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十七年”文学现场

最近一段时间,“重返八十年代”突然变成了学界的热点,一些高规格的学术刊物开设了相关专栏,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上了畅销书榜,{1}从一些学者已经发表的学术文章来看,“重返八十年代”“关注的是,在八十年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构造过程中那些被不断遗失和扭曲的东西,那些被忘记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的过程,是以这些知识和思想的被遗弃和改写作为条件和代价的,以至于我们后来对许多事物的理解是想当然的,是未加质疑的――而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消失了呢它们是否依然作为我们的‘他者’继续存在着或许它们被转换了角色之后,就藏身在‘我们’中间.如果那样,它们对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对自身知识构造)的认识和理解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2}而这种研究方法恰恰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心所在:对文学体制的生成、演进,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外在制约.这一研究思路的开创者洪子诚先生深刻地描述、揭示了当代历史与文学体制对文学的制约力量,文学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被绑上政治的疯狂战车,走向了自身的崩溃.受其影响,研究者普遍地凸显了“十七年”历史、文学体制对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这又恰恰是“重返八十年代”倡导者所努力的方向.

然而,在热的背后却忽略了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情感、梦想、迷狂、乌托邦乃至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十七年”研究太关注文本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解读文本也大体上局限在经典文本上,{3}事实上忽略了丰富的、充满复杂性的整体文学现场,而这恰恰是“还原”“十七年”文学历史风貌和总体格局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也有必要提倡“重返‘十七年’文学现场”,在关注大量的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的主流文本的同时,还要把目光投向主流之外的在当时受批判的文本、以及一些与主流相对比较疏离的文本,探讨它们所以能够被主流文学界认可(至少是默认)的原因所在.只有重返“十七年”文学现场,才能比较全面地考察“十七年”的文学生态,尽可能地贴近当时生活与文学的原貌.

一、解开现实与想像的复杂扭结

“把历史还给历史”,是当代文学学科比较流行的词语,它力求尽量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还原历史本身.重返“十七年”文学现场,是“把历史还给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与步骤.通过这一重返我们会发现“十七年”文学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复杂性与色彩斑驳,现实社会前进的脚步与作家内心想像的复杂扭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扭结”一词,是董之林女士在研究“十七年”小说时所使用的.她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不是照搬原有的概念,把它们罗列起来就完事大吉,而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寻找那些连接着似乎‘支离破碎’的历史的扭结.或者说历史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这些历史线索也许就隐藏在已被今人或古人‘盖棺定论’的历史结论下面,也许就隐藏在今天我们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缺乏逻辑或合理性的表面现象的背后.‘扭结’就是‘coherent’、环环相扣的历史叙述中的一个环节,即历史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有时体现在政治时局和社会环境方面,有时体现为社会阶层和接受心理的变化,有时体现为和传统文化如雪泥鸿爪、若隐若现的联系上,等等.”“之所以用‘扭结’一词,是想摆脱一种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结论等不同因素都将在分析研究中凸现出自己的位置,并形成特有的联系.否则,不仅小说艺术实践中的文化整合功能无从谈起,就连人们特别看重的这一时期的政治因素或政治干预,也便真的是空穴来风了.”{4}而要想解开这种复杂的扭结,仅仅关注影响了当时文学进程的大事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去搜寻那些小事件,或许这些文学小事件所形成的历史合力,才在背后真正地影响了文学的走向.“如果我们确实是这样或那样的混杂物,那么,那些检测设的过去现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断裂就仅仅只是现代主义的一种特别的虚构.我们必须跨越的不是什么时间和空间上的鸿沟,而是想像出来的距离”.{5}

发生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与想像复杂扭结的文学小事件.这场争论,今天的大部分人已经淡忘,在诸多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也只是被一笔带过,这显然忽视了这一事件所承载的现实与想像相互扭结的复杂文学史与现实意义.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文艺方向被宣布为唯一正确的方向,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方向,如果有,那也是错误的方向.{6}按我们的理解是不可能发生这场争论的,但是,由于新旧两种文化一时还难以界定,加上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在这一历史间隙中,争论发生.1949年8月23日《文汇报》发表关于上海剧影协会欢迎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话剧、电影界代表返沪的一则新闻,报道了陈白尘在欢迎会上介绍的第一次文代会精神要点“文艺为工农兵,而且应以工农兵为主角,所谓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指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我们的文艺主要是为工农兵的,他们才是革命的主力,才是领导阶级.这个问题关系到根本的阶级态度和阶级立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7}五天后,该报发表了以洗群《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为代表的文章进行质疑,认为文艺主要反映工农兵,但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等仍然可以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文艺作者也可以完全地写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8}此后发表支持或反对洗群观点的文章二十几篇,引起了更大的争论.1949年10月,何其芳在《文艺报》发表《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论争》的回答却是语焉不详的:“在今天的中国自然只能是以代表工农兵及其干部的人物为主角”,“除此之外,也必然会有很多比较片段的反映现实的作品等这种作品就自然会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甚至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9}经过文艺整风,洗群1951年底写了《文艺整风粉碎了我的盲目自满――从反省我提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谈起》的检讨,说担心别人今后不许写小资产阶级了,“我在感情上所热切关怀的是小资产阶级底文艺方向,小资产阶级在文艺上的地位.”他所在的“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学习小组”还给这篇检讨加了按语,说“洗群同志已经正确反省到:当时那样提出‘问题’的错误,‘实质’上,是阻挠了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宣传.”{10}当时主持这一论争的编辑唐和《文汇报》总编室都做了检讨,认为洗群们的目的就是“为保卫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在文艺上的地位而战”,是“对文艺路线的一种含有阶级性的抗拒”.{11}

这场争论表面上看是文艺的表现对象问题,希望写作“一面可以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立场写,另一面可以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写”.“这种看法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恐怕还不是个别的.”{12}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建国初,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有过一段时间的共识:新主义社会在新中国可以持续15年,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以搭伙10年至15年,人民既包括工人与农民,也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人民.”{13}与此同时,这场争论之所以会发生在上海,也与上海作为当时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聚集地有关,他们不可能不关心自己在新社会的命运.这样看来,这场争论的双方就在政治潜意识上迎合了共和国的历史要求与历史发展方向,并暗示着无产阶级的主要的斗争对象与方向,而这种迎合在当事的双方却又是习焉不察的.

对这种现实与想像的复杂扭结,我们应该“针对不同叙述对象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叙述策略.对当代文学史而言,就是要高度关注大量复杂的文学事件对于文学史生成的影响,通过事件路径的视角,来当代文学史的复杂变迁,来解释这些文学事件是如何曲折地影响到当代文学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矛盾冲突等协作模式的形成等我们就能避开那些流行而空洞的话语,真正进入到文学史的肌理中,来谛听文学史内部生长的声音,辨析它挣扎的过程”.{14}

二、关注个体与生命的意义细节

“十七年”文学留在人们文学记忆里的是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宏大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宏大叙事承载了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泪水与辉煌.经过几代人的阅读,这已经逐渐地被经典化,融化在人们的文学血脉里,久而久之,也支配了人们的文学行为,从而也遮蔽了大量丰富而又复杂的“十七年”文学现状,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去蔽”成为了我们今天研究“十七年”文学的任务.通过“去蔽”,在“十七年”大量而又复杂的文学事实里关注细节,从而给历史以生命,还文学以丰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贴近真实的“十七年”文学.因为“历史本身也有生命,复杂而充满变数.但被遮掩了历史细节的宏大叙述,仅凭一些异地条款便做出决断,全然不顾多种因素相互缠绕、不断碰撞和妥协的过程,这就等于轻易断送了历史的性命.这种机械地处理历史的方式,正所谓‘言者有心,听者无意’,叙述如同隔靴搔痒,总也搔不到痒处”.{15}

“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最广泛认可的是“百花文学”,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百花文学”中“干预生活”小说的代表作,通过对生活怀着崇高理想的青年主人公林震的眼光,批评“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面,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的组织部领导工作的惰性.而实际上,作者描写的重点却是组织部的日常生活与林震和赵慧文之间隐约的感情,而这恰恰是评论者回避的地方与细节所在.在秦兆阳的修改稿中,林震对着赵慧文“同情和鼓励的眼睛”、“白白的好看的手指”、“映红了的脸”,“一阵莫名其妙的情绪涌上了他的心头,仿佛是失掉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仿佛是由于想起了自己几个月来工作的太少而进步也太慢等不,他仿佛是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痛苦的滋味”,“她的一举一动,她的心灵,反而显得更加可爱了,一股真正的爱情的滋味从他的内心深处涌出来了.”{16}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某些机关和学校里,人们在饭桌上、在寝室里都纷纷交换着各种不同的意见.”{17}《文汇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多家报纸都刊登了评论文章,《中国青年报》和《文艺学习》还组织了讨论,从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读者对林震和赵慧文的爱情悲剧是给予很大的同情的,这也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是在王蒙的“叫屈”的文章中,却对这段改写意见极大:“我原来是想写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经编者加上同情和鼓励的眼睛、白白的好看的手指、映红了的脸和结尾时的大段描写,就明确成为悲剧的爱情了.”{18}后,王蒙重新出版的小说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结尾是“他相信,他的、赵慧文的,许多年轻的员的稚气的苦恼和忠诚的努力,总会最后得到领导英明和强力的了解,帮助,和支持,那时我们的区委会就会成为真正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给自己的小说恢复了光明的结尾.批评者指出“删去了原稿中隐约透漏出来的那个区委会的一线光明”,“重新改写了这篇小说的结尾,尤其突出了林震对党组织的悲观绝望的情绪.显然,修改者是用同情和欣赏的态度,力求通过林震的眼光看事物,从而强调了这篇小说的消极方面.”{19}表面上是关于文艺的争论,但是通过王蒙的不满,我们就可以看出另外一层意味来,王蒙所不满的,更大的原因是作品受到批评时,引例中的一些部分是修改者加上去的,但修改者在这个时候却并没有出面澄清,反而是不置一词.{20}张光年在《应当老实些》一文中也指出,在小说的消极方面受到批评时,修改者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出来说明情况,反而在《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发表了《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批评小说作者思想角度不够高,感情不够健康等,这是一种不老实的表现.看来,这似乎才是王蒙为自己的小说被修改“叫屈”的真正原因所在.

通过对这些个体与生命的意义细节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出“百花文学”中的许多“干预生活”作品,都“把人物之间的矛盾紧张、尖锐化,从而使平庸的生活不再平庸,平凡的人物具有斗士品格,人物情节富于戏剧色彩,并形成一种将日常生活紧张、戏剧化的小说发展趋势.”在这些作品中,“新旧杂糅的生活引起的困惑与感伤,革命与爱情的冲突对人的心灵的撞击,追求理想的青春命题等对当代小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21}

三、打捞沉潜与散落的文学珠串

20世纪80年代,以启蒙为标志的文学研究,把“十七年”文学打入了冷宫,甚至逐出了大学的文学讲堂,“在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说,这是现代性在‘全人类’的名义下,不同于以往’阶级’革命的另一种粗暴,另一种粗糙.”{22}相对于“十七年”的“革命暴力”来说,这种对历史材料的选择,体现了另一种暴力.“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面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定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23}在这种情形下,就要求我们跳出对既有材料的局限,重新返回到”十七年”文学现场,耐心地打捞那些沉潜与散落在时代边缘的文学珠串,进行合理的组合,力求更合乎理性、更贴近当时的文学现状.

我曾对1957年的《星星》诗案进行过研究,与诗案的当事人石天河老先生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先生的帮助下,我取得了大量的有关诗案的第一手资料,面对厚厚的原始资料和厚厚四卷本的《石天河文集》,常感到诸多当代文学史的短视.对于这个牵连了一千多人的共和国文学“第一诗案”,诸多当代文学史连提也没有提及,有的仅仅是一笔带过.石天河老先生的文学创作与成就,更是从来没有进入过诸多文学史家的法眼.对石天河这类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新中国,在最能迸发生命活力的时候,遭受了时代的严酷打击.但是,他抱着自己日益衰微的残病之躯,带着他所有的岁月穿行于乏人问津的文学暗夜中,留下珍贵的思想珠串,留下对生命的感悟.翻开厚厚的四卷本《石天河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因诗惹祸,身陷囹圄数十载的诗人“归来”之后,坎坷的人生历程并没有使作者意志消沉、怨天尤人,反而更显露了一个老而弥坚、上下求索的高贵灵魂.特别是长达万言的《序诗――复活的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复活”的诗人,在回归尘世之后,对历史的反思,对世事的访查与追问.在迂回的求索中,最后找回了自己的灵魂,重新确立了人生的信念.结尾,诗人反复强调:“我复活了等我将不停地呼唤人道、、正义,反对无法无天的等如果我在人间踩下的一些脚印,能给开拓新路的人们,提供一些经验与信息,那么,当我出殡的时候,从焚尸炉中冒出的每一缕青烟,都会是我的微笑,我的欢乐.”这既宣告了自己文学生命的复活,又是心灵与思想的“凤凰涅”.长诗发表后,被视为“当代的《离骚》,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一个受苦受难知识分子的心迹.屈原写完《离骚》,在悲怆中投水而逝.石天河则是唱着‘复活的歌’笑迎未来.这就是这一年龄段的中国知识分子！”{24}

当前诸多的文学史对那段历史关注的是生活的主流,而忽视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的思想历程与个体的苦难细节.我们应该抛开宏大的历史叙述进入苦难历史的细节,以个体生命的具体记忆方式来见证历史,抗争抽象对记忆的遗忘.“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从理论上也许可以做出或深湛或肤浅的解释,总之,‘历史’是可以被处理为条分缕析、一目了然的.但是,实际的情形,特别是在不同的人那里留下的情感上、心理上的那一切,却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对一代人和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他们“曾经有过的心理波动却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幽暗深处,而且是最先消失,再也难以复原了.”{25}这种消失在历史的幽暗深处的再也难以复原的心理波动与饱受煎熬的苦恸,沉潜与消失在时代边缘的思想珠串,才是我们最应该探究的.

马尔库塞认为变革时代的艺术“不管是否被仪式化,艺术都包含着否定的合理性.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大拒绝――现实的东西.人和万物得以表现、歌唱和言谈的方式,是拒绝、破坏并重建它们实际生存的方式.”{26}对于“十七年”文学我们也应作如是观.我们应该撇开既有的文学史成见,从当下对“十七年”僵固的文学研究中转身,重新返回到“十七年”文学的发生现场,去关注个体与生命的意义细节,打捞沉潜与散落的文学珠串,解开现实与想像的复杂扭结,用心地“打捞光明”,从而实现“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一次“华丽转身”.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