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校友忆旧时学风

燕京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在1952年,燕京大学校园成为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燕京大学的学风至今仍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燕京大学著名的校友王钟翰、王世襄、黄宗江、张广达、江平回忆在校学习的故事,再现旧时学风.

王钟翰酒事

1934年,王钟翰在长沙雅礼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历史系全系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三十来人,老师和学生人数相当,却颇有名气.王钟翰的老师是学术史上卓然成家的邓之诚、洪业、顾颉刚等人.

王钟翰研究过母校的历史：燕大成立于1919年,是美、英等国教会出资兴办的,校长由出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担任,当时燕大并没有多大名气.后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聘请著名学者任教,才声望日隆.男女两部先后由城内迁至京城西北部本校,至1928年已有文、理、法三个学院,共设十余系.学生约800人,其中女生占40%左右,是当时全国各大学中女生最多的一所大学.

在燕京大学,王钟翰得过好几次司徒雷登奖学金,每次200元,一年的学费、生活费都差不多够了.多年后,王钟翰被划为“”的罪名竟是：得过司徒雷登奖学金,对司徒雷登有感情.王钟翰对司徒雷登的印象是：“我觉得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也等于政治家,说话很有技巧.不多说,巧说,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才说.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教授、活跃一点的同学都记得.”

当时的燕京大学里,住着几位外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王钟翰在同和居喝醉了酒,过马路的时候摔倒在马路旁边,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她们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讲述了一番,并提议取消王钟翰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就找到了王钟翰的老师洪业,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到王钟翰的宿舍,让王钟翰去他家里.王钟翰心想这下要挨批了.结果到邓先生家,他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问王钟翰：“你昨天喝酒啦?那再喝一杯!”然后说：“你如果想喝酒,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酒嘛!”意思是王钟翰不要去外边喝醉.王钟翰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

美国和日本还未开战时,日本宪兵队不敢进去燕京大学.日本的宪兵队长叫华田,平时穿着便服,掖在衣服里,经常到燕京大学“访问参观”,司徒雷登不得不留下他们吃便饭,就在临湖轩—未名湖南畔.日本人爱喝酒,华田提出来要跟燕京大学的老师比赛喝酒,当时在座也有洪业,正好王钟翰在学校,司徒雷登就让洪业叫王钟翰去陪酒.宪兵队长华田也讲中国话,说今天比酒,全用瓶子喝啤酒,每个人喝十瓶.王钟翰觉得啤酒醉不了,就跟他比.结果对方喝了九瓶酒就掉到桌子底下去了,王钟翰喝了十瓶还没有什么事.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燕京大学的师生都去游行抗日了.日本宪兵开着大卡车,逮捕了10多个教授,把洪业、邓之诚都带去了.但是王钟翰没有被带去,大家就开玩笑说,宪兵队长华田怕再次看到王钟翰,所以就没有捉他.

邓之诚讽刺胡适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的老师,邓之诚、洪业、顾颉刚三人风格迥然不同,但关系很融洽.王钟翰向邓之诚请教学习的门径时,邓之诚告诉他,有两部书要反复读,百读不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书都经世致用、治学严谨.洪业曾留学美国,眼界开阔,治学善于中西对比,致力于建立历史学科的规范,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史学方法的新型历史学家.顾颉刚则被誉为“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其“疑古”精神对王钟翰后来致力于清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抗战时期,王钟翰有幸成为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助手.

邓之诚有《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等学术名著问世.王钟翰回忆：“邓先生是世家子弟,曾祖是曾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曾经协助林则徐查禁.他年轻时很热情地参加辛亥革命,到处宣传革命.他没有念过大学,但是国学底子深,记性很好,思想也活,作诗作词写文章.我认为他的文章是‘桐城派’,没有过多的之乎者也,叙事简练有起伏,很不错.他作派比较旧式,在燕大的时候还有一个姨太太,以前本来是他的侍女,帮他生了儿子,成了姨太太.所以,那些外国老太太借这个理由去向司徒雷登告状,说：‘这像话吗?都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了.燕京大学里边还有姨太太.’司徒雷登后来找到洪业先生.洪先生就说：‘哎,他是中国的士大夫,中国士大夫都有姨太太,宋朝明朝士大夫请吃饭,每一个人都有姨太太、艺妓陪酒.日本、韩国也是这样.’他还告诉司徒雷登先生,邓先生人品好、学问好,有个姨太太是私生活,不要去管.”

邓之诚常常讽刺胡适、傅斯年,讲课中间就问学生：“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姓胡名适,一个姓傅名斯年.他们搞什么学问?胡适就是胡说八道,傅斯年就是附会.”

洪业的风度

洪业在燕京大学教书是另一种风度.王钟翰回忆：“洪先生不讲课则已,一讲课就会引人入胜.他上课说：‘你们睡觉吧!’但是一个人也睡不着.他声音大,经常穿插小故事、小笑话,教室里经常哄堂大笑.洪业先生是比较西式派头,上课时西装革履,叼着烟斗,邓先生则是旧式派头.以前他们出身差不多,都是世家子弟.洪先生到美国留学,会拉丁文、英文、法文等好几种语言.”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洪业看了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王钟翰看了也觉得不是纪晓岚的笔迹.所以洪业让他写一篇文章“辨别”.王钟翰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发现疑点竟然多达100多处.他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洪业把文章推荐到《大公报》上发表.王钟翰记得当时稿费是27元,算是很高.他很高兴,就请同学吃一顿.后来,他把文章拿给邓之诚,希望邓先生说几句好话.结果被泼了冷水,邓先生说：“写那么长干什么,几百字就完了嘛.找几条够硬的材料就完了,干什么写两三千字啊?”王钟翰多年后悟出：“后来,我知道了原因,是因为写法不一样.因为洪先生不但是旧式的考据,同时吸取了英美、法国的方法.邓先生还是旧式的方法.邓先生在写《清诗纪事初编》的时候,节衣缩食写了大量诗集,凡是清朝的诗文集他都收集,今天可能写了一部顺治年间的,明天可能收集到一部乾隆年间的,精心筛选了几百部最好版本的诗文,但是他写文章很精炼,就是写他最推崇的顾炎武,也不过是两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