.因此,哲学又不可能丝毫脱离现实的人生.这就好比仙女一样,深居寂寞冷宫,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但仙女思凡,没有不动凡心的仙女,凡心一动,就要下到人间生儿育女.哲学的仙女在本质上也是有凡心的,只是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的仙女有一个从超凡到思凡以至下凡的漫长过程.

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一词的特定的、具体的含意,似乎就是一种作为超感性的东西的知识,哲学与形而上学同义.这种意义的哲学自柏拉图起,在西方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达两千余年之久.但是如果把亚里士多德对老师的批评算在内,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从开始起也就可以算得上哲学自我批评的发展史,是哲学的非哲学化的发展史.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基本上实现了哲学的非哲学化,哲学离开了作为超感性东西的知识的传统形而上学宝库,而在其他非哲学的文化活动,如语言、科学、道德、审美等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西方现当代哲学已把自己化解为语言的哲学、科学的哲学、道德的哲学、审美的哲学等,甚至现在有的哲学家提倡讲电视的哲学、电脑的哲学等凡此种种,都说明西方现当代哲学要把哲学化解到非哲学中去.哲学不过是对其他文化活动的一种理性反思,离开了其他文化活动,哲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对象,因而也就没有自己的位置.

中国哲学需要外来刺激

下面谈谈中国与西方.我从小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是靠读《论语》《孟子》《左传》《史记》之类的东西长大的,我对中国古典的感情,至今仍然很深很深.

我念西南联大哲学系,之所以喜欢上了西方哲学,除贺麟先生在《哲学概论》课堂上讲黑格尔哲学,讲“荷出污泥而不染”是辩证法,对我有影响外, 还受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冯先生学贯中西,结合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重分析,把我的兴趣从中国引向了西方.

我觉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大优点是重群体意识,使这个群体显得有雄狮般的威力.自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一元化之后,此种思想统治更显示了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威力,中华帝国成了几千年来的“东方巨人”.但是这里也潜藏着一个隐忧.就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过于重天人合一那种混沌的整体,强调不分人我,不分人与天,不分人与自然.此种无我、忘我之境,玄则玄矣,美则美矣,诚然高远而令人陶醉！但一个人过于沉湎于此种“天人合一”的整体之中,则不免：

(1)把自我淹没于群体之中,缺乏自我的个性和独立创造性,每个人只会按我所属群体之“我们”的意旨而言、而行、而思,不敢言个人之所言,行个人之所行,思个人之所思.

(2)把自我湮没于自然整体中,以致“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我命在我不在天”等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意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能占主导地位.

所以,我主张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吸纳西方传统的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的精神,以伸张自我的独立创造性.西方通过文艺复兴,推翻了封建神权的压制,发现了人,发现了自然,这两大发现使西方人的自我得以突显,于是有了自由,有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五四”被称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但为时太晚,比西方晚了几百年,而且“五四”精神后来并未得到真正的传承.所以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一直压制了自我：既缺乏自由的思想,又缺乏伟大的科学创造性.

所以,我们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还需要一点补课的功夫.中华传统文化史未经自我主体性精神的洗礼,就一下子跳到“无我”、“忘我”,未免是一种文化早熟的现象.早熟就需要有点补救.中国人,甚至今天的年轻人.缺乏独立创造性.中国人的自我观是爱依赖他人.且不说过去,结婚是为了让父母抱孙子,就连现在的年轻人,一般也比西方人较少独立自依的精神.总之,伟大的科学理论很难从我们这样的自我中产生出来.传统的自我观把自我湮没于社会群体之中,湮没于自然整体之中.总之,湮没在混沌的“夭人合一”之整体中,这样的自我,无论对于社会的进步,对于发扬人民的自由,还是对于发展自然科学,都会起阻碍作用.传统思想文化需要用西方的主体性哲学、独立自我的创造精神来冲击一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现实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有其高远、宏大的优点,只是又有原始性、朴素性的缺点,所以应在此基础上,吸纳西方“主客二分”,彼此分明、重自我独创的思想因素,建立一种“万物不同而相通”的“新的万物一体观”.在此不同而相通的整体之中,一方面因承认彼此“不同”而肯定每一自我的独立自由；一方面又因承认彼此“相通”而肯定人与我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隶属,从而对他人负有责任感,尊重他人.这样,所谓“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他人各自的“自我”,具体一点说,亦即尊重他人之自我的独立自由.

孔子讲的“仁者爱人”,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我今天把孔子的“仁者爱人”之“爱人”进一步加以延伸、发展,解读为尊重他人之“自我”.突出孔子说的“为仁由己”、“为学为己”、“和而不同”的思想方面,我想只有这样,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伟大梦想才能梦想成真,得以实现.也许只有孔子这个伟大梦想实现之日,才是“东方睡狮”完全觉醒而震撼世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