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和谐哲学综述

摘 要：从国内来看,近年来和谐哲学的研究主流是围绕斗争哲学而展开的,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系统论和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可视为和谐哲学研究的两条支流.当今和谐哲学命题自身面临着生存危机；和谐哲学的儒化思想严重；和谐哲学理论体系亟待建立等诸多问题.未来的和谐哲学研究内容应扩大眼界,汲取百家之长；和谐哲学研究界域应控制在学术领域,避免将学术争辩上升到政治斗争；和谐哲学研究范围不应仅限于国内,还应扩展到国外.

关 键 词：和谐哲学；斗争哲学；系统论；理念创新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9-0009-05

“和谐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它蕴含着“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协调、和睦之意”.在我国,关于“和谐哲学”的提法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哲学研究却是从2006年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始的.和谐哲学作为当今我党执政理念的基本内容,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和谐哲学研究的切入角度和方法迥异,加之和谐哲学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得出的结论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对和谐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地梳理和总结,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研究概况

从国内来看,截至2012年2月28日,和谐哲学的研究成果共有二百六十余篇论文和学术报告,两部专著.和谐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困扰,长期以来,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没有被学术界严格地区分开来.重庆渝中区委党校的曾文于2005年首次将“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作为我党执政理念的两个不同方面而提了出来.在即将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人民网的中国新闻专栏就上演了建设和谐社会是否应该告别斗争哲学的争鸣.与此同时,围绕“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探讨大规模地展开,先后有数十篇文章论及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关系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毛卫平在2006年发表于《党校学报》第4期《试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认为和谐哲学只有在与斗争哲学的对比中,才能弄清楚它的确切含义,率先界定了“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关系是质变与量变.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充分肯定了“斗争哲学”的历史功绩,提出：“‘和谐哲学’的核心应该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1]（P4）这应该是国内对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本质特征做出系统剖析最早的两篇文章了.此后,毛卫平又先后发表了《与和谐哲学》、《和谐哲学：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等文章强化自己的观点,与之呼应的是毛卫平的弟子禹国峰2008年发表于《实事求是》的《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哲学及其当代图景》和他的博士论文《和谐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萧诗美在2007年《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的《和谐哲学的三种诠释模式》、壅涛在《求索》2010年第6期发表的《再评“斗争哲学”》等多篇论文.由于我国目前的和谐哲学研究大多数是围绕着斗争哲学而展开的,因而可将其视为当今和谐哲学研究的主流.

从系统论和理念创新的角度进行和谐哲学的研究,可视为研究和谐哲学的两条支流.从系统论角度论述和谐哲学的两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分别周戟和齐鹏,周戟于2010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以系统论为落脚点,完整、详尽地论述和谐哲学的专著《和谐哲学初探》,她最突出的贡献是发现了和谐哲学是信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和谐哲学的三条基本规律.齐鹏则详细地说明了和谐哲学的构建是不能离开整体与系统的.从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的主要代表分别是贺善侃和易超,这二人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贺善侃先后于2007年在《学习与实践》第6期发表的《和谐哲学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理念》和在2008年《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的《和谐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视野》,易超于2007年出版《和谐哲学原理》一书.此外,从理念创新的角度对和谐哲学作出有益探索的还有周德义、黎红雷、杨琴、龚平、王欣欣等人.

二、和谐哲学的研究内容及观点

和谐哲学的研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和谐哲学研究的主流是以党校为发源地,以毛卫平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研究和谐哲学要同斗争哲学相区别；其二,和谐哲学研究的两条支流分别是以武汉大学为中心,以周戟教授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应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以东华大学为核心,以贺善侃教授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们倡导从理念创新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

(一)从与斗争哲学相区别的角度研究和谐哲学

曾文具体分析了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倡导以和谐理念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认为：“我党总体上以‘斗争哲学’理念指导革命和建设,到了今天,‘和谐哲学’的理念已经成为我党的基本执政理念.”[2]（P139-144）李忠杰反思了斗争哲学,将其与和谐哲学区别开来,对斗争哲学在革命年代的建设功能和在政治斗争的错误运用很好地进行了区分,认为斗争哲学既培育了党和人民的英勇奋斗精神,又由于片面地加以运用在政治活动中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前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哲学应当是和谐哲学,因为它反映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毛卫平关于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界定最为科学、准确,他认为斗争哲学实际上是关于事物质变的哲学,是指导革命的哲学,是革命党的主导哲学；和谐哲学,是关于事物量变的哲学,是社会和平发展时期指导建设的哲学,是执政党、执政者的主导哲学.他认为时代主题已经由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发生转换,中国也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的转换,指导党执政理念的哲学也应当由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跃迁.禹国峰提出了斗争哲学是着意于突破旧质的哲学,和谐哲学是更好地维护、巩固和发展新质的哲学的观点.吴永平和杨豹等学者对毛卫平师徒二人的观点持肯定的态度.同时,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对待“斗争哲学”的声音,比如壅涛认为斗争哲学不仅在实践上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要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彻底废弃斗争哲学.萧诗美提出了和谐哲学的三种诠释模式,即：“回复到中国的传统智慧中去的模式；重新颠倒辩证法的理论重心的模式；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本来意义的模式”,他认为前两种模式有局限性,而第三种模式应该是和谐哲学的主导模式,即：“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不过是对辩证法的两种不同理解,即同一个辩证法,若像原来那样错误理解就是斗争哲学,若加以正确理解就是和谐哲学.”[3]（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