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文学内涵其叙事传统

摘 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格局中,乡土文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20世纪汉语言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领域.中国乡土文学形成了两大基本叙事传统:一是乡土写实传统,从鲁迅到韩少功,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形成的启蒙传统,二是乡土浪漫传统,从废名、沈从文、孙犁到汪曾祺、贾平凹,以知识分子立场、人性审美形成的诗化传统.

关 键 词 :乡土文学 叙事传统 鲁迅 沈从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在几千年文明史中形成了稳固的乡土社会.乡土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积淀之所在,抓住乡土也就抓住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与命脉.乡土是我们的物质家园,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学意义上的乡土,既是一种客观物质存在形态,也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一种文化象征与文化信念的组合.

乡土文学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表述人类普遍的乡村情感、以人类觉醒的文化意识和哲学眼光审视特定乡土历史文化的民族文学形态.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格局中,“乡土文学”(包括“乡土小说”和“乡土散文”,下文不再标注引号)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成为20世纪汉语言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领域.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它开创了新文学现实主义感伤文学的先河,首次推动农村和农民题材大量进入现代小说领域,开启了从政治学层面批判“国民性弱点”的文学主题,追求小说的散文化抒情风格,确立起现代小说样式.

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与种类,世界乡土文学最早出现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乡土小说已经用“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奠定各国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和最基本要求.“这种基本的风格和要求,虽没有成为世界性的理论经典,但已成为各国乡土小说自觉和不自觉的约定俗成的理论精义,它不能不影响着中国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20世纪乡土小说的理论与创作实践.”

在外来资源(外国乡土小说及其理论)与本土实践的相互砥砺中,中国乡土文学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初应运而生.提及乡土文学,我们必然要将视角伸向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重量级人物――周氏兄弟.开乡土小说理论风气之先的是鲁迅的胞弟周作人,他最早提出“乡土文学”主张并对其概念进行了厘定,对乡土文学理论探索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周作人对乡土小说概念阖定包括:第一,体现地域特色,第二,体现民风民俗中具有“个性的土之力”,第三,体现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周作人构建的乡土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即地方主义、自然美、个性、风土),“大都是世界范围的乡土文学理论基本概念的转译,但其内涵又注入了周氏个人政治的与美学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绘上了周氏文学理论的趣味主义色彩”.

茅盾、郑振铎等“五四”新文学运动理论建设者,也竭力鼓吹“为人生”的乡土文学.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山者与奠基人,他正式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却是在1935年.这一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作的序中写道:“等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又说,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

我们对乡土文学有个大致了解后,还要把它与另一个概念,即“农村题材作品”加以甄别和厘清.“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称谓曾几度置换:二三十年代,人们把以农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命名为乡土小说,到了40年代至70年代,这样的小说却被称为农村题材小说,新时期以来,又被叫作乡土小说.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它们的形成是话语实践的结果,包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而也具备不同的历史形态,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分野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如果回到历史现场考辨它们所存在的蜕变和置换关系,则可把握隐藏于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

乡土社会是指以土地为基础,靠血缘关系与传统礼俗来维系的自然村社.这种自然性不可能永远坚守,历史上的政治革命瓦解了它的自然性,使其逐渐演变成为某种目的而结成的社会政治组织,这就是农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乡土”是靠自身积淀而成,它是文化层面上的范畴,“农村”则是靠外力所为,是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农村题材作品是个行业化、产业化并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概念,强调的是作家选择题材、提炼主题,必须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事件和路线政策.显然,它不属于本论文所探讨的乡土文学范畴.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形成了两大基本叙事传统:一是乡土写实传统,从鲁迅到韩少功,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形成启蒙传统,二是乡土浪漫传统,从废名、沈从文、孙犁到汪曾祺、贾平凹,以知识分子立场、人性审美形成诗化传统.

鲁迅和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许杰、王统照、赛先艾、王鲁彦、台静农等“隐现着乡愁”的乡土作家,堪称现代乡土文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鲁迅是最早以小说的方式关照乡土的现代作家,其小说创作直接带动了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的风潮.他的小说创作多来自病态社会中疾苦不幸、麻木不仁的人民,先将他们的病痛找出,然后暴露在阳光底下,以引起救治的注意.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以人文主义情怀和现代意识,确立起“改造国民性”的基本主题,对封建文化作全面决绝的揭露批判.他们怀着同情、忧愤与悲悯,以理性批判的眼光展现乡村的野蛮丑陋,挖掘农民的劣根性,试图以强大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力量拯救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中乡土国民的灵魂,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后来的王鲁彦、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是这一主题的承继者、发扬者.鲁迅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模式,是“五四”乡土小说及其后的重要乡土小说作家与流派的被模仿式,“鲁迅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母题是可不断播撒拓展但不可超越的母题”.其乡土小说开创了风土人情的异域情调的疆域,赋予小说强烈的地方色彩,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作家.

这种以鲁迅为标志,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启蒙主题为核心的乡土小说叙事传统,不仅成为20世纪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传统,也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内涵.遗憾的是,它只在20年代乡土小说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中断半个多世纪后,才在80年代中期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派小说中薪火再传.

寻根派小说全都取材于乡村,以知识分子身份立场,审视比鲁迅的“未庄”还要蛮荒、古朴的乡村社会,具有明确的现代追求和对民族文化的启蒙意识.批判与继承,以现代意识省思中国传统文化,是寻根小说对待本国历史传统的基本态度.他们省思的是传统道德、价值观以及整个民族文化心理,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探寻,揭示这些传统的负面效应.“寻根”是对历史的一种梳理,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返照和省思.可以说,寻根小说完全切入了鲁迅传统,“在文化批判上深化了鲁迅精神”,而且“在现代叙事策略的探索方面,寻根小说也更进了一步”.

现代乡土小说的第二种叙事传统源于二三十年代的京派作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鲁迅等乡土小说家“隐现着乡愁”时,废名却以简朴的翠竹制成一支牧笛,“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废名是早期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京派”小说的祖师和中坚骨干,富有才情,创作极具个性.其作品是一首非写实、非浪漫,似写实、似浪漫的田园诗,描绘的多是远离近代启蒙的宗法式农村中的人事片断,着力表现宗法式乡村中,特别是年轻女性的天真无邪、白璧无瑕的人情人性之美,流露出对故乡父老以及古老淳朴民风、文化的热爱与挽留.鲁迅的乡土叙事立足于各种社会矛盾与文化冲突,废名的乡土叙事则立足于和谐宁静,以诗意审美的眼光打量中国的乡土世界.那些在鲁迅等乡土小说家笔下视之为文化批判目标的落后因素,却在废名笔下变成了审美元素.继承废名这一叙事传统的,当属沈从文.沈从文以《湘行散记》、《边城》、《长河》等丰盛的创作实绩,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将废名开创的乡土小说叙事传统推向成熟与.

与鲁迅乡土文学叙事传统不同的是,废名、沈从文乡土文学叙事立足于人性观照,怀着回到农业文明、原始人性,以及早期和谐人际关系的“恋美”情结,以理想化的笔墨对乡土社会进行田园牧歌式诗意扫描,充满乡土风俗之美以及乡民人情、人性之美的颂扬.沈从文《柏子》所写水手柏子与吊脚楼之间畸形的爱,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放在鲁迅笔下,自然会导向尖锐的文化批判,而沈从文却把它演绎为一种畸形中的真诚、粗野中的欢愉、丑陋现实中发出的人性光彩.在显示乡土文学个性的风俗画与地方特色描摹方面,乡土浪漫派作家与乡土写实派作家不同,前者没有使地方色彩的描绘停留在风俗习惯、方言土语方面,而是注重丰富的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典型环境描写,寻找一种神韵与境界.

在以《讲话》为标志的解放区文学成为主流的四十至六十年代,惟一可作为废名、沈从文传统继承人的是孙犁.孙犁是解放区作家,也有反映新生活的使命与动机,却更注重人的性情、民情风俗,以及与自然的和谐,注重诗化的审美与写意笔法.孙犁对人物的选择与塑造,与沈从文湘西乡土小说一样,将“真善美的极致”摆放在众多优美而充满温情的女性形象身上.孙犁对自然的赞美并不亚于对女性的赞美,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画”、“风俗画”描绘,是其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孙犁的意识世界里,“充满人情、人性、人伦之美的乡村是生命诗意栖居的乌托邦,是乱世流寓者安放灵魂的栖息地,是精神守望者的梦中家园”.这正是与赵树理及其“山药蛋派”的根本区别:赵树理及山药蛋派的“风俗画”描写,大都将民俗“人化”、“社会化”、“政治化”,基本上消灭了风景描写,而“物”的描写也显示出“人物身份的标记”.

“”后,废名、沈从文传统的接力棒传到汪曾祺、贾平凹手上.汪曾祺对其师沈从文所代表的乡土小说叙事传统的延续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受戒》、《大淖记事》对家乡江苏高邮乡土习俗的叙述,发出这一文学传统回归的信号.其写法从美学姿态到叙述方式延续了这一传统的精魂,对当时小说的观念、写法实现了全面超越.他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在于我们民族心灵、性灵的发现,还在于对民族传统美德以近乎虔敬的态度弘扬.汪曾祺说过:“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都永远如荷花露珠一般清新珍贵.以诗意方式叙述乡土风情是汪曾祺乡土小说最醒目的特点,也是其师法沈从文的主要方面.与沈从文一样,汪曾祺也是个文体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贾平凹更是受到沈从文的影响,把文学之“根”扎在商州,饱含深情地歌赞那里神奇优美的地域风光,弘扬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健康、纯净、高尚的道德品质.汪曾祺的“高邮”和贾平凹的“商州”,以诗意化的方式描绘乡土社会民情风俗,形成十年代一个新乡土小说派的可观阵容.

当下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乡土文学的根基及其鲜活生命力仍然强大,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的乡土文学创作.探讨中国乡土文学的内涵及其叙事传统便成为一个“文学富矿”,其意义与学术价值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