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原创摘 要：本文通过西方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与学术传统的解析及对比,指出知晓中西方学术传统、掌握西方学术表达方式的必要性.结合相关前沿成果、述评,呈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现状,进一步剖析其困境并提出解困思路：具体例证讲解如何用合法的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中国问题,指出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维不失为一条解困路径.
关 键 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西方学术表达；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Co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1-0003-11
概言之,“西方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单重的,“中国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这是西方学术自身的困境,也是其原生困境.这重困境是由于西方社会科学受“科学主义”的主导,正日益成为“不思”的社会科学,即“意义的消失”或是“无意义”的社会科学,也就是尼采的“虚无主义”.
西方社会科学的单重困境是西方社会科学自身的困境,这是由其介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科学日渐成功,其研究领域也日趋扩张.在科学的强势影响下,西方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的意义.人文学,是为生活昭显意义的学科,一旦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文学所提供的意义,西方社会科学就会遭遇研究困境,这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
自1930年起,一些西方批评者或西方自身的明智思想家们开始思考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其标志是胡塞尔埃德蒙德•,胡塞尔,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导致欧洲的人性危机,而存在主义则从另一方面加深了这种危机.他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残缺不全的科学观.实证主义认为理性的方法只适用于对自然界,实证主义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的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存在主义确实关心人生的意义问题,但是它却用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生的意义.存在主义反对实证主义,使用一种非理性主义来反对一种理性主义.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反对实证主义,使用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来反对残缺不全的理性主义.“理论本身是通过人的理性建立起来的,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确定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是人的理性确定存有者的意义.这也就是说,理性刻画了自开始有哲学以来的‘真理’――‘自在的真理’――这个词与其相关的词‘存有者’之间的规范的关系”.“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的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提出了“欧洲科学危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引发“科学主义的潮流”,从而使得西方社会科学不再是“科学的”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成为“科学主义”.由于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成为“不思的科学”（即海德格尔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认为“logos”是世界的本源,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存在的真理被遗忘的历史,其哲学核心思想接近于中国的老子.认为“科学不思”、“说出来的思,它只能抓住不思的人的思想”；著有《存在与时间》（1927）,《真理的本质》（1943）,《什么召唤思?》（1954）,《同一与差异》（1957）,《尼采》（1961）,《面向思的事情》（1969）等等.
收稿日期：2008-09-10
作者简介：汪丁丁（1953-）,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dingdingwang@pku．edu．
的“科学不思”）.“不思”即不思考、不反思；而“应当思考”是人的价值,是人日常生活的意义.所以,“不思的科学”意味着“意义的消失”（meaningless）,也就是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Nihili“Nihiliisaphilosophicalpositionwhicharguesthattheworld,andespeciallyhumanexistence,iswithoutobjectivemeaning,purpose,prehensibletruth,oressentialvalue．Nihilistsgenerallybelieveallofthefollowing:Thereisnoreasonableproofoftheexistenceofahigherrulerorcreator,a"truemorality"isunknown,andsecularethicsareimpossible,therefore,lifehasnotruth,andnoactionisknowntobepreferabletoanyother．”
虚无主义最早是由屠格涅夫提出的,由FriedrichHeinrichJacobi首先引入哲学领域.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19世纪欧洲最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意识到“上帝死了”所导致的,并强调人们应通过重新赋予生活意义来克服它.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是“这样的存在什么都不剩”,并认为其前提是将存在缩减至纯粹价值.）”.
在《权力意志》《权力意志》（thewilltopower）,最早的版本是1901年出版的由HeinrichKselitz、ErnstHorneffer和AugustHorneffer以及ElisabethFrster-Nietzsche一起编辑整合的尼采从1883年到1888年笔记的遗稿选本,但这个版本备受争议.随后WalterKaufmann的英译本将尼采的主题四分为"EuropeanNihili","CritiqueoftheHighestValuesHitherto","PrinciplesofaNewEvaluation"和"DisciplineandBreeding".目前学界公认的版本是1967年由意大利学者GiioColli和MazzinoMontinari编辑出版的十五卷本考订研究版《尼采集》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的中译本《权力意志》只节选了尼采的《八十年代手稿》.一书中,尼采展示了这样一个主题――西方的命运从“追求知识（知识是一种权力）”演变成为“直接追求权力的意志”.
权力意志的第一层面纱是追求知识,第二层面纱是“thewillfortruth”,即求真（truth：真理、真实、真相）的意志.揭开第一层面纱,知识被知晓、分类为神学知识、哲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至自然科学时代即科学主义时代揭开第二层面纱之后,尼采认为,知识无法确保其根基的真确性,知识失去了赖以依存的根基.因为,只有你相信知识是真确的,知识才是真确的；反之,知识就不是真确的；知识的真确与否最终取决于你的信仰.于是,尼采说,西方求真意志的后续是“nihili”,即,知识→真→虚无主义.（详见管理学院讲稿）.这是1900年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1930年,胡塞尔提出“欧洲科学危机”,标志西方明智思想家们开始思考西方社会科学原生困境.
上述这100多年的思想演变过程,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的展现.而“中国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
第一重困境.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规范或西方人用于表达其自身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科学主义主导下的价值危机,或信仰的危机,或不思的危机,或意义的消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
第二重困境.
在目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家只能以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其在中国的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这是很困难的,
西方学术规范无法真正地表达我们中国人在自身更深层次上的感受.即便是受过正规西方学术训练的“海归”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意义很难用西方的学术规范表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二重困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不仅引入“西方危机”,并且延续了“中国危机”,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双重困境.
一、西方学术传统
西方人表达其全部可表达的学术传统之最根本出发点是两大逻辑定律,即同一律（A等于A）和矛盾律（A≠）,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在于难以用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所感受到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西方学术的表达方式”?这需要了解西方学术传统.
首先,我从笛卡尔、培根到洛克的顺序来解释西方学术传统.
笛卡尔曾用“知识之树”参见笛卡尔（ReneDescartes）,《哲学原理》（1644）.来描述西方学术传统.“知识之树”的构成如图1所示.
请注意,早年笛卡尔的“知识之树”是从天空向地面倒置而生的：柏拉图土壤置顶于天,由其孕育而出的自然科学和道德哲学越发地接近地面,表明其越发地可验证.到了培根和洛克的时代,西方学术传统的“知识之树”被除去柏拉图土壤,并开始由地面向天空生长,成为以“经验主义”为根基的学术传统.
图1笛卡尔“知识之树”图解
“知识之树”的体系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哲学,从探讨本体论问题转向研究知识经验是如何产生的认识论问题.英国产生了培根、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产生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勒奈•,笛卡尔（ReneDescartes,1596―1650年）,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鼻祖.笛卡尔提出了惟理论的原则,认为人的知识不是来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源于理性；认为理性的演绎法是惟一的正确方法；他主张用理性来审查一切,提出“普遍怀疑”.在认识论上,笛卡尔认为人的知识不是来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源于理性,并主张天赋观念.此外,笛卡尔还从物理学的机械原理出发提出反射论思想,等等.、培根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年）,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首位提出经验论原则的哲学家.他强调感觉经验和归纳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应用,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时代.罗素尊称他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新工具论》（1620）、《学术的进展》（1605）是其重要的哲学著作.《新工具论》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是相对的,在此书中,培根开创性提出了经验认识原则和经验认识方法.、洛克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年）,英国哲学家,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开创者,也是全面阐述宪政思想和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第一人.洛克开创的经验主义被后来的乔治•,贝克莱以及大卫•,休谟等人继续发展,成为欧洲的两大主流哲学思想.洛克认为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感观经验.他不赞同笛卡尔等人的天赋观念说,而是认为人的心灵开始时就像一张白纸,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的是感觉(sensation)（外部感受）和反思(reflection)（内省）,并强调感觉和反思这两种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见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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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把柏拉图思想置顶于天是因为西方两千多年的思想深受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影响.这里需要解释什么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如图3所示.
“洞穴隐喻”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将世界分为“形式的”智慧世界和我们所感觉到的社会,后者是从有智慧的形式或理想里复制的不完美版本.真正的形式是完美且无法改变只能使用智慧来理解才能实现的.图解：太阳代表柏拉图的真理,洞穴中,双手背缚的希腊人只能面壁而立,其身后是篱笆墙和行走中的看守卫兵.“双手背缚、不能走动”代表希腊人被前人留下的意识形态偏见所束缚.行走中的看守卫兵以及篱笆墙后洞穴内的一些物品（这些实体都是面壁的希腊人所无法看见的）在洞穴外太阳的照射下于洞穴的内壁上留下影子（影子代表一种映射参见我在东财管理学院的讲稿.,objective→subjective）.柏拉图认为,希腊人所建造的世界观或者包罗万象的大理论,无非是其看着面前洞穴内壁上的影子而构造的,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所以柏拉图认为,希腊人应该打破前人留下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松绑,走出洞穴,面对太阳,自己寻找真理.这一从“对着影子的人”到“对着太阳的人”的转变过程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整个两千多年西方的命运走到虚无主义”.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传统后为“经验主义”所代替,这里需要解释什么是“经验主义”?
关于人类的经验,我们借用罗素的经典“三分类”来阐释：
第一类,直接经验（directexperience）――自己体验到的感受,是可重复的经验.
第二类,间接经验――是他人的感受,或被他人告知的感受,是诸如“洞穴隐喻”般的感受.
我们无法验证这类经验的真伪.例如,有人说他看见了上帝,但你无法证明他的这一经验的真伪.因为这是感受者的惟一体验,是其他人无法进入的特有体验.这种逻辑上的不可验证性也是语言哲学研究的困境,因为会发生不可验证的危机,所以,语言哲学的早期形态是“唯我主义”,即“只有我是真实的,我之外的所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第三类,内省经验――可表达但不一定可重复的感受,是接近我们东方人感受的经验.
在这三类经验中,最满足“可重复”这一条件的是“直接经验”.举例来说,我们每天都活着,这是一个关于自我身份感（identity）确认的大问题.那么如何证明“昨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要知道,佛家有言“分段生死”；昨“死”今“生”,今天“生”的你居然能够回忆起已“死”的昨天的你的直接经验,并且据此认为这就是“今天的你”的直接经验,如何证明?(哈佛的哲学家诺切克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就要求经验是“可重复”的.
根据培根对“科学”的定义,“不可重复的经验不是科学”；当经验是可重复的,就可以进入到科学研究的领域了,即“可重复的经验”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当表达“可重复的经验”时,科学方法呈现“因果律”此处我使用“律”而不是“关系”来表述因果关联；“律”之义取自叔本华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因果律是四大先验定律之一,是“没有原因的结果”,是康德哲学中无需检验的真理,是无需用生命亲躬来证明的真理..即,“可重复的经验”（repeatableexperience）∈科学{因果律}.
那么,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宗旨就是呈现因果律.如何呈现因果律?如何证明可重复的经验是有因果律的?或者证明其是不满足因果律的?这就需要两重检验.
第一重检验,休谟检验（HumeTest）：区分幻觉和真实（illusionVs．reality）的检验.
休谟认为“illusion”是幻觉,是不可重复的现象.如梦境（梦里人会飞,但梦醒之后呢?当然,现在斯坦福大学也有科学家研究“会飞的梦”,称之为“意识清醒的梦”.“意识清醒的梦”不再是“illusion”而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科学研究.所以,当同一个梦可被重复的时候,这个梦不再是“illusion”,而是一种病态或是一种健康状态的提升；当梦是不可重复的时候,就是休谟定义的幻觉）.“reality”是重复的、可感受的经验或现象.可重复的就是真实的.例如诺奖得主纳什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可以重复地感受到被联邦调查局迫害,那么对于他而言这些可重复的感受就是真实的.
休谟检验旨在区分幻觉和真实,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洞穴隐喻”.“洞穴隐喻”之于西方思想传统如同中国的《老子》、《论语》、《庄子》等之于中国思想传统.
通过休谟检验后,进入第二重检验.
第二重检验,科学检验过程――因果律“可表达的过程”.
有些经验是可重复的,却是不能表达的,因为这类经验是只有感受者才能感受得到的因果律.按照西方对知识的分类,东方的知识不能被称为“知识”.例如五千多年以来,但凡习佛之人都有感受,而这种感受在不同人身上是可以重复的.因为它检测设不同的人是“一”,所以是“一”在感受现实,但它基本上不能被表达,这意味着它不能进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这也是为什么东方的知识不能进入西方知识分类的原因.
但是,最重要的经验往往是不可重复的（如《黑天鹅》NassimNicholasTaleb,TheBlackSwan：TheImpactoftheHighlyImprbable.（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M］．万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一书）,所以因果研究开始追求“可控制性”,即实验.
《黑天鹅》一书的作者塔勒布认为,“人类历史,乃至整个宇宙的历史,都是由不可重复的事件推动着的”.我把这句话翻译成为我们的语言,“最重要的意义参见汪丁丁．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导论［J］．财经问题研究,2008,（10）.（importancefelt）或经验往往是不可重复的,往往无法通过‘HumeTest’及‘可表达的检验’”.《黑天鹅》一书在英语世界里的影响非常大,此书提出了一个最重要命题――“历史是跃变的而不是渐变的或演变的”.换言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突发的,是事先不可能被想象得到的,是不可知的（这是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否则历史静止参见汪丁丁．读懂《黑天鹅》需要了解的等演化理论是读懂塔勒布这部作品的必要条件［N］．东方早报,2008-07-13．A04版.“塔勒布试图让读者相信,世界历史原本就是由一系列突变事件驱动的.你可以将信将疑,不过,你难以摆脱这一看法所包含的历史直觉.历史,检测如总是连续的,就必定能够被历史人物们准确预测,于是一切将要发生的事件都在计划之内,一切可能的计划,在社会博弈过程中迟早可以达到均衡.我们知道,均衡意味着“不动点”的存在性,后者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财经》2008年5月荐书,“此书作者曾经是证券交易员,在“9•,11”和次贷危机之前先知先觉地做空美国股市,大笔获利,一举成名.如今作为大学教授,他把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相结合,成就了这本覆盖金融、商业、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书.等在他看来,“黑天鹅”,即那些不可预测的发生概率很低的事件,对包括金融市场发展在内的人类进程异常重要.这种思考让人想起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科学观.”.
那么,科学是如何追求可重复性的?又是如何将不可重复的“illusion”转变为可重复的“reality”从而把它纳入科学的?回溯《皇家学会通信》《皇家学会通信》（RoyalSocietyNewsletter）,《科学》（Science）杂志的前身.,我们可探得端倪.
第一卷《皇家学会通信》发表的都是诸如磨镜片的进展、三只脚的牛等奇闻异事之类的文章,但这恰恰体现了当时的科学研究状态.这类文章看似与科学无关实际则表现了人类改变“illusion”为“reality”的本能冲动.须知,在伽利略望远镜问世之前,你看到的只能是不可重复的现象（你可能看到了土星的卫星,但是你无法重复）,只有磨镜片的技术以及光学进步到了伽利略望远镜的精确程度,才能使全人类都能看到你所看到的现象（才能使大众看到土星的卫星）,才能使不可重复的现象进入到可重复阶段,才使科学研究得以可能.这里包含了一种尼采的表达――“控制”（controllability）,即科学要求用控制（技术是控制的手段,几乎所有工程师的思维方式都是控制一切）把真实从虚幻中分离出来.（《黑天鹅》是对这种思想的反讽）.
经历了将真实从虚幻中分离出来的两千多年的追求,科学开始致力于经验的可控,可控制的经验就是“实验”.所以,西方科学实验的本质是可重复、可控制.据此可知,我们的社会不是实验,因为它不满足“可重复、可控制”这两个根本条件.
我将借助弗农•,史密斯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验经济学之父.他致力于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而做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1962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1965年又在该刊发表“实验性拍卖市场与瓦尔拉斯检测定”,从而开创了实验经济学.他引入“风洞测试法”并设计了“导出价值法”等实验方法,为经济学实验确定了标准,从而确立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其主要成就有证明可选择性的市场制度的重要性,设计了“双向拍卖”的实验机制,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的正确性,设计出检验数种拍卖形式等价特征的实验方法等等.的三个圆圈为大家解读“实验”问题：
检测设集合Ω是一切逻辑可能的世界状态,在Ω之内,有三个圆圈,分别是代表真实世界体验的集合N（nature）,代表理论模型能够预测的事件集合M（model）,代表实验结果可控的世界的集合E（experiment）.三个圆圈E、M、N共可以构筑七种可能,如图4所示.（美）弗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下卷）［M］．李建标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3.本文图4的三个圆圈出自上卷.
“1”代表纯粹体验的部分,“2”代表纯粹实验的部分,“3”代表纯粹理论模型的部分.三个圆圈N、M、E的两两交集形成（4+7）代表实验和体验相交的部分,即可实验的体验；（5+7）代表体验和理论相交的部分,是可用理论模型解释的体验；（6+7）代表实验和理论相交的部分,是可用实验验证的理论.三个圆圈的交集“7”代表可实验的理论并且同现实体验有直接相关性的部分,是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最佳状态.“7”是一种艺术,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能找到“7”,才能在“7”的范围内工作.（这张图不完整,稍后我会补充）
圆圈作为一个集合（set）是由许多元素（element）组成的,“set”是“asetofelements”；但“element”不能是“set”本身,即圆圈“set”本身不再是它所包含的元素之一,否则将出现罗素的逻辑悖论.我们需要研究这三个圆圈“set”内的“element”是什么?
什么是体验的世界?罗素三分类的经验中“可重复的经验”在圆圈N（1+4+5+7）里面（但是,这个定义仍不完整）.N内的元素是一个个用于整理、表达经验的概念,不同于模型M（3+5+6+7）.凡是可重复、可表达的经验必须是“可名（名学的名）”的,即“名可名之物”.所有诸如疼、幸福等“可名”的体验都在N中.
M是可表达的（即能用模型解释的）集合.模型未必是数学模型,如“洞穴隐喻”就是一种理论模型.所以,M是模型化了的世界,是一组互相之间有逻辑关系的概念（牛顿、爱因斯坦的定义）,是从你所感受到的有重要性的体验中抽出的一部分.例如,重复体验到“头上有云就会下雨”.为什么云一飘到头上就会下雨?可以做出很多种检测设.如果是农民,会从自身体验出发得出“有云所以有雨”这样一个云和雨之间因果关系的检测设.当然这个检测设也可以是反向的,如从哲学家的角度可以构建“因为有雨所以有云”的检测设,但这种检测设对农业无用,是不相关的,所以农民不相信这个检测设,因此,最终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你若相信“有云就会有雨”,就可以进入理论模型集合M,但这个检测设是否是与现实体验相关的,需要你自己做出判断.若体验N既是可重复的,又是可控的,就进入了图4的（4+7）部分,即进入可重复且可控制的实验集合E（2+4+6+7）.
这是弗农•,史密斯三个圆圈N、M、E的意义.需要补充的是,因为地球的生命是有限的,地球上生命体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所以生命体的体验也是有限的,那么,所有生命体的体验是一个有限的集合.图4中,三个圆圈之外的虚线范围之内的部分是对西方人而言所有逻辑可能的体验,虚线范围之外的是对西方人而言逻辑不可能的体验（这是受西方局限性影响,当然东方也有东方的局限性）.逻辑可能是西方知识传统中可能的体验,是满足两大逻辑定律（同一律、矛盾律）的可能的体验.这是一点很重要的补充,惟有如此我才能将诸位引回到东方的讲解.
科学的目标是什么?
理想境界中,科学目标有两个参见(美)弗农•,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卷.（如图5所示）：
科学目标一：MN理论解释力（5+7）
凡是可表达的经验,就可以构建一套理论,用以预测那个可表达的经验.例如,云和雨,是两个“可名之物”,二者同时出现这一体验对我而言是可以表达的,那么我可以构建一套理论,当二者中的一个现象先出现的时候,另一个现象一定出现,即构建一套二者间的蕴含关系理论.
科学目标二：EN可控制实验检验理论模型的效率（6+7）
这是理想世界中的科学目标.现实世界中M与N和E与M这两组关系之间往往是偏离的,即不是重合的或者不是严格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是图4中的7种关系.
如何度量偏离以上两个理想的科学目标的程度?
图4中（3+6）部分是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不相关的程度的度量,即将没有体验过的或不存在的现象建模（如大概70%的经济学模型都是不相关的模型）.
图4中（2+6）部分是实验与现实无关的度量,即可以被控制但与现实无关的度量.
图4中（2+4）部分是实验与理论不相关的度量.你可以构建一个很漂亮的理论模型,但根据你的理论模型做实验所得的实验结果与你的理论无关.大量的脑科学实验相当程度上否定了经济学的理论模型.经济学家们努力了50年建构出的理论大厦有（2+4）这么多的部分因为经由实验证实与其效用无关而被推翻了.
方法论的补充说明――物理学家可以有E,经济学家也试图有E,其他社会科学家则从体验到的N辨识想象中的E.社会科学面临的困难在于许多体验是无法观测的,是罗素经验三分类之内省经验.内省经验也可以对应于我刚刚解释的七个部分来构建其想象中的研究方法.
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述
我总结了过去一年半的《中国社会科学》,总体而言,我国近30年来的经济研究获得了显著发展.在我所阅读的文献资料中较好的经济学文章中有70%是“计量学”的；其余30%的经济学文章属于弗农•,史密斯三个圆圈中的（5+7）部分,而（5+7）部分中好的文章主要使用计量学方法而不是分析方法,即,运用统计计量（呈统计相关性）而非分析计量（呈逻辑因果关系）.
(一)如何用计量方法表达中国经济中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在天则会议关于改革30年的评价问题的探讨中,我选取了两位经济学家的发言稿,他们都采用了统计相关性：一位是张维迎,其最重要的一组方案是把中国按省的经济发展指标作散点图,在基尼系数（纵轴）和国有部门占地方的比重（横轴）的相关性分析中得到“高国有部门比重对应高基尼系数”这一统计相关关系.张维迎从经济学家角度,由这一统计相关性得出“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的结论；当然,从哲学家的角度,也可反之推论,即“收入分配不公→需要扩大国有部门比重来管理”（这种推论有悖于经济学思维,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因果律如同“有雨就有云”的推论一样荒唐）.另一位经济学家是樊纲,他把1995年至2005年间全国GDP的历年增长作为因变量,运用回归分析后发现“公共管理的行政开支”的影响达到-1．7,是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行政开支是8000亿元左右,而同期的军费开支只有3000亿元左右）,从而得出“行政开支庞大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减缓”的因果律.
应当注意,张维迎和樊纲的研究只是提供了统计相关性,但两位经济学家发言的结论“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行政开支庞大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减缓”表达了一种因果相关性.这种因果相关性的结论是不能为他们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所支持的,只是二人作为经济学家所引入的检测设,所以,他们应明确指出其结论只是一种检测设.
受经济学思维影响,依照经济学理论传统经济学家会承认不荒唐的检测设.当看到上述两组统计相关性时,经济学家就会认可并把其模型映射到N,即经济学家会相信因果律的链条是从“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映射到“收入分配不公”或者是从“行政开支庞大”映射到“国民经济发展减缓”,类似于相信“有云所以有雨”而不是“有雨所以有云”.你需要运用哲学思辨才能明了,统计相关关系和逻辑相关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套关系,这样你就可以理解M和N之间是存在映射的.
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应用的“计量学”（metrics）是统计的还是分析的?前者只是呈现“相关的”因素（可以是现象各层次）,后者只呈现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二者截然不同.
常见的情形：同一统计相关关系可以有许多套逻辑关系.统计相关关系表达为{A-B},表示A和B之间有统计相关性（即事件A和B同时出现并可以被体验到）,其条件概率为P{A∩B}＞0,是A和B同时出现的数学表达.逻辑关系表达为{A→B}或{B→A},前者的条件概率是P(B/A)＞0,后者的条件概率是P(A/B)＞0.当某个因素是“可控”时,可让A消失,观察B是否仍然发生；或者让B消失,观察A是否发生,从而断言（以某一程度的确信度）“A→B”或“B→A”.这就达到了可检验的要求,就是“科学实验”.一切研究的“科学性”都源于此类实验（真实的或想象的）.例如,“有政府开支的扩大所以有了基尼系数的上升”这个模型,你若相信这个映射,并赋予它条件概率,这个理论模型就是可检验的,再通过某种技术把它变成可控的就进入可实验集合E.
所以,经济学家或是任何一位试图用计量学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家,需要做的无非是,在体验的世界N中,用{A-B}表示A和B之间有统计相关性,并把{A-B}变换成{A→B}或{B→A}使之成为可检验的,完成理论论证的过程进入M；之后,通过实验的技术手段使之成为可控的将之推入E.这个过程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就是我为大家呈现的一切西方学术传统,如图6所示：
从图6所呈现的西方学术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并没有提出道德性判断参见韦伯两篇著名的演讲录《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的两种区分.,即,西方学术传统是道德中性的.图6中虚线内部代表所有进入西方学术传统的人物或事件,是“amoral”无道德判断的；虚线外部代表有道德判断的部分.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有道德判断的传统,如《春秋》.这是中西学术传统的本质差别――中国学术传统本质是描述的（descriptive）和道德地评价的（morallyevaluate）；而西方学术传统本质在于它是建构的（constructive,不仅有描述还要求控制）和想象地实验的,见图7所示.想象的实验,如果是物理学家,可以构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如果不是物理学家,就需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参见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想象力是评判社会学家的标准）.社会学家要运用想象来构造实验,这也是科斯的伟大之处（科斯擅长运用想象作思想实验）.
(二)中国社会科学文章述评
我所阅读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近期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经济学主要是计量学在中国的应用；第二类是1917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如程恩富、孟捷等人的文章；第三类是经济学之外的诸学科（如社会学等等）用其特有的语言所表达的中国的问题的文章,如李忠杰的文章.
第一类文章是西方经济学主要“计量学”在中国经济的应用,是我国经济研究中较好的一类文章,作者致力于用统计的关系把其在中国经济现象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表达出来,其所表达的重要性主要是研究AgnesHeller美好生活三维度之发展维度的“发展”问题.当然也有许多不问“检测设”只顾计算的糟糕文章.
第二类文章是受1917年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影响的,反映了中国人的痛苦（指被corner,无路可走,感到“无地彷徨”）.例如,中国是否需要市场经济?对于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家们是既爱又恨,于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长”出大量的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这类文章反映了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家在AgnesHeller美好生活三维度之“正义”维度上所感受到的中国情境内的无法消解的痛苦.
我们结合《中国社会科学》的几篇文章来具体分析.程恩富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检测设”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检测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1）．一文中表达了他所感受到的“中国人所感受到的痛苦”――“四大理论检测设”.第一个检测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检测设.即企业家不创造价值,如果企业家劳动那么他创造价值,否则就不创造价值.第二个检测设,利己与利他经济人检测设.既有利己经济人,也有利他经济人.第三个检测设,资源与需要双重约束检测设.不能无限发展,因为受到资源的约束；同时,资源也受到需要的约束.第四个检测设,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同向变动检测设（对于这个检测设,我有疑问,既然公平和效率是冲突的又如何能同向变动呢?）.此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并引发了争论,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方兴起方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理论检测设――对程恩富教授‘四大理论检测设’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8,（2）．和许兴亚许兴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如何看待“经济人检测设”――与程恩富同志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2008（2）．针对程恩富的观点提出异议.从这一方向中涌现出的较好的作品还有孟捷孟捷．经济人检测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7,（1）．的“经济人检测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篇分析见地很好的文章.
第三类是经济学之外诸学科（如社会学等等）用其特有的语言所表达的中国的问题的文章.如李忠杰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07,（1）．的“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就是一篇运用了法学、工程学、系统学等学科的语言来表达的很有见解的文章.
(三)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概述
1．经济学（此不赘述）
2．社会学
社会学家拥护一切经济学家所反对的问题,如“中国意识”问题什么是中国意识?参见林毓生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意识危机》..社会学家的研究最富有“中国意识”,但受限于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总给人以“支离感”.
从学术评述的角度看,很有“中国意识”的文章,如赵旭东的“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knowledge),是探讨知识或思想、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及其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相互间的作用关系的一门社会学学科,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等等.1924年,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M．舍勒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书中首先提出“知识社会学”（这里的“知识”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法学观念、观念、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观念）.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和《知识形式与社会》被视作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学本身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学转向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联系的结果.张东荪是将知识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先锋,也是中国“知识社会学”的创建者.其《思想言语与文化》（《社会学界》第10期,1938年6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知识社会学”.反思”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8,（3）．一文,表达了对梁漱溟等学院派在30年代用出家的精神走入中国乡村作农村建设举动“晏阳初模式”是晏阳初基于平民教育的原则进行四大教育、四大建设,进行乡村系统改造,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平民教育推动乡村建设的科学化.梁漱溟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解答中国社会发展这一难题.他认为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认为文化失调是中国积贫积弱之病根,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组织建设提出了“合作社理论”、“政、教、富、卫合一论”等乡村建设理论,其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即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卢作孚以实业模式推动了北碚地区的乡村建设.三者引领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的批评与作者本人的无奈.赵旭东指出,梁漱溟等学院派学者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乡村的落后,他们认为是中国乡村出了问题所以要改造乡村的落后状态.而以“知识社会学的反思”进行研究,是因为赵旭东认为梁漱溟等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学院派的无奈,是应当批判的（当然梁漱溟等人的这种以出家的精神作农村建设的行为是高尚的,其人格是伟大的）.即赵旭东认为,中国的落后不在于农村的落后,而是在于知识分子没有反思至足够深的程度.当然他并非赞同乡村应保持落后的状态,对于这个问题,他也很无奈,很彷徨；但是此文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反映出很强烈“中国意识”的一篇典型文章.
此外,请注意,由于受制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即便是中国社会学家也是西学的,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最乡土味的书”,但此书仍然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框架.
但是西方社会学的整体状况是支离破碎的,“支离感”（fragmentation）反映了西方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即意义的破碎.社会学不似经济学帝国主义有统一的原理,它是大致分为五六个不同的学派,每一派都坚信自己这一派反映了西方人生存的基本状况或最重要的意义,并据以相互批判.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的“群性”,韦伯所谓的“社会”是“集体行动及意义”,其中,“行为”是可实证研究的,但“意义”只可“神入”或“同情”地理解,这是韦伯社会学的复杂性.韦伯说,上帝死后,西方人的社会就陷入了“诸神之争”.所以,“支离感”是西方“群性”的现状：意义的破碎导致群体文化认同的支离破碎以及社会内的冲突,价值观冲突使社会学研究日益远离“科学”.
应当注意,中国意识反映了中国人的意义,西方意识反映了西方人的意义.当中国社会科学家特别富于中国意识时,实际上他们也特别远离了西方社会科学,这也使得他们越发无法实证,这是一个困境难题.
3．法学
中国的法学几乎完全是在本土政治土壤内生而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称为“法理学”,而只是“法条学”.
什么是法理学呢?想要理解一门学科,关键是抓住其基本问题.
“法理学”（Jurisprudence）的基本问题――群体共享的“正义感”参见1976年Glasgow出版的AdamSmith六卷本之卷四的讲解.如何外化为“规范”（当群体有共享的“正义感”时它未必是法律,必须是外化为规范时才能成为正当的法律）?其根本议题（issue）是当群体共享的“正义感”外化为行为“规范”时,可能会压抑群体内不同个体的创造性.
奈特（FrankKnight）在194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
这是西方法理学（中国没有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即,在不压抑自由、不压抑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的前提下,正义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社会行为规范?或者正义感在多大程度上不可以转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这是法官主要处理的问题.
所谓黑格尔的“法权”是“法律的权利”（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就是这个法权）.德文是“Recht”,英文“Right”.“Recht”和“Right”在印度欧罗巴语系有同一个词根“Ritam”.“Ritam”被吠陀学派（theVedas,古印度最深奥的一批哲学家）用来表达对宇宙本质的洞悉吠陀学者致力于认知宇宙的终极真理――“Ritam”,然后便可以从心所欲而天然有道德.这一认知终极真理的过程被置于道德行为之后,后来演化为两大派系,一派“穷理”,一派“体认”.有观点认为“体认”一派传到中国成为“禅宗”.,认为只有当你洞悉宇宙的本质时你才获得行动的权利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上篇）［M］．《公共论丛》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96.“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新版本的解释,Ritam在吠陀学派思想体系中相当于老子和孔子所理解的“道”.人必须通过对宇宙的道或Ritam的“格物”式的理解,方能领悟人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和意义,方能把握住“德”――正确的人际关系.这是我们能够从现存文献中找到的人类最早的“格物、明德”的道德哲学.对于吠陀学者来说,如果你理解了“Ritam”,你就有了权利去行你要行的事,你就有了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所以,理解世界比改造世界更为重要.这是“Right”一词的古印度词根的解释.
后来,Right一词由古印度词根“Ritam”衍生而出到现代成为“权利”,是从词源学的历史角度让整个学术界公认“任何权利必须先正确（这是周其仁的一个重要观点）”.故,所谓“right”（法权）,必须“right”,即应具有韦伯的“确当性”（legitimacy）.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发表文章的共同领域是产权领域,这三类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接近产权问题.“产权”是一种法权,它应该是确当的才可成为较少被压抑的,但这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Pro-market,如盛洪盛洪．一个跨时代的谎言［J］．读书,2002（2）．提倡鼓励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认为“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易等这个世界就美好了”.
社会学家――如孙立平认为所谓的产权不过是拥有政治特权的“全能集团”,不是阶级,而是集团；不是特权,而是全能.
法学家――法学权威（authority）是逐层传递的.例如消费者权利,当发生医患纠纷时,患者究竟有没有把医疗怎么写作当作消费品的权利?卫生部立场上的法学家认为医疗怎么写作不能作为医疗消费品.这种观点完全是从宪法条文中推出来的法条学的体现.现在有一派年轻的法学家试图通过“法学阐释主义”把宪法条文阐释成为他们想要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改良.这是法学发展的现状.（有法学家认为法学的不发达受制于其研究学者的能力,这是弗农•,史密斯的三个圆圈中的一个错误的model,也可以说是一个“有雨才有云”的理论,但这就是这位法学家看问题的方式.）
4．政治学
在中国几乎是“政治思想研究”而不能成为“政治科学”.
政治学类似于法条学,目前只是一门政治思想研究的学科而不能成为政治科学.政治学家对于政治学不发达现状之原因的看法不同于法学家,即认为不发达的现状不是因为受制于其研究学者的能力或智商（政治学家的智商普遍很高,如崔之元崔之元,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崔之元参与了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著作的早期翻译,1984年崔之元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顾准著<希腊城邦制度>述评》是当时国内为顾准作评价介绍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而是这一学科长期遭受迫害导致的结果,这也与我们《财经》编辑部曾经做过的对中国社会学家现状调查分析的结论相一致.
5．教育学
教育学我之所以有资格谈教育学,是因为我早在2001年就对教育学状况有深刻的感受.参见汪丁丁．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J］．高等教育研究,2001,（1）．在中国发展的很早,但一直都呈很弱势地发展.当然有内因影响――中国有更强大的教育传统、如儒家传统.而西方的教育学类似于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学科,这一点是不同于经济学的.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增加人的收入、研究人的财富的行为,是间接面对人的学科.从事中国教育的学者对中西教育的本质差异有着很痛彻的感受.中国资深的老一辈教育家们对中国教育学的现状是无奈的,因为要用西方的范式来表达中国教育家最痛彻的感受,是很难的.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在他过去的十几年中接受的都是中国教育传统、是中国文化产物的中国孩子而不是西方传统熏陶下的西方孩子,现在你用西学的方法来教育他,势必是会失败的.所以,中国教育的失败是双重的.首先是“五四”以来西方新学制度造成的失败,这是原生的失败；其次是中国教育学从传统到现代化转型的失败.中国教育学的弱势是因为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太尖锐,中国教育学者们既不喜用西方的表达,又不得不用西方的表达,这让他们无所适从.
中国的教育学研究中只有教育史的研究可以得到“211项目”.例如郝大海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6）．的“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此文研究对象的时间窗口为1949年到2003年,是长时间的历史研究；并采用了最具合法性的计量方法来表达中国的城市教育在各阶层之间的分布与变迁,指出教育分层最小化政策失败及分层趋势转强,扩大了社会两极化.
需要说明的是,教育分层是西方的理论.在西方,贵族有贵族的教育,贫民有贫民的教育；黑人有黑人的教育,白人有白人的教育；社区都是由“TieboutTheorem”（梯伯特定理）定义而来的.用Netlogo仿真演示谢林模型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与罗伯特•,奥曼(RobertJ．Aumann)同获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早在1994年,谢林就成为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约翰•,豪尔绍尼(JohnHarsanyi)、约翰•,纳什(JohnNash)和莱因哈德•,泽尔藤(ReinhardSelten)三人分享）的热门候选人.谢林将宏观的集聚行为解释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的非合作博弈均衡解(MPD),被理论界视作谢林模型,用于城市、区域和种族隔离等问题的研究.著有《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andMacrobehior）,《冲突战略》,《武器与影响》等等.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一书中谢林展示了个体动机和个体行为（即微观动机）所带来的总体结果（或宏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个体行为所导致的宏观结果以及宏观结果中所蕴涵的个体动机或行为,并探讨了是否可能从观察到的宏观行为中推论出隐含的微观动机,即谢林模型.的运转原理,我们可以观测到社区是如何在用脚之后自动分成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的.黑人社区的学校是黑人学校,白人社区的学校是白人学校,双方的价值观、行为等等是显著不同的.这是教育分层理论,是教育学的显学.
三、结语
近年来在国内大学兴起“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其中,“社会仿真”与“实验室社会科学”或许最有潜力.目前最严重的阻碍来自社会科学内部,即急功近利的市场化倾向与科研管理的官场化倾向,构成“最坏的组合”,可能使国内学术停滞或后退两代人.
（责任编辑：杨全山）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