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思想文化的变化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摘 要 汉末以来,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加上朝廷宦官把持,外戚干政,大汉政权再也无法庇佑士人阶层.用来选取官员的清议和用来巩固政治地位的儒家学术此时也失去了它们原本的作用,士人们逐渐从汉大一统政权中脱离开来,开始思考自我价值.

关 键 词 汉末 文化背景 士人心态

中图分类号：H194 文献标识码：A

战乱是汉末最大的灾源,战争带给士人的不仅是动荡不安的社会,更是对汉政权的怀疑.险恶的社会现实加速了士人阶层与汉大一统政权的疏离速度,造成疏离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汉末清议的变化,二是儒学的衰退.

1汉末清议与士人心态――“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清议滥觞于汉朝,取其表面意义也就是清正评议的意思.它是对人的道德品行和学识才干的评定,也是汉代任免官员舆论上的评定标准,“这种清议通过臧否人物,即评论品题人物而干预朝廷对官吏的选任”.由此可见,清议也是对人物进行一番评头论足的,只不过不是外表上的议论,而是对品德品行的追捧与赞扬.所以清议要求读书人品行一定要好,然后才会有做官的机会,读书人若想跻身仕途,清议便是他们改写命运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到了桓灵二帝,“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这种察举征辟的手段受到了阻碍,相应的读书人的仕途也同样受阻,于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士人对当政者失望之余,就格外赏识那些洁身自好、不畏强权的名士,并有了“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的言论.李元礼即李膺,与陈蕃（字仲举）和王畅（字叔茂）皆为东汉末年的名士,他们都以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不畏强权而为士人所称赞.李膺和陈蕃二人又因强烈不满于宦官当政而被卷入“党锢之祸”,虽然最后二人皆被宦官所害,但他们那种将生命置之度外,欲为天下扫除污秽的义行在士林中广为流传,形成了一股强势的舆论力量.士人们争相崇拜名士,对朝廷来说是一种无声的与悲愤.一直以来,让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被打破了,忠心耿耿的大汉政权在此刻也失去了它的魅力,清议终于也丧失了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功能,演变为只对气度、气质以及个体外在魅力的品鉴和赞赏,成为了没有任何目的的清言.

从有政治目的的清议到纯粹的清言,士人的心态也发生着重大的转变,正如《古诗十九首其一》中所写：“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虽然这首诗歌描写的是乱世相思,但也未尝不可将其理解为士人对汉代大一统政权的最后留恋.从对汉大一统政权的维护到后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深沉悲哀,士子们的心与大一统政权愈走愈远.“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这种沉重的叹息和疲惫的步调,这种不会再见的伤感,这种由内而外生出的凄清,使得他们不再对腐败的朝廷激昂的指责,而是要从这个即将溃然倒塌的母体中挣脱开来,走向自我,走向新生.

2儒学的凋零――“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

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之后,儒学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白虎观会议后,皇家拥有了对儒家经典的唯一解释权.经典依旧是经典,但已经不是孔子真正的东西了.“他们那时所倡导的,是《春秋》内面的微言大义.等他们主张罢黜百家,统一思想,建立绝对的君权政治”.当政者“需要的不是高深的理论,不是纯粹的儒学,他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儒术”.这种变了味的儒学无非是装点下皇帝家的门面,巩固政权所需.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汉代儒学“在政治的统制力量没有崩溃以前,它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但当汉代政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儒学也开始分崩离析,被士人轻视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汉代儒学是与大一统政权绑缚在一起的,它们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儒学的衰退虽然和政治脱不开关系,但就其本身的发展来看,从武帝尊儒后,儒学就少有变化,模式僵固,无用繁琐,“迂滞若是,通人鄙其固执”.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守故鲜有变化的儒学在“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的险恶政治下更是一无是处了.原本以研经为生的汉儒们在奸佞当道的桓灵年间也失了利禄之门.《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传》中,范滂被宦官处死之际,对其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恶是肯定为不得的,但为善却又落得如此结果.在当时这样大义不行的社会,儒学已经不是读书人的护身符了,于是其中的一些士人意识到,依附于儒学,研究那些既不能保身又无法救世的经典,是一无是处毫无实用的.所以,如此失去权威与约束力的儒学,自然会“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了.

士人的心态在战争的摧残与政治黑暗的双重打击下,终于不再留恋汉大一统政权,他们的思想开始转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关注个体生存和自我价值.之前热切的政治信仰在经历了两次“党锢之禁”的打击后,也逐渐散去了它的热度；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也在宦官专权中幻灭了.

这种对大一统政权的别离对士人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但新生也是充满希望的,虽然此时的士人对君主还有万般不舍,但却没有了奢望,士人们早已蠢蠢欲动,思想也开始要破茧而出了.“这一转变是巨大的,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后来玄学的产生.”是的,正是汉末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才使得人性得以发展,情感得以发泄,自由的精神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