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的文化资本理解读

［摘 要］少数民族学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怎样的高等教育不是智力或经济的单一因素决定,更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中,关于阶层文化、家庭文化和个体（由于文化）选择学业上的自我淘汰的渐变过程对于分析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问题具有独特的视角.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于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机会问题既可以有潜隐的文化建构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经济支持和政策扶助来促使有益文化资本积累的行动以减少不足.

［关 键 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

［作者简介］韩月（1987-　）,女,吉林吉林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辽宁沈阳110034）

［中图分类号］G7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6-0015-03

我国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国家,而少数民族的发展却由于生产方式、地理和历史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对于贫困家庭的子女、女性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机会予以关注,并在政策上大力辅助.然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权不能与期望相等,而从政治、经济与天性等以往的归因跳出,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则有助于探索其中一些潜藏的影响因素.

一、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现状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取得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了使少数民族学生享受更多的教育机会,在政策上不断给予优惠政策,对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招生和培养方面,对各少数民族考生采取“降分录取,先办预科打基础,后上本科专业,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等优惠录取政策.①不仅如此,国家对于教育资金和经费的倾斜也是有目共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不论是人数还是在总数中的比例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如表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同时也使少数民族学生有所受益,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占有的比重更为提高,在研究生阶段的数量更是不断提高（如表2）.

(二)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发展

然而,中国在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虽然不小,但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从绝对平等的观点出发,我国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还低于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这种量化的比较方式,也曾在我国以往的文件中有所体现,不过还略有保留地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学生的录取比例,应逐步达到不低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②.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速度虽然一直有所发展,但却在绝对数量上还很薄弱,与汉族的相对差距不断扩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为了建设更加和谐的社会,必然需要关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而作为占总人数众多的汉族人民也应基于兄弟情谊予以帮助.其次,少数民族学生虽然在数量上获得了一定的高等教育发展,然而不可否认,除了与汉族学生存在的绝对比值小于总人口比例之外,还存在隐性的不平等.其一,如表2所示,虽然在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中的少数民族学生不断增多,但比例偏小,不仅小于民族之间的总人口比,也比本专科少数民族学生所占的比例少很多.其二,少数民族学生所学的专业一般比较狭隘,就读高校层次不高,专业科系也不够全面.以全国唯一的一所少数民族重点大学——民族大学为例,该校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等10个学院、29个教学单位,其中文科院系占80%左右,而理工院系仅占20%左右,招生人数也相对较少.

虽然党和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都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予以倾斜,但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还有很大的有待发展的空间.政策、资金等行政因素对于少数民族的教育只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不能解决少数民族与高等教育不相适应的部分文化问题.

二、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

符号权力作为布迪厄思想的关键,完成于被当做“如同武断一般的被误识”,是一种被误识、美化和合法的权力转化形式的附属权力.这种“武断”并不与暴力相同,却能通过察觉和区别获得普遍的认可,譬如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无论是符号权力的占有者还是被支配者都承认其在社会中的权威,被支配者之所以不会反抗这种权力,是因为符号权力没有显示出外显暴力,而同时以的姿态出现,给出了一种社会秩序,在其中强调了形式上所拥有的平等.在外表所宣称的秩序背后,优势阶层拥有了符号权力,而同时不能协调一致的群体则受到了隐藏的符号暴力.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在教育中同时获得了再生产,产物便是相应群体获得文化资本的稳定性.对于学业上的某些失败者而言,教育行动在客观上是一种符号暴力,因为客观上既受限于强加和灌输特定意义的事实,也受制于被认为值得由一种教育行动再生产的选择和相应的排除处理,再生产专断的选择.

少数民族学生在本民族的文化中拥有了符号权力,但是从当前认可的学业价值上看,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符号暴力.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的区别在于是否与主流文化一致,这是一种适切性的问题.少数民族学生在教育中接受本民族价值观念的同时,也要接受外部的开放性的文化,在学业上还受到了主导价值观念的影响,要与学业导向的价值一致则要突破一定的消极影响.以往对于文化资本影响最重要的便是家庭和学校,而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伴随多媒体技术发展而来的电视、网络等获取资源的手段也正影响着个人文化资本的累积.然而,家庭的文化优势与家庭所在的阶层有很大关系,学校的文化传递与师资十分相关,而多媒体技术也受制于经济基础.大部分位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学生是否能得到相应的文化资本,摆脱遭受符号暴力的地位,不仅与自身能力和家庭有关,政府对于师资、多媒体资源的投入至少能够冲淡部分导致个体学业机会缺乏的因素.教育的理想形态,包括了可以促使社会阶层的流动,改变个体在社会和文化中的不利地位.以往符号权力和符号暴力所施加的影响可以保持长时间的稳定,然而打破这种稳定,促使阶层的合理流动,高等教育机会不断谋求实质化的平等,这是整个社会力量和政府运用职能所能渐进影响的.（二）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

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具体的状态,即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二是客观的状态,即文化商品的形式（图书、词典、工具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三是体制的状态,这是一种必须被区别对待的客观化的形式,它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前两种都是可以通过家庭进行传递的,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于子女的“性情”具有潜在而有力的影响；而家庭的休闲、消费方式在物质上的体现则使子女接触到与家庭相适切的文化商品.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最初因素与社会出身、家庭培养密切相关,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研究表明,家庭环境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它又影响到学校中对很重要的认识技能的培养.③布迪厄的早期观点也认为,文化资本便是使不同家庭通过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财产.可见,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学业成就的影响虽然比学校隐蔽,然而却在潜移默化中促使了人能够继承一个场域的文化.研究显示,1978～1991年之间,“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即使“职业地位”相对较低,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传承,为子女创造比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

也许对一些学生而言,他们是在继承与社会主流所适切的文化资本,而对于另一些而言,则由于继承的文化资本不能与社会协调一致或不具有社会共性,最终呈现的就是无法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乃至由于代际之间不能冲破社会规限的藩篱而故步自封.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由于与外部主流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内部也存在文化区隔,这在家庭的文化资本继承上导致的是自身文化与社会主流是否存在文化一致.代际文化资本的继承可能是特权的继承,也可能是劣势的继承,关键在于外部主流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差异程度.

就文化本身而言无优劣之分,但在社会上的认同者数量不同,在文化趋同与文化差异之间,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上也受到影响.此时,少数人文化继承的权利应受到关注,并予以保护.建立一批优质的民族院校,不仅仅是为了在数量上培育少数民族人才,客观上也是为了维护某些民族文化的繁衍,不致因当今的多元化世界而消逝.不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学生在学校教育中需要更多自为能力,进而才能突破因文化差异而被排挤出高等教育的行列.

(三)自我淘汰的选择

对于一个人学业的期待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自身,都有着不小的作用.以往的教育心理学关注皮革马列翁效应的实现,侧重于教师、家长这些外部力量对于学生的期待所能产生的作用.然而,布迪厄将个体选择和社会规则相连接,聚焦于社会空间和心智空间的异质同构问题,提出个体对于学业的期待,从文化的不适应与学业上的自我淘汰来考虑产生学业失败的原因.因而他认为,导致一个人自我排除的主观愿望直接决定于决定他的属类成功的客观机会的那些条件,因为它重视有助于客观可能性实现的那些机制的数量.④

具体、客观和体制三种状态的文化资本共同影响了个体的文化建构,在社会化的环境中,个人文化资本的被评价和被比较不可避免,而反映在个体心中的则是文化的适切性、卓越性提升了个体的内部期待,而与之相反,则导致个体自我放逐,不抱有任何学业期待.学业分类中残存着位置和习性之间的不协调,这些不协调在入学之后倾向于得到纠正：要么是“不合适”的人“自我淘汰”——或自动放弃,或转入那些更符合他们愿望的教育机构；要么就是在最后的选拔中,或者在进入职业生涯时,被排除在学业选拔之外的所有标准重新恢复了最大的效能.⑤

少数民族学生对于自己的期待影响了自身选择抵触还是适应教育中所主导的文化,也正是社会、家庭的文化传承使他们具有某些个体的学业期待.他们需要处理自身文化与学业内含文化的关系.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主要聚居的地点一般经济不够发达,而在优势社会阶层中所占比例也低于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例,而在聚居地区,没有特别多的文化成功的氛围,也就难以产生对于群体的激励作用.

因而,导致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自我淘汰的原因就包含了周围缺少相适应的文化环境的学业成就示范和自身与学业文化的不适应,在内外部文化因素的互相影响中最终影响了个体的学业期待.个体首先需要了解自己是否有学业期待,而后则是有多高的学业期待.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取依赖于一种形式的公平,却无法解决在社会环境下的自我放逐,这种放逐以往被归类为心理因素,然而其所处的外在社会环境却不可小视.

三、中国环境下文化资本理论对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由于长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未能达到政府和人民的预期.少数民族存在与经济和阶层的弱势群体具有相似的导致教育劣势的原因,而其面对的文化差异与文化不适应在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和接受怎样的高等教育问题上有特殊的显现.从文化资本理论出发,少数民族确实存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隐性劣势.然而立足于中国当今的发展环境,也不难看出,这种发展又有着独特之处.

首先,当今中国的文化背景与布迪厄观点相比,文化所隐藏的资本作用相对小一些.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近现怎么发表生的大事件,造成了以汉族为主的民族文化受到一定冲击.中国受到的域外文化影响日深,与此同时,也在重塑自身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代际传递的破损,家庭中文化资本继承的质量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了更多的阻力.在此时期,少数民族也可以在多元文化交流与传统价值重塑中获取不同文化的理解.当然少数民族的内生文化的保持不能仅仅依赖代际传递,政府对于文化的传承也应发挥导向作用.毕竟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今天,外在影响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会有所损伤,而政府却可以作为外在的推动者维护、鼓励民族文化的传承.

其次,家庭文化因素导致教育资源不均在中国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学校对于文化资本的影响较大.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发展相对滞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要少很多,接受本专科教育的学生人数最高达到154612人.而至今,中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并且,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效果显著,一对知识分子所能教育的子女一般只有一个.这些因素综合所得到的结果是,受高等教育群体的较快发展,促使许多人通过学校获得文化资本.这便能够解释,在改革开放后许多高学历人才,家庭在社会阶层中地位并不是很高,出生在农村的比例不小.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师资投入,可以使大量不能通过家庭继承许多文化资本的学生在学校获得重要的文化资本.因此,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对于中国当前的文化资本影响更多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积累.受文化资本累积的代际传递和社会环境特性的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分布可能出现一段时期的稳定状态.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不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教育的发展都是十分迅猛的,也正因如此,以行政为手段对教育中弱势群体的引导十分重要,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由于经济、资源而导致的高等教育方面的劣势,可以通过政策获得弥补,然而能够作为承继性的有益于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个体文化则要漫长时间的积累.在这期间文化积累能够成功,得益于每一代人在量上都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国家恰恰是通过外力推动文化积累不断前进的关键.而作为行动者,少数民族学生还需要以自己的意志和毅力适应社会而对抗可能的阻碍.政策对于少数民族的优惠,并不是因为歧视其智力或者仅仅为了政治上的民族和谐,可以将其视为少数民族长时期在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中劣势的补偿,或对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或以少数民族中成功的范例激励相似背景学生的学习动机.因而,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是内因与外因相互影响的产物.

诚如布迪厄所言,无论从遗传学上来看,还是从结构上来看,心智结构都是与社会结构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把一个人某些方面的成功或失败笼统归因于遗传,教育便缺少了参与者应有的希望.布迪厄和帕斯隆通过对于社会差异进行的研究揭露了以天资差异为外衣的受社会条件制约的文化方面的不平等,而不是从“本性”中归结出令人绝望的原因,学业的成败不应该留下社会环境中人与人的不平等是天生的这一结论.在教育之外许多因素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成败,然而教育还是可以成为克服文化和社会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谋求平等机会的工具,这有赖于社会中的所有个体,也有赖于政府对一些群体的引导和关注.

［注释］

①金东海,王爱兰.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学生高考优惠招生政策若干问题的思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84.

②教育部、国家民委报送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报告［Z］.1981-

08-11.

③陈曙红.中国中间阶层教育与成就动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38.

④（法）布尔迪约,（法）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68.

⑤（法）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

［参考文献］

［1］谭敏,谢作栩.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分析［J］.高教探索,2009（2）.

［2］柳琴.我国少数民族受高等教育权问题研究［DB/OL］.　http：//.ki./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等于CMFDLAST2011&filename等于2010260761.nh,2010-05-01.

［3］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法）布尔迪约,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