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现状与话语困境

打工文学是最近几年才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的,因为涌现了一批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愈来愈引起“主流”文学期刊的重视,一些打工作家也渐渐为大家所熟悉,王十月就是这支创作队伍中的一员.近来,我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打工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突出的感觉是：“主流”文学界再也不能无视这一群体的存在了,也因此引起我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思考.

打工阶层的出现和打工文学概念的提出

1984年10月20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开发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决定》肯定了深、珠、汕、厦四个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示范作用,并进一步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的大发展.大批内地人特别是农村青年借势涌入,“民工潮”构成了我们称之为“打工族”的特殊群体.“这些由乡入城的打工一族,除承受了教育与现实严重错位的创痛外,还承受着另一重特殊的内伤：压抑、不公、屈辱、迷惘以及不安全感.一代乡村青年放弃祖辈相袭的谋生方式,走进城市跨入打工世界,所受的歧视,所遭遇的生存艰辛、苦难,在心理情感观点上与外界的隔阂等一批文学爱好者由此提笔抒写打工生活的真实感受.打工文学开始初露端倪.旧话重提打工文学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无非是想说明：打工文学,绝非偶然的产物,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衍生的.”（罗德远语）

最早提出“打工文学”这个概念的,是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宏海.从打工文学最早登上《佛山文艺》始,迄今已广为“主流”文学期刊所接纳,打工作家的个中甘苦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发表打工作家作品的文学期刊有：《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天涯》、《特区文学》、《小说界》、《山花》、《西湖》、《作品》、《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作品与争鸣》、《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林》、《诗歌报》、《诗歌月刊》、《华夏诗报》等.并以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吴君、王十月、蒲小元、叶耳、曾五定、周崇贤、罗德远、黎伟英、鄢文江、徐非、何真宗、王世孝、郑小琼、柳冬妩等为主要代表的打工作家群体.这个群体一方面吁请文学界的关注与支持,同时也自发地办起了报纸、杂志和网站：如1994年创办的《龙华诗报》,1999年创办的《外遇》,2001年创办的《打工作家》和新近创办的《南飞燕》.近年来开办的网站有：中国打工作家网、打工作家网、打工文学联网、绿洲文学网、阳光文学网、打工文学网、打工异客网、打工作者联盟网等,此外还成立了“打工艺术团”,声称：“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全国第一本“打工诗歌”理论研究专著,“农民工”柳冬妩所写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花城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可见“打工文学”如今已蔚为壮观,不仅为文学史研究提供着丰富的研究资料,也与“主流”文坛的“底层写作”互相呼应,形成方兴未艾的文学新浪潮.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的艺术实践,以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给贫血的“主流”文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

读王十月的小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笔下主人公的痛苦并不主要来自物质生活的窘迫,他们的内心痛苦更多来自精神层面,来自身份歧视和剥削压迫.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渴望成为强者,渴望过一种受人尊敬不被欺侮的体面生活,即人的生活.为此,那位小说《文身》中的少年,便把文一条龙看成是强者的符号和象征,可又事与愿违地为自己招致了许多麻烦.这篇小说很有意思,是作者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的意象性的细节,具有象征意味.小说对这位少年的性格刻画,是“纯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因为像王十月这些打工作家,他们写小说主要不是为了编故事,而是为了写生活,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表达.因此在打工者笔下书写的,是专业作家无法言述的生命体验和感受,这种体验和感受不可替代和置换.

然而打工作家又很难克服文化意义上的“边缘人”心态,以王十月的小说为例,这些年来他主要的作品分为两个系列：“打工系列”和“湖乡纪事系列”.仅从这样的命名便一望而知：王十月们的情感横跨城乡两处.既使在“打工系列”的小说《寻亲记》里,王十月也借小说人物之口抒发难以抑制的思乡情怀.这些打工作家因失去了“家园”,而在对乡土的缅怀中温情脉脉；同时,又因不能真正地进入城市而产生身份疑惑和焦虑.这种矛盾心态在王十月的小说中都有着很真实的流露,他的小说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个具体人的故事,写出了人际关系的网状关联,反映了生活的复杂性.依个人的阅读兴奋点,我更喜欢在王十月描绘的那个栖身《烂尾楼》的打工者们的世界里徜徉,因为这样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异质性的革命元素.相反,王十月在“湖乡纪事系列”中的艺术努力,我认为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向“主流”文学的归依.在“湖乡纪事系列”里,王十月以散文化的笔调,藉《蜜蜂》、《透明的鱼》、《湿地》、《梅雨》、《落英》等乡土中的典型意象,抒发着过往情怀――说明中国文学的这种“乡土”传统过于强大,我们对它的阐释也有过度之嫌.新时期文学以来,理论批评在“乡土”之上叠加了太多意义的尘埃,然而它却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有着太多的隔膜.所谓“乡土文学”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把农民作为启蒙对象,不断地批判嘲笑甚至丑化；二是把乡土作为“诗性”存在而歌颂赞美.这两种向度其实都没把农民真正作为描写对象,说的只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沈从文、汪曾祺们的小说被不断地经典化,其实不过是传统乡土文学的最后一首挽歌.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沈从文和汪曾祺,后学们也无法复制他们的故事,更无法克隆那种自耕农式的田园风光和审美情趣.刻舟求剑式的乡土叙事不仅是艺术上缺乏诚实的表现,甚至是一种造作和油滑.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形象地道出传统乡土的礼崩乐坏,说明他是位诚实的作家.此其一.

其二,文化“边缘人”还有个如何面对主流文学界的身份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湖乡纪事系列”小说也许就是王十月们有意无意地向着“主流文学”的一种妥协.这是诱惑,但也是陷阱,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也正在于此.一方面,打工作家要求“主流”文学的认可,同时这种认可又意味着打工作家的自我放弃,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很值得研究探讨.我认为打工文学和底层写作一样,是具有先锋性质的文化姿态,对于中国当下文坛不啻一场文学革命.在认可与不认可之间,必然涉及一个“文化领导权”问题,亦即掌握着话语权力和文化资源的主流文学期刊,究竟要不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文学艺术究竟为什么人怎么写作?当然,这会触及许多文学以外的话题：譬如改革观和发展观,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以及如何张扬社会正义等等.好在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和理论报刊,自1994年起已经陆续公开倡导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文学主张.

打工文学――坚持还是妥协?这是一个问题.

打工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天然联系

我读打工者的诗歌,就像读当年蒋光慈等短裤党人的作品；我读王十月的“打工系列”小说,自然想到了夏衍的《包身工》.打工文学和19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在精神气质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对资本的批判同样强烈.这可能有意无意地成为打工文学的思想资源,从而重新形成一种当下写作的有效话语形式.日本文学研究专家陈喜儒先生曾对我说过,他说日本1970年代经济腾飞时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现实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中国作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远不如日本作家.实际情况是,主流文学界这些年来一向关注欧美文学或拉美文学,而对同文同种的日本文学则少有关注和研究.

近年来一些研究学者如孟繁华、韩毓海等人,一直在注意底层叙事与左翼文学的联系,这种联系理所当然地要涉及如何反思和清理新时期文学的问题.（而目前的确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重写文学史”的诉求）.一些学者认为,某些文学史家的重写其实就是要改写；亦即要求中国当代文学完成两种对接：一是在“全球化”“后现代”的语境下,与所谓的“世界文学”接轨；二是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接轨.这样,就把19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降至从属地位甚至忽略掉,以达到他们改写文学史的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打工文学倒是应该借鉴左翼文学的光荣传统和艺术经验,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而不必急吼吼地向“主流”文学靠拢,掉入旧文学话语的窠臼.作家评论家曹征路先生就对“第一届鲲鹏文学奖”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它并不清楚,它就很容易又被吸纳到主流叙事当中去”.

我不认为底层叙事,一定就是“底层人写底层”“打工人写打工”.然而出身底层来自农村的作家一旦进入主流文学界,便不再讲述底层.他们热衷于玩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虽然表面也在讲述底层的故事,而他们的语言却是西方的,立场是精英式的.面对变化巨大的当代中国,他们仍把民众作为启蒙批判甚至是嘲讽丑化的对象.按照福柯的理论,人在说话,话也在说人.这些年来中国的“先锋文学”,整体上就是在重复西方话语.那些玩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作家,恰恰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果真存有西方工业或后工业社会的经验感受吗?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的历史语境,只成就了少数几位作家,真可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啊!在新启蒙主义的旗帜下,精英作家们的主流叙事被理论批评家们不断地循环论证,不断地经典化神圣化.这些出身底层的作家,虽然言必称“民间”,实际上他们的作品早已经与真正的民间和底层叙事无关了.这样的成功之路不属于未来的打工作家,相同的历史语境不会重复第二次.在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也许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是否有所发现.困难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这种发现.表达较之发现更为困难,我所论述的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也有这一层含义.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它被“主流”认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今天的经历,就是明天的历史,文学史就是这么写成的.目前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主流文学期刊是否刊登和选发打工作家的作品；而在于文学批评界的整体,对打工文学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迟迟做不出理论回应.这并非打工文学的尴尬,而是批评的尴尬.在新启蒙主义理论的引导下,那些伪先锋作品在大学中文系的讲堂里被不断地经典化,而对真正具有先锋性质的当下写作却不以为然.其恶果是：“学科建设”搞成了,新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却崩溃了.当代文学丧失了它应有的品格和质地,不仅远离了读者,而且无法面对现代中国的种种问题,无法使当代文学与当下社会建立起有效联系.“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地位也遭受贬低,和所谓“纯文学”一道被边缘化了,甚至沦为“现代文学”的打工仔、小伙计儿.在创作上,新启蒙主义也把当代文学引向了绝境,文学期刊订数逐年萎缩,文学作品不再吸引读者.这与市场经济和传媒现代化没有必然联系,一些专家学者把责任推向客观,不过是在为新启蒙主义的失败辩解.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对具体的文学现实发问的作家批评家,而不相信新启蒙主义理论引导下的各种版本的排行榜和无聊的“文学史”阐释；那不过是文学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轮流坐庄式的游戏.

人的幸福感是从差异性中获得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在差异性中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文学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远比主动进入“主流”更有意义!打工文学从它兴起的那一天起,就踏上了一条革命性的不归之路.只有不断地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才有可能为自己开拓未来.打工作家们务必坚持,打工作家们不要妥协,只有坚持才有胜利!

2007年5月9日匆草于北京牡丹园

（冯敏,《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