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文学精神和灵魂的尊严

三年前,笔者在《文艺报》撰文《发现精神的“眼睛”》,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确也带来价值判断的困惑、道德精神的萎缩,但从现实生活看,精神并没有消失,价值观念也正在蜕变中获得新生.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的日新月异便蕴含着人们的竞争拼搏精神、开放创造精神和团队发展精神,比如令人肃然起敬的抗‘非典’精神,激动人心的航天精神,体育竞技的奥运精神,纪念抗日战争激起的民族自强精神,乃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忧患精神等等,都非本能、平庸世俗和虚无空幻所能阐释.只是埋在变动不拘的生活深层,等待智者去发掘.生活中并非没有精神,缺乏的是发现精神的‘眼睛’”.近年来,这一思考逐渐被证实,尤其是大悲大喜的2008年,大悲的极致是汶川大地震期间表现出的民族的顽强生命精神、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强大的凝聚力感天地而动鬼神,大喜的极致是百年奥运,这一震撼世界的壮举又使民族精神的光芒照射全球,总书记在奥运及残奥会总结大会上概括为四种精神: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精神的振兴必然反映到文学领域.我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阅读中,愈来愈清晰地感受到作家们那一双双寻找精神的眼睛.同时,文学界也在不断总结和反思,如《文艺报》开辟“改革开放30年特选作品”、“新五年”以及“年度创作扫描”等栏目,《文艺争鸣》开辟“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栏目等,从中不难发现文学精神的复苏.

新精神的振兴首先表现为,在当年精神萎缩的溃疡处生出新的精神幼芽.如同东荡子诗句:“大地把一切呼唤回来/尘土和光荣都会回到自己的位置/你也将回来,就像树叶落在高处/现在回到了地上.”(《树叶曾经在高处》)

第一个重要精神生发点是“身体叙事”.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生命本体论随着后现代主义传入我国,作为理性本体论的颠覆者,它强调非理性的本能和,诸如性欲、、生存等,反对理性的道德和理想.时值我国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形成的消费意识与之联手共谋,“本能释放,冲动自由”一时成风,见诸文学,“身体写作”、“胸脯写作”、“下半身写作”一时充斥文坛,道德和精神也于此萎靡.然而,生命本体论与理性本体论均属人类本体论,非理性的生命意识与理性的道德意识原是人类意识的两个层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没有理由用生命本体论反对理性本体论,也没有理由用生命意识否定道德意识,正确的做法是实现两者的统一与互动.于是作家们开始思考整合问题.诗人尹丽川便曾办过民刊《下半身》,鼓吹“下半身写作”,但她日益认识到,“诗,到底是讲情怀的.”① 如同法国梅洛•,庞蒂所说:“世界问题,可以从身体开始.”通过“身体描写”思考“世界问题”,成为重振精神的重要支点.艾伟的长篇小说《爱人有罪》写男青年鲁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场“严打”中,因莫须有的“”罪被捕入狱,八年后,走出监狱的鲁建找到了那位他曾经暗恋过、却无意中把他送进监狱的女子俞智丽.而俞智丽亦遭遇被人、婚姻不幸等磨难,心里满怀愧疚.“她竟然真地会跟他走,并且在他的面前脱光了衣服.”面对她的完美,“他升起的不是邪念,而是柔情.等他竟然觉得自己有些猥琐,好像他此刻的行为失去了正当性,好像他真是一个犯.”我们似乎感受到两颗美好的心灵撞击出的耀眼火花.作家“在万难忍受的环境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洁白来.”② 在这里,身体的升华为“身体的道德”.吴玄的中篇小说《发廊》则升华出“身体的政治”.西地女子方圆与丈夫进城,因开发廊而堕落,丈夫惨死后她回到西地,却不为乡土文化所容,又被迫去了广州.作家以乡土身体的堕落对现代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显示出对底层群众的真挚关怀.谢有顺提出了“身体辩证法”:完整的身体是性与生理性的统一,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身体从一方面说,是个人的身体――物质性的身体,从另一方面说,许多的人也构成了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肉身等很多小说之所以显得苍白无力,就在于它几乎不跟这个‘社会的肉身’发生关系.”当前创作的一个极为重要问题是“重新建构身体的纬度”,“从身体出发,通向的应该是一个广大的灵魂世界”.③ 这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第二个精神生发点是“原生态叙事”.描写生活原生态的始作俑者是新写实小说,目的旨在剔除文学的社会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它既反对革命现实主义,又反对启蒙现实主义,实际是一种生存现实主义.生活原生态即作为自然人的生存状态,写生活原生态无疑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在全息化展现生活上大大提高了艺术描写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然而,恰是在充分物化、自然化的同时,文学失却了人文精神.新世纪的有识作家们正是从这里进行着原生态与精神的吻接.其实,与理性和精神相联结的原生态已不是当初意义的“原生态”.如果说,八十年代作家关注的是带有启蒙理性的生活,九十年代是“原生态”、“化”的生活,那么,新世纪可称为“日常化”的生活.作家们正是从日常化的基地上思考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的灵魂问题.贾平凹的《秦腔》写的是“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那密实流年的书写方式更强化着生活的原生态和日常性,但作家正是在这里发掘着不朽的乡村文化精神.《秦腔》中的“七里沟”状如女阴且出奇地肥沃,是一个象征土地的创世原型,同七里沟共生共灭的夏天义则体现着七里沟的全部文化意义.与七里沟和夏天义暗相对峙的是夏君亭和农贸市场:夏天义要淤七里沟,夏君亭要办农贸市场.二者进行的是一场现代市场经济意识与传统农耕文化精神的较量.结果是夏天义沟毁人亡,夏君亭获得成功.然而,夏天义的勤劳、坚韧,舍却自己的群体意识和牺牲精神却令人起敬,夏君亭的急功近利和个人英雄主义却令人生厌.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文学作为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意义,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从而强化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不断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始终眷顾历史的连续性,遮蔽和抚平历史的断裂与鸿沟.《秦腔》要表达的显然是后者,夏天义们恪守的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虽然走向衰亡,但是,在农耕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勤劳、坚韧,舍却自己的族群意识和牺牲精神,难道不可以作为优秀文化传统在新的时代光大发扬吗何况它正对照出现代社会的卑劣和缺失.作家正是在这里寻求着历史与现实的连续.铁凝的《笨花》以原生态的日常叙事打造着“平原之美”,内蕴的家族和谐意识和民族反抗精神令人激动和欣慰,姜戎的《狼图腾》虽然用狼性和羊性划分人类的文明史有失历史主义的科学性,但作者渴望复兴豪壮雄放的“阴影”意识,在市场物欲使人变得懦弱之际,具有合理性,杨志军的《藏獒》通过对冈日森格、藏獒及其征战史的精彩描绘,发掘着勇敢、忠诚和万死不辞的精神品格.文学新人顾坚的长篇《元红》具有鲜明的网络文学特征,以原生态和毛边化的笔触描绘了乡村少年存扣的成长与烦恼,了乡村改革二十年来的精神变迁,透露出一种不凡的精神姿态.

在诗歌方面,不少新生代诗人对物欲主义罗网进行着“铁血突围”.黄礼孩说:“我们不缺乏技巧和才华,缺乏的是独立的、完整的价值标准和精神品质,以及一个诗人应有的光荣和自豪.”④ 他的《灵魂》写道:“让商品在废墟上长出心/野鹤的翅膀/在狱中要带走一万个灵魂.”“让商品在废墟上长出心”是具有深刻哲理性的庄重宣言,它寄寓着诗人对“灵魂”缺失时代的忧虑及重塑精神的坚定信念.他在《劳动者》中写道:“恍惚的下午/一个乡下来的劳动者/拿着石头蹲下来/看着一群群蚂蚁在搬家/教堂的钟声飞过了建筑群.”这种对劳动者的日常化描写,一方面带着对家乡浓浓的爱,一方面又充满着对神圣理念的憧憬与向往,具有了一种巨大的内在力量.如此,承担、救赎、建设,成为黄礼孩诗歌的重要内容.

第三个精神生发点是“苦难叙事”.苦难叙事几乎存在于各种现实主义文学中,革命现实主义和启蒙现实主义都曾描写贫穷和苦难,前者如鲁迅的《祝福》、《药》,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后者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等,目的在于揭示苦难的历史文化原因,证实启蒙与革命的必然性.但是,过度的意识形态化使其失却生活的丰富性.新写实小说以“零度情感”描写苦难生活,既不探讨苦难的原因,又不预示解脱的希望,旨在揭示普泛的生存困境,无疑打开了一个新的描写领域,展示了世俗生活的丰富性,但精神和灵魂却于此缺失,这种缺失对九十年代文学产生广泛影响,新历史、新女性、晚生代等小说均有此弊.当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世俗苦难叙事笼罩文坛十年之后,新世纪形成的底层文学开始了新的突围.其表现,一是发掘苦难生存中美好的道德精神.朱山坡的短篇《陪夜的女人》写凤庄一位濒临死亡的百岁老人屎尿在床,臭不可闻,而且彻夜撕心裂肺地呼喊离他而去的妻子,儿子儿媳都不敢夜间陪护,只好请来“陪夜的女人”.陪夜女人丈夫多病,家境困顿,但她干练、利索,不辞劳苦,善解人意,与老人狭路相逢,不仅对老人照顾周到,还成为他最后的精神维系.她既是帮工,又是牧师,给凤庄带来平静与和谐,将苦难升华为温暖与欣慰.王祥夫的《桥》写青年民工在一座无人肯修的桥上落水淹死,从老家赶来的父母为寄托哀思而动手修桥,其行动感动县政府,于是修了一座更大更新的桥.这一沟通政府和百姓的“桥”使悲调叙述生发出亮色和暖意.二是表现顽强的生存意志.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和王华的《旗》,前者写经济危机影响下的困顿小厂,因一份国外订单而造成人性扭曲,最后,高压线架上的“小老板”终于放弃了轻生念头,也放弃了那个扭曲人性的订单,后者则写一个空无一人的学校,渴望学生的爱墨老师天天坚持升旗的故事,都表现了底层的人们在苦难中的坚韧生存.蓝蓝的诗写道:“一群人在受苦/就是这样/永不休耕的土地里/只有一个女人挎着光辉的篮子/默默地播撒种籽.”(《现实》)这些人物的价值不在于结局的悲喜,而在于重重磨难中体现的韧性生存精神.它显示出民族强旺的生命力,这正是我们多难的民族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三是表现不屈的反抗精神.曹征路《那儿》的主人公朱卫国不能容忍矿机厂改制过程中工人们最后一点房产被无耻剥夺,以死捍卫,悲壮地死在空气锤下,完成一曲“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绝唱.李建华《矿难之后》写草人儿在银行进行年终结算,一面为穷人支取低保工资,一面为富人存钱,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这类作品充满着反压迫、反剥削的阶级意识,使人联想起许多类似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可以看到 “左翼文学精神气质和血统”在新时代的复苏.

在苦难叙事的精神寻找中,有“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之别,精神发现也各有千秋.笔者更希望个我精神与群我精神的对接与交织,“把凡俗的人生和雄浑的人生对接,把渺小的人物置身于理想的悲歌之中,从而去温暖、校正人心,疲软的小说就会由此获得一种重要的、肯定的力量.”⑤

新的精神复苏,还表现为新的历史语境下精神的全新生长.最突出的是新世纪的和谐精神,即表现文化生态的和谐平衡,“人性、社会性和大自然”的和谐统一.具体分两个方面,其一,宇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蓝蓝提出诗人必须获得“宇宙感”,“拥有能够把个人的存在与天地万物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能力”.⑥ 散文家王兆胜提出“天道”与“人心”的和谐共生.人不能无视天地之道而独存,又不可忽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而应在“天道”与“人心”的和谐互动中寻求人类发展的美好前景.他的散文集便定名为《天道人心》,他那丰富而苍凉的辩证思考给人以精神启迪:“这里有悲剧感,但被生命的醒悟冲淡了,这里有沉重,但被洁白的沙滩、云气和梦想冲淡了,这里有暗碉,但被达观、从容、光明点燃了！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在苦短的人生中,我们为什么要在悲哀中缠绵,在痛苦中煎熬,而不是在觉醒与超越中舞蹈与欢唱呢”⑦

“天道”与“人心”的和谐共生形成心物交感的艺术思维方式,作家们常在这里升华出精神.路也《两只蝴蝶》写道:“这是两只江苏的蝴蝶/他们有秦淮风韵,有才子才女之相/属于这江心洲的小资/它们身穿苏绣的丝绸薄衫/用吴侬软语说着海誓山盟/甚至还唱了一段昆曲,吟了一首《蝶恋花》/它们自认为一个是李香君一个是侯方域/而我山东老家的蝴蝶们,要比他们憨厚些本分些/那里的蝴蝶不会唱戏作诗,却能背诵《论语》.”这里有双重和谐:蝴蝶和人格,地域和文化.尤其是后者,具有丰富的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内涵.这一切,实际是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在新世纪的复现.熊育群钟情于“太阳”意象:“太阳激发了大地的,太阳点燃了万物的生命,太阳把大地上生长的骚动呈现出来,进入一种宏大的节奏.”这种“日神精神”正是熊育群“心灵的光辉”的投射.熊育群、周晓枫等还爱及动物,表现出对世间万物的大爱.

其二,人文领域各种文化因素的和谐互动,即对各种矛盾复杂的社会因素进行整合性思考.许明说:“为什么要在审视19世纪以来的本质主义的时候,非要走到反本质主义一边去呢为什么提升人的主体性的时候,非要否定人的客体性呢为什么承认人的个体价值的时候,非要走到否认集体主义一边呢等”⑧ 无疑是在强调文化的整合性.孙惠芬的中篇《致无尽关系》富有哲理性地写出已婚中年女性对多重“人格面具”的困惑和思考.作家从过年回故乡开始,写“我”在复杂的家族关系中的激动、忙乱和灵魂孤独.繁复的关系提供着丰厚的文化滋养,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基础,却又是人疲于奔命的缘由.家乡、故土和形形色色的无尽关系,带给人的常是爱恨掺半、复杂难言的人生况味,这在小说中有着精彩的展现:无尽关系中的中年女性,上老下小,远亲近邻,走马灯似的拜望打点,百般无奈,却又深藏着无法割舍的温情.在没有利害和道义冲突的日子里,它带给人们的毕竟更多的是祥和与温馨.然而,各种文化因素构成的社会关系也常常是对立而紧张的,一些作家思考着紧张中的和谐,即从紧张走向和谐.林那北中篇《天桥上的邱弟》写花姑村的土地被新建的汽车城切走,邱弟以电视专题形式予以揭露.但汽车城却是正待提拔的邱父的政绩,而他正患心脏病住院.一边是“还我土地”的农民的呼声,一边是患病的父亲的呼吸.邱弟的选择是:一方面感谢父亲给了他生命,一方面辞去工作成为农民的一员,等待父亲对百姓负起真正的责任.它预示着紧张的冲突的和谐结局,走向和谐的依据和原则则是邱弟那个纯正的灵魂.如同康德所云:“只有道德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

文学精神和灵魂的复兴,不仅是生活的馈赠,更是作家们苦苦思考和辛勤创造的结果.上世纪十年代以来,文坛有许多耸人听闻的口号,如“文学走向末日”、“精神走向死亡”、“为20致悼词”等,虽有合理性,却更有哗众取宠之嫌.比如文学精神确实出现低迷,但并没有死亡.君不见,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文学精神低迷时,爆发了那场席卷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那么多理论家和作家痛惜人文精神的丧失,呼唤人文精神的重建,就足以证明人文精神不死.他们没有熄灭生活,没有停止梦想追求,他们始终相信,作家灵魂的滋养、创造的生发,都离不开伟大的生活.正是这个坚实的精神基点,使他们在生命流转的新世纪重新出发,并呼朋引伴,创造出精神和灵魂的复兴.若把审视的目光对准作家,便不难发现,许多作家沉潜到生活的深处,发掘着生活中灵魂和精神的宝藏.长期到西藏深入生活并写出60万字的《东方哈达》的徐剑如此描写对西藏的感受:“如果你是一个忧伤的人,面对那片净洁的土地,你会一丝杂质也没有,你会觉得人生可以如此的纯净,如果你是一个傲慢的人,当你面对昆仑山的伟岸,你会觉得人是多么的渺小,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如果你是一个迷茫的人,你看一看在路边朝圣的信徒,她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三步一磕,就为了心中的一个信仰、一个理想坚定地前行着,你也会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走下去,找回自己的偶像和精神支柱.”⑨ 在汶川地震中许多作家和诗人进行着灵魂和精神的洗礼.诗人郁葱写道:“由于一场灾难,所有的人都成了亲人.”傅天琳面对被伤害的孩子和呵护抢救孩子的人们悲壮的呼喊:“那么时间啊,你埋得了一座城/埋不了一声婴儿的啼叫.”郑玲面对举国支援抗震激动地唱道:“生活永远始于今天/在应该结束的时候/重新开始.”

我们热情赞扬文学灵魂和精神的复苏,并不是说文学已经进入“尊灵魂的时代”,恰恰相反,创作中还有大量精神疲软的作品存在,文论界对此的意见也不尽一致.而且,文学精神的振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不仅有空前的复杂性,还有空前的深刻性.九十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学界提出建构时代文学的“新理性精神”.这种建构需处理多种复杂关系.诸如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关系、理性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的关系等.比如,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矛盾性在于,科学主义常常偏离主体、漠视价值规范而陷入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有时片面强调价值取向、忽视客体经验而遭遇现实的挑战.这就具有了由冲突到综合的内在要求.这种综合的基础是:二者的主体都是人,二者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这种统一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历史结构包括三种基本形态:物质形态、制度形态和人文形态.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关系实际是历史精神内部人文形态同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的关系.这种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物质形态与人文形态的关系是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同社会底层贫困者的关系,制度形态与人文形态的关系是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和谐在于通过权利和财产的再调整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理性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是生在人类本体论这一本根上的“豆”和“豆萁”.它们来自人的两种不同需求:基本的生存需求和高级的精神需求.两类需求都得到满足才是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这就需要生命意识和道德意识的整合,实现大写的人和小写的人的统一,理性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的统一,等等.文学艺术正是在表现和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中,显示出其新理性精神的风采.

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真实地表现人类现实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将“现实关系”析为三个层面:一是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二是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发展的现实关系,即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走向,三是时代精神,即“最现代的思想”.其中第一层面则包含着新理性精神涉及的种种矛盾关系,也就是说,新理性主义必须处理的各种复杂矛盾,要通过“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现出来.这种体现表现出隐晦、曲折、复杂的特征,即是说,人文精神隐藏在生活的深处,需要作家去体悟、感受和挖掘.而且在表现时,人文精神必须通过场面、情节、人物命运和情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由作家特别指点出来.从当前文学精神复苏的情况看,作家们展示的生活画面和矛盾关系尚欠复杂、广阔和含蓄,像《秦腔》那样广泛描写现实的社会、文化、心理的作品还不多见.许多作品看起来情节曲折复杂,但深层矛盾简单,人文精神的表现浅露直白,缺乏开阔和大气.更需指出的是,精神开掘的深度也有较大欠缺.“现实关系”的三层面中,如果说第一层面见其广度,第二三层面则见其深度.新人文精神不仅要发掘和表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发展的现实关系”,而且应该与“最现代的思想”交融.尤其是后者,是一个极高的要求.什么是“最现代的思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义等其实,“最现代的思想”应是一个时代各种先进思想的总结与提炼.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思维等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我国“最先进的思想”,有一个坚实的核心,又有丰富的包容.其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观察和研究现代生活、历史生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总和,其包容有当代科教意识(如科教兴国)、当代哲学意识、当代美学意识、当代人际关系意识以及一切具有真理性因素的意识等.有了这种意识,就能从是否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角度来评价和衡量当代和历史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不仅能从历史中看到通向当代的东西,而且能从当代看到通向未来的东西.富有历史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想也就蕴含其中了.当前文学的最大弊端,则是对当代意识的核心缺少把握.一是将这个核心视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而产生反感,如同言必称后现代一样,言必厌马克思主义.二是什么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而今马克思主义便有正统马克思主义、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有行行色色的现代、后现代哲学的丰富资源等待马克思主义去汲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文学新理性精神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在新世纪的文学精神复苏中,一是将西方的文化精神诸如存在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义、女权主义等奉若神明,人文精神打上了明显的西方印记,二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抱残守缺,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和陈旧感.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当怎么发表展和中国化问题,仍是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尹丽川:《写诗做什么》,《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页.

③谢有顺:《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谈新世纪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④黄礼孩:《一个人的好天气》,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⑤谢有顺:《〈风声〉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可能性》,《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⑥蓝蓝:《“回避”的技术与“介入”的诗歌》,《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⑦王兆胜:《散文创新的向度与路径》,《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⑧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⑨徐剑:《西藏:我的前世今生》,《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