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1978―2016)

摘 要：当代中国比较文学自1978年“复兴”至今,已历三十春秋,正值“而立之年”.对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历程与现状、成绩和问题,本文从发展概况、教学业绩、学科建设和学术成果等方面,作了回顾、总结与审视,以便能比较清醒地迈向“不惑”与“知命”的学科未来和发展.

关 键 词：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存在问题

中国比较文学自1978年“复兴”至今,已历三十春秋,正值“而立之年”.对30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历程、现状,作一回顾审视,以便健康有力地迈向“不惑”与“知命”的学科未来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一、历史回顾

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是同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同步发展,在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在座的许多学者,都先后投身于它的复兴与开拓,见证了它的成长和发展,体验了它的历程和甘苦.

首先,我们拥有一支相当稳定、学科专业意识很强的比较文学教研队伍.我们学会的会员数始终保持在千人左右,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个学校的教研骨干、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和政府咨询顾问,而我们老当益壮的教授,仍在辛苦笔耕、舌耕.据不完整统计,我们还培养了硕士674人和博士百人以上,以及一批博士后(据94所高校中56所公布的数字).我们的队伍是老中青结构合理、又后继有人并齐心合力的教学研究团队.

其次,我们已经成功地举办了8届全国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年会主题从开始两届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文学的空间与局限”.到七、八两届的“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与当代人文精神”,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从复兴到发展、从摸索到成熟、以及与国际学界接轨并彰显自己特点的步步台阶.而且我们的前后两任会长,杨周翰和乐黛云,以及孟华、刘象愚等教授都参与了国际比协的理事会工作,协助香港国际比协大会的召开,成功举办国际比协理事会北京会议,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与此同时,每年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数量稳定,质量提升.1980至2000年,发表论文9269篇；1978至2005年,出版著作1129部.其中获得省部级奖或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均达57项以上.

再次,学科体制化建设趋于成熟完善.我们有权招收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的高校26个、硕士生高校94所,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学校在160所以上,并延伸到理工科专业和中学课堂；出版教材81部,其中国家级优秀教材1部,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的教材8部,被命名为“面向21世纪系列”的教材6本；我们还有国家重点学科3个和国家级精品课程4个.凡此表明,我们的学科建设正走向优质前列.此外,我们还具有稳定的专业杂志、报纸和专业学术网站：《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比较文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跨文化对话》、《海外华文文学》、《文学与人类学》、《基督教文化学刊》和专业网站“文贝网”等,以及由温儒敏、张文定、王向远、唐建清、刘献彪等学者编写的一批功德无量的专业资料工具书.

在这30年中,我们的比较文学无缘“学科之死”,倒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犹如人的成长,今已进入而立之年,并正向不惑、知命迈进.

二、教学业绩

(一)教学业绩

我们的教学,经历了从1978年至1985年的高校教师自发的教学草创、1986年至1996年的纳入国家教学体制、以及1997年到现在的学科建制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而且都与高校教改和体制化建设紧密相连,突出表现为六事件：1,1985年,经国家体改办批准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杨周翰、乐黛云长和大家的努力下,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最为活跃的学会之一.也就在这一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国内外正式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2,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读书》杂志联合组织了全国比较文学著作评奖活动,十多家新闻出版单位参评,30多部著作获奖,扩大了社会影响.在同年由国家教委制订的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中,正式列入了比较文学专业.3,1993年,北京大学获批第―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展至今已有26所高校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生.而四川大学和首都师大还分别成立了招收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专业.4,1997、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二级学科,并将比较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奠定了比较文学在高校文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5,获得了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即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又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天津师大、上海师大等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6,1985年、1987年和2007年,分别于深圳、青岛和成都举办的全国高校比较文学师资或骨干教师讲习班,都获得教育部有关司局的认可,并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为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和学科的学术规范化作出贡献.

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充分反映了我们学科发展并非大起大落,而是稳步向前地建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学科之一,并在国际学界也呈现为“风景这边独好”的一大特点.

(二)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的主要收获,体现在教材编写和学科理论的建树上.

1978年,杨周翰教授就首先提出要编写有“比较法”的文学史教材,后来又明确主张“要求有一部特别适合青年阅读的有关比较文学的著作”.经历了80年代的大规模引进、90年代的小规模更新和新世纪的大规模求新等3个阶段之后,从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出版至今,我国学者已编写出版了教材79部、资料汇编20余种,撰写探讨学科基础理论的论文数以百计.

我们在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既努力保持与国际学界、国际话语的密切沟通,又致力于摆脱以西套中、以中就西的言说模式,继承传统,容纳新知,丰富更新了比较文学的内涵：首先是认真探究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问题,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基于“跨界”(跨文明、跨文学、跨民族、跨学科、跨语言等界限)且以“跨文化”为准的综合性文学研究学科的共识；其次是着力探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基点――可比性和研究视域,并将之学理诠释为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到了学科基础理论与具体教研实践的良性互动；再次是我们一直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外部和自身的挑战,使得每一次“危机”都转为本土化的“生机”.乐黛云多次论证并确立的“和而不同”理念,严绍望、曹顺庆先后提出的“变异学”命题,以及关于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学派”、“失语症”等问题的争论,激活了学界的探索与创新.

(三)反思不足

目前在教学方面有待我们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1,“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由于它们是高校传统中的两门不同课程,因此如何使二者结合并相得益彰,期待大家的探索.

2,课程设置的多样化和学术的规范化、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与学科性质的国际化等,它们如何结合创新,如何有效地怎么写作于社会等问题,还有待深入解决.

3,目前,硕、博士点数量和硕、博士生的数量都大幅增长,但如何培养和造就本专业人才的学术水准和创新能力,则是我们应念念不忘并苦苦追求的重要目标.

三、学术成果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最大得益是,既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精品力著的问世,又有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等前辈专家的身体力行,他们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开启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今,我们已拥有学科理论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文学人类学、形象学、译介学、生态文学批评、宗教与文学关系等多个稳定的传统学术方向和新兴研究领域,其领军人物和活跃在学坛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中坚力量,预示着我们学科的未来后继有人并发达兴旺.

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和华人流散文学研究,是我们比较文学复兴时就有的传统研究方向.而学科理论已在前面作了专门汇报,在此不再赘言.

1,国际文学关系研究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艾学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的意义,钱钟书先生早在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循此,大家渐次深入文化层面,或抉隐钩沉、考辨梳理、还原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新文学的发生去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变异转化、作出新的诠释和认识等,成果丰硕,人才济济.

若从国别文学之间关系的角度看,有季羡林、郁龙余,赵毅衡、刘海平,孟华、钱林森,卫茂平、杨武能,李明滨、陈建华、汪介之,严绍鋈、韦旭升、王晓平和严明等的中印、中英、中法、中德、中俄和中日韩文学关系研究；以及中外文学思潮及相关专题研究,如赵毅衡的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研究,解志熙的中国唯美一颓废主义和存在主义研究.艾晓明、罗钢、罗成琰、李庆本等的中国浪漫主义思潮研究,温儒敏、陈国恩等的中国现实主义研究；孙乃修、尹鸿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孙玉石、吴晓东、尹康庄的中国象征主义思潮研究；戴锦华、孟悦、杨莉馨等的女性主义思潮研究等等.

若从中国文学主体创造角度来梳理、研究外来文学的传播、影响和接受来看,则突出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文学文化关系的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大类,乐黛云、赵瑞蕻、彭定安、王富仁、孙乃修、杨武能、刘海平、孟华、王宁、高旭东等人的研究著作,以及2005年由乐黛云教授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佼佼者.

若从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来看,则出版了一批费时费力的中外文学关系的综合性史著,如贾植芳、陈思和主持的《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唐正序、陈厚诚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李万钧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周发祥、李岫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夏康达、王晓平主编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等.而钱林森教授主持的两套大型丛书,即八卷本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学交流史》,是这方面研究的宏大结集.

难能可贵的还有3点：其一,对“异国形象”的关注研究,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而到当代,因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使之体系化为“形象学”的研究.孟华教授是其在国内学界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周宁教授的成果令人瞩目,而张哲俊、蔡春华、高鸿、马丽莉等一批青年学者的著作,则反映了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其二,许多学者在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还对国际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严绍鋈教授提出在民族文学视野下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的“文学发生学”,是在确立“文学变异体”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历史文献实证和多维理论分析来还原“文学变异体”产生的历史场域,其对切入焦点的拷问启示和疑难的学术自信,显示了其敢于理论创新的魄力.其三,严明、孙逊、宋莉华等从事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教授,运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所进行的东亚汉文学和诗学比较研究,不仅都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省部级奖,而且还对我们开拓学术研究增长点富有启迪.

2,比较诗学研究

我们30年的比较诗学发展脉络,可分为3个阶段并各有标志性成果问世：1,1978―1988年是其开创与奠基阶段.重要论著有：1979年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81年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周发祥《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1988年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等,为比较诗学研究做出了坚实铺垫.2,1988―1998年是其体系化尝试阶段.主要著述有：1991年黄药眠i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卢善庆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1992年周发祥与陈炎合著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1993年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1994年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等.上述著作既有对中外诗学比较的逻辑起点、可比性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有对相近诗学范畴和命题作横向比较和具体探究,并将比较诗学研究引向深入.3,1998―2008年是比较诗学的多元拓展阶段.主要成果是饶苋子、周宪、曹顺庆、余虹、杨乃乔、陈跃红等人的相关论著.其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如曹顺庆的《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1998年)不惟探讨了比较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还突破了囿于中西的惯例,把研究视野拓宽至印度、东亚和阿拉伯等文论领域；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日益丰富,如王岳川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系列研究,王宁对后现代文论的系列研究,戴锦华对电影文本的文化诠释,王一川的形象学诗学研究等；其研究的层次不断拓展,既有兼具系统性、导论性和实践性的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又有对诗学比较研究作哲学思考的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等.可见,比较诗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并渐入佳境.

3,华人流散文学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台港文学引发的最早关注东南亚文学,再发展到对北美、欧洲、澳新等区域的海外华文文学或华裔文学的全面研究.从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研讨会算起,至今已召开了14届全国性学术年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

进入20世纪90年代,原先囿于中文或外文的二分研究出现了交叉和汇合,打破语言樊篱并扩展为跨语言界的华人流散文学研究.而且,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先后建立了海外华人,华裔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其研究对象也转为对“华人流散文学”的总体观照.饶苋子、刘登翰等教授撰文,主张从诗学层面人手来建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理论,获得了同行学者的积极呼应,并提出了有关华人流散文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诸如华人文学的本土性、流散性与现代性问题,海外华人文学的世界性、边缘性与跨文化性问题,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化诗学和艺术审美问题,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及其建设问题等.这是既同国际流散文学研究同步、又具中国比较文学本土化特点并富有问题意识的学术方向.

1,文学人类学研究

从1987年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中译本问世以来,各地出版社相继推出人类学译丛、比较研究丛书和民俗文化丛书,促进了国人知识结构和学术理念的更新.

进入90年代,学界对相关译介引进加以反思,提出了本土发展的新目标.《文艺争鸣》、《上海文论》、《文艺研究》等杂志先后组织了专题论坛或专家笔谈,以推介这一边缘学科的动向与成果.1991年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首次尝试对其在我国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而萧兵、叶舒宪、臧克和等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徐新建主编的西南研究书系,彭兆荣教授主编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等,是有相当份量的学术成果.1997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级优秀教材《比较文学》,书中增设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专章,这表明：文学人类学研究已从边缘登堂入室为学科的新兴教研领域,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还先后招收了文学人类学(或称文艺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四川大学还成立了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迄今为止,文学人类学学会已先后举办三届年会.萧兵、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在新世纪又先后推出了20余部学术力著,一方面凸显了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高度自觉、大胆探索及宝贵经验,也体现出知识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创新动力及其影响：既启发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再认识、人文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又坚持学术研究与现实责任相并重.其敏锐回应包括四川地震等社会现实问题并获取社会效应,是其最大的亮点.2,译介学研究

“译介学”作为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专门术语,80年代就已出现在《比较文学导论》和《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中.之后,谢天振于1994年推出其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又在国家级优秀教材《比较文学》中,以两万字的篇幅推出“译介学”专章.接着,他又接连推出两本专著《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和教材《译介学导论》.在这些论著里,他对译介学理论作了比较深入和完整的阐述,并完成了对译介学理论的基本建构.在译介学理论的推动下,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获批建立了国内首个独立的翻译学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

近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王宏志、郑海凌、许钧、王宁、王向远等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探索；卫茂平、王向远、谢天振、查明建、孟昭毅、李载道等编著了文学翻译史或翻译文学史；而在个案研究方面,王友贵、廖七一、宋炳辉、郝岚、杨柳等人对林纾、周氏兄弟、胡适、林语堂等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也均作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论述.但必须指出,在这一领域的成绩,远远不止上述几本著作.

3,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

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近年来受到普遍重视、并产生了学术影响.以季羡林、张中行、孙昌武、蒋述卓为代表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奉献的是数年一剑的厚实著述.而刘小枫、刘洪一、刘勇、杨剑龙、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杨慧林、刘耘华、张西平等进行着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朱维之、梁工的《圣经》与西方文学关系研究等,则拓展出中西宗教文化文学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众多增长点.严家炎教授主编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是中国文学与佛学、基督教、伊斯兰文化等多元关系探讨的新成果.

在教典翻译和学刊结集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香港和大陆先后出版了“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宗教与世界译丛”、“未名译库基督教文化译丛”、“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书系”等译作,以及《基督教文化学刊》、《神学美学》和《圣经文学研究》等.这些书刊都是由一批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发起,再渐次扩展到宗教学、哲学、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成为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为之增加了“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立项.2008年,仅宗教学中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唯一的重点项目和其他3项均由我们队伍的学者承担,可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进入国内学术研究的前沿.

(三)反思不足

同样,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1,比照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前辈学者,今天的研究者虽然知识装备已有明显改善,但仍然存在理论与功底学养的差距.2,基于实学又高屋建瓴,既有原材料新发现、又有理论方法创新突破,并被兄弟学科和学界公认的精品力作仍然不多.3,抵制不良时风、甘于淡泊寂寞、求真务实的优秀学风,在当下尤须坚持和提倡；我们团结和谐的学科传统,更须发扬光大,方能共建比较文学大厦.

回顾以往,我们为已有的发展和成就而自豪激扬和甘苦同享；展望未来,我们为任重道远而时时勤勉并苦甘共当.让我们沉潜心志,精耕细作,使我们的学科和事业与祖国的发展和昌盛同步向前.我们期望,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问世,并造就更多的名师大家,培养更多的精英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