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识”涵养公序良俗等八则

以“社会共识”涵养公序良俗

人民日报评论部

今年,“社会心态”首次写入“十二五”规划,引发了各界强烈共鸣,也凸显了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心理视角.“弱势心态”折射利益分配不公；“不闹不解决”心理反映维权渠道不畅；“咆哮体”宣泄着一些人境遇不顺的情绪等

在这个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一些社会关系的失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思想观念失序、社会心态失衡,而这种失序与失衡,往往又突出表现为社会共识的缺乏.

我们呼唤思想解放,倡导多元共赢,追求包容共享,并将之视为社会进步,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可以抛弃共识,沿着各自轨道任意滑行.恰恰相反,在日益活跃纷繁的思想领域,如何寻找并确认13亿人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的共识,更为迫切.这种共识正如航标,它能引导中国现代化航船集中力量乘风破浪,而不至因航向不清自卸功力,在观念的漩涡里纠缠打转.

“上下同欲者胜”,尤其在利益分化、主体多元的社会格局中,找到认识的“最大公约数”,就有了社会粘合剂、价值定盘星、关系稳定阀、发展推进器.

毫无疑问,越是多元的社会,凝聚共识越是艰难.但事情的复杂远没到“不可知”的境地.当太阳再一次升起,社会的各个角落承载着各个方面的企盼,办公室朝九晚五的白领们希望生活品质高一些,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想在城里安个家,“蚁族”们则在狭窄简陋的角落里憧憬他们的未来.

这些恰恰说明,今日之中国共识仍在.让科学发展的实践增进社会福祉,用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人们心灵,在众声喧哗中寻求思想共振,这些都蕴藏着共识的生长点,也使我们不断接近共识的核心.

（摘自4月7日《人民日报》）

转型要清除障碍,改革要增强动力

吴敬琏

中国宏观经济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长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第二,过去多年,特别是过去两年存在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后续效应现在开始显现,即上涨及通货膨胀.

面对这个情况,对策之一就是采取稳健、灵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它依靠的是短期政策,长期还是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发展问题上,用现在通行的语言说,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已经提出了30年左右,但实施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问题在我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上.如：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力,政府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财政税收体系和要素方面的改革有待推进；技术创新的产业化步履维艰,缺乏有利的经济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等等.

最近,我们又发现,用旧体制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比如,在政府的主持之下,技术升级也好,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好,会造成投资效率降低,甚至可能造成类似过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跃进”这样的问题.

目前在财税体制,金融市场形成,法治国家的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障碍能不能得到克服,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所有的这些改革都需要有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个别的政策调整.所以,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能否实现各个领域、全面的改革,这是我们能不能解决当前问题,能不能成功应对挑战的关键.

（摘自3月30日《北京日报》）

预算公开的动力只能来自博弈

徐 冰

政府的财政预算公开近期出现了点滴进步,其表现之一就是,公开渐成各方共识,但共识却显然并不简单等同于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据媒体报道,目前预算公开暴露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不宜公开”的预算归入了“其他支出”；二是预算账本出现“双轨制”,也即一个用来公开的账本依旧云山雾罩,另一个“内部交流”的账本则更为详细.

当然,人们也理解,完全的预算公开对于任何行政部门都是不可能的.而在当前的现实之中,我们暂时也只能寄希望于由上而下的以行政级别为准的强力推动,逐步实现更为扩大的公开.从本质来说,这种行政主导的公开也是一种博弈的结果.所谓内部,其意就在于此.平心而论,检测如没有这种体制内的博弈,预算公开走到今天这一步,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外部的压力,“内部”如何生成公开的动力?所谓有需求才有供给,需求不振或者需求根本就被压抑,供给岂能自动地产生?从经济学的角度,预算信息这种供给,其实是被行政所垄断.垄断的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行情和,根本无需赘言.

说到底,当前预算公开的尺度,经济学的解释依旧是行政定价.充其量,不过是行政定价为主导,内部有限的市场定价为补充.在这一点上,预算公开的进程很有点类似于发改委和那些垄断巨头的关系.你不能说市场化不是他们的追求,但什么样的市场化,以及如何市场化,至少在目前,却不是市场说了算.

（摘自4月12日《中国青年报》）

破除代际分化的“陷阱”

张立伟

中国可能面临这种风险：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通道正在变得狭窄.阶层继承使得地位固化并代际传递,让穷人越穷,富人越富.

一般认为,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是代际之间的社会壁垒,造成教育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而且户籍制度限制、就业市场缺乏透明等也在制造门槛.事实上,最本质的原因是权力遭到滥用导致机会获取的不公正,因为决定一个人发展的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这不仅仅是公共怎么写作不均或户籍歧视的问题了.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陷阱”主要是指裙带资本主义,这导致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阻碍改革以固化阶层利益.这会使他们的特权与关系网利益超然于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让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贫困的代际传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成就可能受个人的天赋才能、后天努力和家庭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上一代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在下一代中再现.但是,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权利不足和机会缺失而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

因此,中国现在需要逐步解除歧视性的户籍政策,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而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所有人机会与权利的平等.这不仅仅需要制度供给,最根本的是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防止权力被滥用,甚至据为私有并通过权势固化自己的利益,从而进一步恶化市场秩序与社会公平.只有实现人人机会平等,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由他的个人能力决定而不是社会关系和家族背景,才会消除社会之间的对立,创造一个基于公平竞争并富有活力的社会.

（摘自4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