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我国外国文学的突破点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2-0146-3

收到田全金发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一书的电子版其实已经有些时日了,后来又收到了该书责编庄彩云专程送来的小样稿.但一方面是恰逢年终岁末,自己不得不参加的会议和需要处理的杂事特别多,分身乏术,无暇静下心来仔细阅读该书的内容；另一方面则是近几年来我比较多思考的是与翻译学的学科理论和学科建设有关的问题,对比较文学,遑论对俄苏文学,相对思考得少了,一时竟不知从何处下笔写这篇序言,尽管说起来我本人还是研究俄苏文学出身的,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大多数时间也一直是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诚如田全金自己所言,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田全金是我在复旦大学招收的第一批两个比较文学博士生中的一个,所以作为他的导师,我清楚地记得当初他写作这篇博士论文的全过程：从最初的确定研究对象、挖掘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直到整篇论文的结构,等等.记得当初全金告诉我他准备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时,我首先是表示支持,这是因为我知道他对俄罗斯文学包括苏联文学,在华东师大求学期间,已经有较深厚的积累.但与此同时,我也表示了些许担忧,因为陀氏其人其创作的研究在俄苏经典作家中不说是最难的,至少也是研究难度最大的作家之一,更何况新时期以来,国内俄苏文学界已经推出了多部引入注目的陀氏创作研究专著,后继者该如何才能在陀氏创作研究中找到一个新的切人点并写出新意,这对全金的博士论文写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不过后来的写作进程和结果表明,全金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个挑战.不仅如此,他还出色地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挑战,

首先,他在全面梳理和审视了国内外(主要是俄苏)此前的陀氏研究成果之后,决定借助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主题学和比较诗学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切人点,并由此展开他对陀氏本人及其创作的全方位研究.这样,整篇论文也就相应地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上篇“译介与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中篇“性,家庭,知识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扫描”和下篇“通向宇宙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哲学”.从目前的书稿可以看出,这样的谋篇布局和研究角度对于全面认识和把握陀氏创作的全貌和特征,同时凸显中国学者的独特研究立场,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在上篇“译介与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里,全金并没有满足对陀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轨迹作简单的历时梳理,而是在简明扼要地叙述陀氏在中国的译介史的基础上,运用当代翻译学中的操纵理论,深入揭示和剖析了陀氏作品在中国不同时代的译介特点及其背后的原因,包括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譬如,尽管1949年以前,陀氏的作品大多都已经有了中译本,但在进入50年代以后,对陀氏作品的新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局限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三种作品上.之所以如此,作者指出,是因为“唯一赞助人(政府当局)已不再热心支持陀氏的译介”.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在统计陀氏作品中译的数量时,并没有孤立地局限在对陀氏作品译介数量的统计上,而是还把它与托尔斯泰作品的译介数量进行了横向的比较,这就帮助读者能对陀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有一个比较客观、比较全面的认识,

再次,本书中篇“性家庭知识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扫描”不仅展示了作者对陀氏作品的娴熟深刻的把握,同时还显示了作者在中西文学、文化方面的扎实基础和比较深厚的学养.在这一“篇”里,作者熟练地运用中西文化理论.对陀氏创作的三大主题“性、家庭和知识分子”在具体作品中的表现和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譬如.作者在分析陀氏作品中“老年男子与少年女子的‘爱情’”这一主题时,对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父者》中所做的分析进行了纠偏,指出弗氏“主要不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来解释文学现象,而是作为精神分析家为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论据”.与此同时,作者在考察了陀氏作品关于现象的描写及其个人的、和历史文化的根源之后,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不仅史书上对这类事件语焉不详,文学作品也往往极力回避这个问题,至少对此缺乏严肃的探讨”.作者举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为例：杨贵妃本是明皇之子寿王的妃子,明皇是从儿子那里把她抢过来的,但我们的史书和文学作品如白居易的《长恨歌》,都隐瞒或掩盖了这一事实,如此开阔的研究视野对于读者深刻认识陀氏作品的特点和意义显然是有帮助的.

最后,作者在下篇“通向宇宙和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哲学”中对陀氏与宗教哲学的关系这一最难把握的主题所做的深入剖析,则较为充分地层示了作者在宗教学、哲学方面的理论积累和研究功力.这一“下篇”是当初参加答辩的博士论文中所没有的,是全金在完成博士生学业以后,利用教学工作的间隙时间,收集、梳理、消化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才补写而成的.其实,他之所以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迟迟没有出版他的博士论文,主要也就是为了补写这一“篇”的内容,因为他清楚.要研究陀氏及其创作,陀氏创作中包含着的大量宗教哲学的内容“是无法回避的”.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这一“篇”里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对陀氏创作中的宗教哲学思想进行简单的梳理,而是把陀氏的宗教哲学思想放到中国文化语境中加以对比阐发,从而展示了陀氏耿耿于怀的“恶”和神正论等问题在中国儒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视野里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面貌”.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全金的研究具有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比较深厚的中西文化积累.而在我看来,更为难能可贵的还有他的自觉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他在本书的“导论”部分非常明确地指出：“大多数批评者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一个单纯的‘外国文学研究’的题目,从社会、宗教、艺术结构、诗学等方面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而对于从中国文化视角审察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外国作家,没有给予足够自觉的关注.窃以为,就俄国文学而论俄国文学,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项工作虽然意义重大,但由于中俄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学者对陀氏创作的解读很难达到俄国学者甚或西方学者的深度,某些‘深度研究’也往往是介绍性多于创造性.这不能不说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无奈.”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研究道路,也就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放在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中考察”.揭示出这位俄罗斯作家“焕然一新的面貌”.“这正是中国学者的长处,同时也是俄国学者没有做、也很难做好的课题.”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如何取得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田全金的这本著作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