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奇特的领土扩张

莱佛士占领新加坡的行为,多少带有个人主张的色彩.但其与英国扩展东方贸易的大方向一致,与英国的国家利益相符,这是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所在.

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其意义往往不为同时代的人所真正体会,1819年莱佛士占领新加坡就是如此.

新加坡只是一个面积几百平方公里的岛屿,但却是致力于扩展东方贸易的英国人处心积虑想得到的地方.翻开19世纪的世界地图,新加坡的重要地位一目了然:它位于马来半岛的最南端,有一条不到1公里长的堤道与半岛相连,是马六甲海峡的“瓶颈”,而马六甲海峡则是欧、亚、非和大洋洲之间的重要通道.

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从17世纪起就落入荷兰人之手,因此通常被称作“荷属东印度”.当然荷兰殖民者是极力阻止其他列强染指自己的禁脔.这种局面终于在1819年被打破.为此,斯坦福莱佛士（Stanford Raffles）,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东印度公司官员,在英帝国的扩张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莱佛士是个船长的儿子,1805年24岁时进入东印度公司,不久被派往槟榔屿任总督府秘书.年轻的莱佛士不仅性情鲁莽急躁,还对荷兰人抱有强烈的憎恶与反感.他为克莱武（1757年初,克莱武带领军队占领加尔各答,并取得了英军在加尔各答的驻防权.同年6月,克莱武击败了莫卧尔帝国的孟加拉总督的军队,完全控制了加尔各答.）的精神所激励,渴望着为英帝国建功立业.1811年他成为爪哇岛副总督后,向印度总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极力鼓动公司向东印度扩张,以便与荷兰人争夺与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贸易.由于当时英国与荷兰的盟友关系等因素,公司董事会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1818年12月,莱佛士在印度总督、英国驻印军队总司令弗朗西斯黑斯廷斯勋爵支持下,率领一支远征军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经槟榔屿,沿马六甲海峡到达半岛的最南端.1819年1月,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并升起东印度公司的旗帜.

新加坡岛上当时一片荒凉,居民大约不到150人,主要是渔民、海盗等,但莱佛士确信占领该岛在商业上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1819年6月,在从新加坡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莱佛士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与激动:“（在此之前）我几乎不知道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不仅是欧洲人,就是印度世界对于它也是一无所知.等它在所有方面都有成为一个最重要殖民地的希望,同时也是我们所拥有的代价最小、麻烦最小的属地.我们的目标不是土地,而是贸易,是一个伟大的商业中心和支点,在以后条件需要时,凭借它我们可以扩展英国的政治影响.一个在这些海域的自由港,必定最后摧毁荷兰人垄断的时代；马耳他在西方的地位,可能就是新加坡在东方的地位.”

历史证明了莱佛士预见的正确:英国打破荷兰人对东印度贸易垄断的雄伟计划,由于占领了新加坡而得以实现,新加坡不仅成为东方的马耳他,使英国有效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出入口,而且为英国商业利益进入东方这个“伟大的贸易竞技场”提供了跳板和支撑点,对中国海以及印度洋的贸易与航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26年,新加坡和马六甲、槟榔屿共同组成了“海峡殖民地”.

海峡殖民地的建立,大大促进了英国在东方的商业扩张.从前,这条通往中国的道路上海盗活动猖獗,而英国占领新加坡后,仅仅两三只船的舰队巡弋在马六甲海峡或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就足以吓退较大的海盗行动,为英国的贸易团体提供信心. 在不长的时间内,英国的纺织品迅速进入并扩展了在东印度的市场.对此,一位英国商人在1830年深有感触地说,1811年当我第一次到达爪哇时,那里的人穿的几乎全是中国的产品.我目睹了那里发生的一场革命――在我逗留期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穿欧洲的机器纺织品.

正是由于新加坡在19世纪英国向东方商业渗透与扩张进程中的地位,所有关于英帝国史的著作,都不会漏掉莱佛士的名字.然而,人们通常并不知道,莱佛士对新加坡的占领,不仅没有得到东印度公司或英国政府的事先授权,还遭遇了一段颇富戏剧性的插曲.印度总督黑斯廷斯的确支持莱佛士在海峡建立一个基地,以有利于英国对华贸易,但他的指令是“在马六甲以东地区建立商站,以控制海峡的南端”,目标“纯粹是商业性质的,与政治势力或领土扩张的想法毫无关联”,因此要求莱佛士避免与荷兰人的任何交涉与冲突.而莱佛士的行动事实上没有得到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根据记载,黑斯廷斯总督向伦敦汇报后,公司董事会立即发来训令,要求他阻止莱佛士的冒险行动.只是由于当时英国与印度的交通极为不便,训令到达太晚,莱佛士的远征才得以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莱佛士占领新加坡的行为,多少带有个人主张的色彩.

但说到底,莱佛士个人的野心或雄心,与英国扩展东方贸易的大方向一致,与英国的国家利益相符,这是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所在.尽管政府并没有制定以武力占领新属地的计划,甚至对这样的计划和行动不表示支持,但是,倘若动用武力的结果是带来新的广阔市场,倘若已占领的属地对于贸易的扩展与安全至关重要,那么政府是不会犹豫的.

英国对莱佛士占领新加坡的事后承认,正是这一立场的典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