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诗词作者群与文学期刊关系

〔摘 要〕晚清杂志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刊载了大量的诗词作品,改变了诗词传统的传播生态.《申报》相关的《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寰宇琐纪》及《侯鲭新录》可说是与诗词发生关系的最初期刊,而在“诗界革命”中,《新民丛报》等报刊也不遗余力地发表诗作进行鼓吹与实践.这启发我们,在大众传媒勃兴的晚清民初,诗词作为传统文学样式,并不曾失声,他们也占据了大量的传媒阵地,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资料,比如《东方杂志》,刊发了以同光体诗人中闽籍诗人为核心的近两千首诗词作品,可以说《东方杂志》即是同光体闽籍诗人的一个重要的传媒阵地.

〔关 键 词〕晚清民初；诗词；《申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200-05

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人所周知的是,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有重要的关系,以至近年来以文学期刊为中心的研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思路.然而,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晚清时代已经兴起,彼时以诗词为代表的旧文学仍旧是文学创作活动的主力.诗创作上,同光体诗大行其道,同时有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此后南社诗人群体的崛起以及与同光体宋诗派诗人之间的交锋等等,代表了晚清民初时期诗创作的繁荣.词创作方面,晚清四大家的词创作是清词的殿军,与此同时,有大量的词作通过报刊发表,表现出新颖特质,直至民国之后词学研究和词学创作出现专刊.古文创作上,桐城古文风行,此后梁启超等人开启的“报章体”对桐城文风构成冲击,随着演说等文学传播方式的发展,直至白话文的兴起,可以说,传统文学的创作活动也同新文学一样,在新传播媒介的影响下,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变革景象.当下,学界关注新文学与大众传媒关系者方兴未艾,而对于传统文学与大众传媒关系的研究也日渐增多,实则与晚清以来大众传媒对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生的重大影响有莫大关系.

一、《申报》相关刊物：传统文学与大众传媒发生关系之始

在晚清,曾有与《申报》关系密切的几种传统文学刊物：《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寰宇琐纪》及《侯鲭新录》,刊载了大量的诗词.这四种刊物均是传统文学刊物,其编辑体例大致相似,作者群体相对稳定,其中前三种乃是由《申报》创办,后一种是由曾任《申报》主笔的沈饱山所办,均借助《申报》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发行网络,获得了较大的影响.这四种刊物的创办,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传统文人和传统文学创作能量的巨大,《申报》需要在传统文人当中打开发行局面,使传统文人作为其主要受众群体,所以刊发大量的诗词实际上成为《申报》时任主笔蒋其章的一种策略,这从《申报》“概不取值”的征稿告白刊发后引发的传统文人投稿热情便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申报》在早期刊发大量诗词作品,这不但在后来招致诟病,也与新闻纸的发展规律不符,随着对新闻的逐渐重视,附出传统文学专刊,来消化报纸上承载不下的大量来稿,同时又保持与传统文人的稿源与受众关系,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对于《瀛寰琐记》,目前学界有相关的总体研究,如苏州大学孙琴的博士论文《我国最早之文学期刊——〈瀛寰琐记〉研究》（2010年）,该文对《瀛寰琐记》上刊登的文章、诗词、笔记、小说等均有论述,《瀛寰琐记》共28卷,刊载诗1200余首,词200余首,曲80余首,该文详细考证了《瀛寰琐记》上的作家.“最终考证出作者九十余人.并分为已故作者、主要作者、普通作者等几大类”分别进行研究.《瀛寰琐记》此时发行网络以上海为核心,作者群体与此一时期上海租界中文人的聚集有关系,更与时任《申报》主笔蒋其章有关,其核心作者大多与蒋氏或亲或友、或同门或同邑.同时,除多次刊出征稿广告外,蒋氏亦多次组织诗词唱和与消夏、消秋雅集,主动激发其作者群体的创作热情.可以说,《瀛寰琐记》的诗词作品虽然多以题图（画）、题列女传、酬唱、士不遇等下层文人所习常题材为主,难以说构成了流派与风格,但其开创风气的作用不可小视,此后多有模仿《申报》以刊布诗词文等传统文学作品概不取值来延揽稿源和巩固自己在传统文人受众间地位的报刊；更开创了中国文学期刊之先河,其体例、策略为众多后来刊物提供了镜鉴.

《瀛寰琐记》开创的倡导文人雅集活动、聚合作者群体、凝聚稿源与读者群体的做法,为后来的期刊所继承,而这种诗文会友的传统诗词传播方式一旦与现代大众传媒相结合,也的确产生了极好的传播效果.《四溟琐纪》、《寰宇琐纪》及《侯鲭新录》为《瀛寰琐记》后相继而出者.《四溟琐记》刊行于1875年2月,此时,蒋其章南宫折桂,去职《申报》馆,而由王韬之长婿钱昕伯继任.王韬、钱昕伯等人无心科举,专意诗文会友酬唱,《四溟琐记》与《寰宇琐记》更强化了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四溟琐记》12卷,刊载诗词70余题,有一题数首乃至十数首者.《四溟琐记》刊发几次成功的题图、题传和雅集：第2卷《题毛烈妇传后》,有7人参与,每人一首；第4卷有《凤渚联吟集》,为以杜求煃为核心游凤渚雅集,共6人参与,每人一首；第5卷《题杜节妇传后》（杜节妇为孙莘田之嫂,孙为之传）,有6人参与,亦每人一首,其中杜求煃（晋卿）为二十韵长律；第5卷中的《题饭颗山樵扁舟揽胜图》规模稍大,有11人参与,每人一首.可见此一时期,聚集在《四溟琐记》周围的诗人已经产生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作者群,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此后,《寰宇琐记》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文人雅集,进一步扩大这种诗词传播方式的影响.《寰宇琐记》12卷,刊载诗词约250题,创作数量很大,主要就是因为在钱昕伯等人的组织下发起了规模较大的同人诗选活动.如自第9卷开始的《尊闻阁同人诗选》,共选诗人63人,作品215题,其中又有一题数十首者,作者中如葛其龙、陈鸿诰、孙熙曾、邹翰飞、杜求煃、秦云、李芋仙等人,均是稳定作者群中的核心成员,并且该选选入大量的女史诗、倡和诗、雅集诗与题画、题传诗,显示出一份刊物所具有的号召力及诗词创作与传播的规模影响力.其后,《侯鲭新录》编辑方针与体例一仍其旧,组织了诸如第2卷《秋树读书图题词》等活动,还刊发了陈鸿诰与其妻其妹的唱和集《云锦楼倡和诗》,第3卷王诒寿、江顺诒等人的《皋园续褉诗录》.围绕在这四种传统文学刊物周围的作者群,虽然多为江浙一带下层文人,但其中亦不乏可卓然自立者,通过文学期刊这样的大众传媒来发表与传播传统文学作品,他们是得风气之先者,产生的传播效果不仅可见于当时众多文士通过阅读其发表于期刊的作品而发来的酬和之作,更见于此后深远的时空范围.比如,阿英先生在《晚清文学期刊述略》中,引述号称南海诗宗的邱菽园的话：邱炜爰（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1899）卷5云：“数年前,尝闻沪上寓公有李芋仙其人,与王紫诠、何桂笙、邹翰飞、钱昕伯诸名士,先后襄理西人美查所设华文日报号曰《申报》者,复以其暇日提倡风雅,发挥文墨,坛坫之盛,诗酒之欢,佳话一时,颇云不弱”.〔1〕应该说,邱菽园此后大量的诗词作品积极刊发于各种期刊,并主持多种报刊,组织传统文学的传播活动,与他受到《申报》相关的这几种刊物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而邱氏并不是当时的特例,在彼时的中国文学生态中,报刊作为现代传媒来传播传统文学,是前所未有的事情,①在当时的文士阶层中,是引起了相当的注意的,有鄙弃者,也有积极参与者.无论如何,与《申报》相关的这四种以刊登诗词传统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刊物,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传媒相结合的序幕,此后,越来越多的文人认识到了现代传媒所具有的巨大传播效果,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学一种崭新的传播方式.

二、《新民丛报》等维新派刊物：政治理念的聚合与诗界革命的鼓吹实践

《时务报》、《新民丛报》等维新派刊物创刊的时期,诗界革命的口号,成为诗歌改良的风向标.在鼓吹维新立宪思想的同时,他们刊发大量的诗歌作品,为诗的改良鼓吹.以《新民丛报》为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围绕诗界革命的鼓吹和实践,梁启超、黄遵宪、康有为、夏曾佑、蒋智由等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

《新民丛报》1902年2月（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出第一号起,即辟有《诗界潮音集》栏,每期刊出诗歌作品,并于第4号起断续刊出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进行诗界革命的实践与鼓吹.《新民丛报》自1902年初创刊,至1907年末终刊,共发行96号,其中25号辟有《诗界潮音集》栏目,刊发诗作156题.其重要作者及发表作品数量如下表所示：

从其诗人群体来看,或为康门弟子、或为维新人物、或为当时知名诗人.他们或参加过康梁的公车上书,或与康梁为好友,但均是传统文学积淀丰厚,精工诗词者.以在《新民丛报》发表作品最多的五位诗人蒋智由、高旭、黄遵宪、宗仰上人、狄平子为例：蒋、黄被梁启超目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二⑤；高旭后与柳亚子、陈去病创立南社,但此时仍秉持维新改良思想,积极鼓吹改良,其诗亦为一时作手；宗仰上人为一代名僧,与康、梁、章太炎、蒋智由等为挚交,后又资助孙中山的革命,尤工诗词,晚清时期报刊多有其诗作,亦为南社成员；狄平子早年更是参与公车上书,并参加唐才常的起义,精于诗词,并著有《平等阁诗话》等.由于这些作者的特殊背景,《新民丛报》这类维新派报刊上刊布的诗词作品政治性大多很强,作者多具有强烈的政治理念和追求,这是与之前的文学期刊发表的诗词作品最大的不同.《新民丛报》虽然也刊发一些诗人寄怀酬唱之作,但更多的是如平等阁《燕京庚子俚词》（第3号）、困斋《国耻两首》（第8号）、邹崖逋者《庚子中围城杂感》（第20号）、人境庐主人《聂将军歌》（第25号）《降将军歌》（第30号）、观云《挽古今之敢死者》（第30号）、剑公《忧群》（第36号）等与时事时局关系密切,为维新变法的改良思潮鼓吹与宣传的作品.如前所述,这些作者群之间当然仍具有地缘、血缘与学缘的传统文学传播聚合色彩,但他们更多的是依托报刊这种现代传媒手段,凭借共同的政治理念和追求聚合在一起,为共同的理念和追求而鼓吹.如果说与《申报》相关的几种刊物中,期刊只是作为文学传播媒介对作者群体实现了外在的聚合,对诗词等传统文学作品实现了外在传播模式的变革,那么在清末维新思潮中的维新派报刊,则凭借着共同的理念和追求,内在地实现了对传统文学作者群聚合模式的超越,并内在地对诗词创作的内容实现了统一与整合.

三、早期《东方杂志》与同光体：同光体闽派诗人统治下的诗词阵地

中国文学期刊史上,《东方杂志》的地位无需多言.该杂志自1904年3月11日（光绪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1948年12月出至第44卷第12号终刊.方汉奇先生曾评价《东方杂志》是“杂志的杂志”,是反映它所在的那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百科全书”.它是东方文化的弘扬者,是它所在的那一时代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者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它为它所在的那一时代的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过巨大的贡献.〔2〕“选报”时期的《东方杂志》,不设诗词栏目,但在晚清浓郁的新旧思潮交汇当中,无论是新派人物还是旧学领袖,对于诗词都有很深造诣,而他们又是《东方杂志》主要的受众群,同时,主持《东方杂志》的“本社同人”群体又几乎皆是精工诗词的文人,并且,《东方杂志》创刊之初衷即在“以与社会各界通气”〔3〕,因此从1908年8月21日第5年第7期开始,《东方杂志》辟《文苑》栏,专发诗词（以诗为主）.此时徐珂已不再担任杂志主编,而由孟森继任,较之徐珂的传统文人身份,孟森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又具有留洋背景,在“预备立宪”的浪潮中,孟森的宪政论著有重要影响.半年之后,即1909年2月25日第6年第1期,杜亚泉接任主编,杜亚泉亦是旧学出身,甲午之后却幡然改志,专注于西方科学.而《东方杂志》的编辑者多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同仁,大体包括蔡元培、张元济、夏曾佑、高凤岐、高凤谦、徐珂、蒋维乔、杜亚泉、长尾雨山等人,他们除自身精于诗词外,与当时的文人存在着广泛的关系网络,尤其是与以陈三立、郑孝胥等人为代表的同光体诗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东方杂志》迅速成为这些同光体诗人尤其是闽派诗人发表诗作的重要阵地.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诗词作品数量较多的作者有陈三立、陈衍、夏敬观、诸宗元、陈曾寿、黄濬、沈瑜庆、俞明震、郑孝胥、沈曾植、陈衡恪、冒广生、李宣龚、陈宝琛、陈诗、王允晰、曾习经等人,其他如严复、陈寅恪、张謇、林纾、黄节、朱祖谋、康有为、夏曾佑等人虽然发表作品数量不甚多,但由于他们的重要地位,发表在《东方杂志》的他们的作品,便具有了很重要的价值,如《东方杂志》第13卷第11号刊有署名陈寅恪的三首词.〔4〕通观《东方杂志》上的这个诗人群体,的确可以说,这个群体几乎“囊括了晚清民初士大夫阶层中的优秀诗人”.考察这样的一份诗人名单,我们会发现,这当中闽籍诗人占据了多数,而非闽籍的诗人也往往与这些闽籍诗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在讨论《新民丛报》时,发现《新民丛报》的作者群,其地缘关系色彩并不浓厚,虽有学缘（康门弟子）色彩,但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政治理念而发生的聚合.那么,《东方杂志》成为闽籍诗人的阵地,是基于什么样的聚合因素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商务印书馆与《东方杂志》主事者的个人关系因素.商务印书馆中,郑孝胥为其大股东,李宣龚与郑孝胥是深交挚友,而张元济与陈三立关系非同一般,高梦旦更是和陈衍、林纾等人同为福州支社成员,参与唱和.陈三立、郑孝胥等人作为当时诗坛的领袖人物,加之郑孝胥的闽籍身份和在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力,大量刊发闽籍诗人的诗作便不足奇了；（二）《东方杂志》秉持的政治与文化理念因素.《东方杂志》秉持的办刊理念一直是平和、审慎和理性的,正如方汉奇先生所指出的,《东方杂志》在反共势力异常猖獗和反共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它也从不发表以为攻击目标的反共文章,参与反共的鼓噪.这种平和与理性的态度在创刊之初就已经确立了,而在文化态度上,虽然孟森、杜亚泉等人热衷于西学,但这种对西学的热衷,毋宁说是建立在对传统的珍视之上的.“吾国未有新学以前,国中士夫虽黑暗、虽腐败,然旧道德犹存也.即有败类,要其举动,犹有顾忌.自此种新名词出,于是前此之顾忌讳饰而为之者,今则堂然皇然,有恃无恐.是则未有新学,犹有旧之可守；既有新学,并此几微之,旧而荡亡之矣.孰谓近来风气之有进步耶?”〔5〕这正表述的是《东方杂志》趋新却不弃旧的文化追求.所以,在梁启超等人鼓吹诗界革命的时代风潮中,《东方杂志》上却仍旧刊登的是这些“守旧”文人的诗词作品,在梁启超等人为变法流血而歌而泣的时候,《东方杂志》上却依旧是传统的文人酬赠吟唱,甚至在《东方杂志》自己的选报新闻关注于日俄战争与立宪运动这样的社会热点时,这个诗人群体仍旧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对这一切并不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这既与这个诗人群体的特质有关,更与《东方杂志》所秉持的这种平和的政治理念、趋新又守旧的文化理念密切相关.（三）光大共同诗学主张的因素.《东方杂志》上的诗人群体,多是晚清同光体诗人,尤其是陈三立,更是诗坛之领袖,他们的诗学主张是宗宋的.以陈三立、陈衍、郑孝胥等人为核心的《东方杂志》诗人群基本就是清末民初同光体诗人群,发生这种聚合也正因为他们之间诗学主张的声气相通.而这在后来也受到了南社宗唐派的批评,引发了一场大论争.关于这一点学界多有论述,兹不赘述.〔6〕从1908年第5年第7期开始,至1920年第17卷第24号止,《东方杂志》分别以《文苑》、《诗苑》、《诗选》、《海内诗录》等栏目刊载了诗词1900余首,杨萌芽《〈东方杂志〉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对此作了数据统计.由于1915年后,诗词数量集中且量大,杨文以1915年为研究起始,未包括此前东方杂志刊发的诗词180余题.其中,1915年第12卷第7号之后,发表数量尤多,据统计有1709首.〔7〕此后从1921年起,经历了与《新青年》的论战之后,顺应时代风气的转移,停发诗词,而改辟《新思想与新文艺》栏,可以说,《东方杂志》构成了一份完整的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的大众传媒转变之典型个案.

以诗词为代表的传统文学与作为现代大众传媒的期刊的密切关系,直接改变了传统文学的面貌,显在地表现在对诗词传播方式的改变上.这种传播方式的改变,使整个传统诗词创作的生态发生了改变：传统的诗词创作形式,如打并身世入诗的创作、苦吟传之后世的创作、酬唱交游式的创作,在发表式的创作冲击之下,逐渐零散化了；传抄、传唱这样的传播形式,也日趋式微；大量的刊物涌现,尤其是报纸上发表的诗词,往往泥沙俱下,这也直接影响了本就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文学受众对诗词的接受.而更重要的是,诗词传播模式的大众化使得诗词的功用已经远远超越了审美,即便是最不曾借助于诗词来鼓吹政治理念和寻求社会地位的诗人,也抵挡不了大众传媒所具有的魔力.比如,诗人之间的酬唱赠答看似与此前一般,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私人空间,借助于现代大众传媒,成为了公共事件.以《东方杂志》为例,《东方杂志》发表过几组规模较大的挽诗,如潘若海、沈瑜庆、俞明震去世的挽诗,这些挽诗经由杂志的传播之后,就不仅是一种私人化的悼念形式,而且具有了传播意义上的赋予地位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阿英.晚清文学期刊述略〔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7.

〔2〕方汉奇.《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A〕.张友元.中国期刊年鉴〔C〕.北京：中国期刊年鉴杂志社,2009.378.

〔3〕张树年.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7.

〔4〕武黎嵩.陈寅恪真的有诗无词吗?〔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5〕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J〕.东方杂志,1904,（11）.

〔6〕〔7〕杨萌芽.《东方杂志》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责任编辑：尹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