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中的母题

摘 要：本文在阅读大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文本基础上,结合各个理论家的论述,提出了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的四个主要母题：自我命名、静默与声音政治、神话与本土色彩及性与同,并对此进行详细论述,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的整体思想倾向.

关 键 词 ：后殖民女性主义 母题 自我命名 静默 同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以关怀他者女性的生存为己任,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某种统一性,有些模式、主题、形象、问题重复出现,渐渐成为其“母题”,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常见母题.

一、自我命名

拉康认为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与他者话语来确定自我,在他者话语中,名字则是最重要的,命名体现了父权制的权力.揭露父权制通过命名来实现对后殖民女性的控制,是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在《藻海无边》中罗切斯特婚后就再也没有叫过安托瓦内特的名字,而是叫她伯沙.安托瓦内特是一个克里奥尔化法语发音的名字,伯沙更英国化,命名本身就象征了权力,通过这个名称由陌生到熟悉的改变,罗切斯特就具有了控制她的象征性,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当然罗切斯特在这里还有更恶毒的用心,因为伯沙是其母的名字,她最后是疯狂致死的,所以用伯沙来称呼她就是故意将之与其母的疯狂结合,不断地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就是为了让她时刻和疯狂和家族的悲剧密切结合,从而用名字束缚她、定位她.她也意识到他的意图,所以说“你用别的名字叫我是想把我变成别的人”.但是由于安托瓦内特无法找到自己的命名方式,或者是丧失了命名的权力,最后就是按照罗切斯特的命名设计走向了自己的灭亡.

因此后殖民女性如果要获得独立就必须自我命名,“为了解放的目的,她们首先要强调自己的名字和空间”[1]

《紫色》中黑人女孩阿格纽斯,最初是一个害羞、内向、不敢反抗的黑人女孩,她的男朋友哈泼一直都不称呼她的名字,而是叫她“吱吱叫”,她都默默接受了,这说明她接受了男性特权对她的塑造.而后来她觉醒后对自我的寻找主要就体现在对名字的寻找.“（这两个名字）区别大着呢,”她说,“如果我是玛丽·阿格纽斯,我就可以公开演唱.”她已经意识到每个女人都应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它代表着一个独特的个体.可见沃克是将自我命名当成了黑人女性获得主体权力的重要手段来看待的.对自我命名权的坚持,意味着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

再如印度女作家穆克尔吉的《詹丝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对自我命名的争夺是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即极力逃脱固定的定义而让自己不断的在名字之中滑动.小说写到她从印度的“乔蒂”和“詹丝敏”到美国的“简”,再到永无止境的以“J”为首字母的新名字,从而成功地从命名权的压力下解放,这种解放方式可能更具有后结构的特征,使身份在名字的游走中获得自由.

争夺命名权,这是一场战争,涉及到后殖民女性的身份问题,可以说,自我命名发展成为一种反映后殖民女性在的、帝国主义的及父权的社会中寻求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性文学形式,一种象征性的社会文化行为.

二、静默与声音政治

第三世界女性在殖民霸权与父权的双重压迫下被迫失语,她们最熟悉静默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从而静默成为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品所热衷表现的母题之一.

她们着重描写静默背后可怕的权力斗争.非洲裔女作家菲利普在诗集《三文鱼的勇气》中指出了与失语紧密相连的种族与性别问题[2]；《分裂印度》中的女主角在民族冲突的灾难中,被异族男性蹂躏,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这种静默触目惊心地表明了他者女性所遭受的连锁压迫的后果；《雾》中的张高氏自从被迫进入日军充当慰安妇,就失去了声音,成了静默的一员；《女勇士》中的“我”在幼儿园沉默了三年；《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在与白人丈夫的婚姻中从来是被动的接受者,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家和批评家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现实,提出女性必须学会发声,如《声音》（杜潘芳格）：

只能等待新的声音

一天又一天,

严肃的忍耐的等待

但如何发声,大家各执己见,有一部分学者是将静默作为一种对抗的方式来描述的.静默具有双面性,后殖民女性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战场,将之变成自己反抗的武器.在菲利普的诗化小说《寻找列温斯顿：静默的奥德赛》中表明作者开始寻求一种无语的静默,人类现在使用的话语已经被污染了,它带有种族和性别的色彩,它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就像上帝施给人类的惩罚,因此不如回归静默.可以看出静默其实是因为没有办法发声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3]阿妮塔·德塞的小说《城市的声音》中的女主人公莫尼莎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被迫静默,于是主动地选择了孤独,选择了在静默中自我流放,她觉得只有在静静的孤独中她的心智才是自由的,他们是被流放的性别,而传统文化又决定了这一被流放的性别所能做出的反抗只能是静默的.[4]也就是说后殖民女性作家在她们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静默,实际是一种有声的静默,正如郑明河说“静默作为一种拒绝,是我们能够拥有听的权力的方式,静默其实是一种声音,一种发声,是一种回应.”[5]

还有更多的学者是主张走向积极地反抗,女性应该发声,即“声音政治”.“对妇女来说,讲话就是一件如此英勇之举,一件如此伟大的侵越雷池之举,哪怕只是让她当着众人开口.”[6]因此后殖民女性也应该走出静默的约束,只要说话,只要表达,就是对男权和帝国霸权的一种反抗,就是自我意识的展现.如在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们不再坚持静默是女性的一种美德,反而强调发声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代表了华裔女性追求自我认同和突破美国白人男性社会和华人父权社会压制的文化实践,“有了声音（voix）便有了路（voie）可走”.[7]

总之,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他者女性在多重压迫下不得不失语,她们以静默的方式在对抗着权威,使自己游离于权力之外,但是她们仍然在寻找更有力的对抗方式,那就是如何有效地打破静默.这都是后殖民女性作家热衷于讨论的主题.

三、神话与本土色彩 后殖民女性作家深刻认识到她们受到的多重压迫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要想恢复主体性,就必须寻找到赖以生存的基础——文化之根,“就需要寻找到自己的传统,分析非洲在殖义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文化历史的重要性”.[8]因此在作品中表现出本土神话这样的母题.

虽然后殖民女性在历史上往往被排除在教育之外,她们无法正常阅读与写作,但是她们本身却浸染在本土文化这套体系里面,往往是民族文化的保存者.例如早期黑人女性作品如赫斯顿的《他们的眼睛望着上苍》就已表现了女作家对黑人民间神话传说的钟爱；莫里森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这一传统,她对神话传说的态度是“掸去其灰尘,仔细瞧一瞧它隐藏了什么”.莫里森在其作品中大量使用神话传说来结构故事,或者将其作为象征隐喻的因素出现.例如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追述了“黑人能飞”神话,并指出只有追随黑人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与之结合,黑人青年才能回归自我、认识自我.

除了神话传说,本土知识是本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而本土知识的丧失必然导致本土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和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冲突与混乱.本土人民要实现自主发展,就必须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土知识,重视本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9].因此在后殖民女性的写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意象就是如何刻画当地文化、尤其是她们同胞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对于美国的黑人来说,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布鲁斯影响了现存的所有其他的艺术,音乐可以重建一种民族的遗产.[10]沃克等黑人女作家更加强调黑人独特的布鲁斯音乐对黑人女性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其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它帮助她们寻找和确立自我身份,反抗父权制的压迫,并促使她们“从边缘走到中心”.在沃克的《紫色》中,西丽正是在布鲁斯歌手沙格的帮助下完成了自我觉醒.《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蒂亚的父母也热爱布鲁斯,因此才能在各种压迫中保持子女的尊严与身心健康.

同时后殖民女性主义提醒大家不要陷入对本土文化和神话的肤浅的迷恋中,沃克的《日用家当》就代表了这一思考,决不能拿自己的“传统”作为谋取利益的手段,不能故意将自己客体化,获得某种关注,这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毫无意义.

四、性及同

女性的身体作为概念和物质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西方女性主义有关身体的理论遍及健康、文学、艺术、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那么性的主题在后殖民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和特征?

第一,她们将女性的性、身体与殖民的经济政治关系联系起来讨论.代表是斯皮瓦克关于印度作家戴维德《提供的人》的分析.小说写了一个印度妇女为了维持全家的生存不得不出去给有钱人家作乳母,于是只能不断地让自己怀孕,就是她的经济来源,最后患乳腺癌死掉.在这个小说里,表面看仍旧是写女性最敏感的与身体有关的话语,怀孕、哺乳、生育等,但在这里女性的性与更复杂的殖民经济联系在一起.像小说主人公贾苏达这样的第三世界劳动妇女,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处境,决定了她独特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使她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第一世界特权阶层的妇女.她所遭受的压迫除了性别压迫之外,还有阶级和民族的,从阶级的角度看是她贡献了自己的乳汁才换来了上层阶级家庭妇女的解放,使她们摆脱了哺乳的枷锁,得以走出家门.她的身体与性的经历可以看作是殖义时代结束后印度在文化上、经济上仍不能摆脱殖义阴影的一个隐喻.[11]

第二,后殖民女性主义通过对性和身体这种主题的描述也力图恢复后殖民女性的主体意识.例如《紫色》中沃克塑造了布鲁斯女歌手沙格,她将性这一禁忌话题大胆地表现在她的歌唱之中,她所演唱的大多数歌曲,在西丽听来“有点粗俗”,属于“牧师说的听了就要犯罪的那种歌曲”,但这些歌曲表达了她的思想,崇拜充满生命与爱包括的自然世界,强调女性与大自然的融合.沙格根本不在乎别人将她的歌称为“魔鬼之歌”,因为在她看来,“魔鬼也喜欢纵欲”.“在社会进程和实践中,性是最重要的,通过它,阶级、种族及性别权力的形成才得以展现.”[12]显然,爱丽丝·沃克通过沙格的歌唱经历,试图打破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性禁忌,恢复女性被男权社会异化的性自然属性,重新张扬女性被泯灭的性主体性.

第三,黑人女性作家善于描写女性的同.她们倡导一种反抗传统的观的倾向,认为在妇女团体中她们得到很多的性快乐.[13]在《紫色》中写的最动人的一段感情是西丽与沙格的爱,也饱受争议,但这里包含了作者深刻的思考,沙格通过同教西丽了解认识自己的身体,教她怎样品尝性的快乐,从此之后西丽不再是没有思维和感情的“木头”了,而是一个活鲜的生命,浑身散发着新生命的,并向沙格敞开了心扉,诉说了在此基础上沙格带领她重新思考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上帝、男权.“男人腐蚀一切等他坐在你的粮食箱上,待在你的脑子里,收音机里.他要让你以为他无所不在,你相信他无所不在的话,你就会以为他就是上帝,可他不是.”于是最后她终于向某某先生喊出“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等不过我就在这里”.这里就标志着西丽身心都获得了新生,带领她走向了自我觉醒和自我解放之路的正是沙格的爱.“同性恋是西丽走向自我,走向姐妹情谊和人类情谊的通道.”[14]

总之,女性写作与女性的身体紧紧相联,女性身体之于女性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是她们寻求女性解放的一个强有力的突破口,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创作与理论同样看重性与身体的革命意义,将后殖民女性备受压抑的身体经验提高到重要的地位,以此反抗各种压迫,并将之作为后殖民女性发声的场所.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项目《民族与性别：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Y201223383.）

注释：

[1]Morrison Toni,Malden,Massachusetts：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James Joy（ed）.Black Feminist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年版,第32页. [2]罗钢,刘象愚：《后殖义文化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3]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4]Femini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by Mary Eagleton,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6年版,第395页.

[5][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6][美]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7]卡特拉克：《非殖民化文化：走向一种后殖民女性文本的理论》,参见罗钢,刘象愚：《后殖义文化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8]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年版,第19-25页.

[9]Black Women And Music：A Historical Legacy of Struggle,Wild Women In The Whirl Wind：Afra-american

[10]Angela Y Dis,Joanne M Braxton.eds,Andree Nicola McLanghlin：《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naissance》,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年版.

[11]参见曹莉：《史碧瓦克》,台北：生智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58页.

[12]杨金才：《性别、身体与意识形态—当代西方女性文学与社会变革》,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3期.

[13]Willis, Susan：《“Black Women Writers： Tak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Greene, Gayle et al. Making a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New York： Methuen, 1985年版,第210-214页.

[14]Donna H.Winchell：《Alice Walker》,NewYork：TwaynePublishers,1994年版,第78页.

（肖丽华 浙江省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人文分院 31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