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

摘 要:本文试图从文学批评与“贾平凹形象”的关系的角度,分析批评是如何通过评价作家作品而建构作家形象的.由于社会思潮的影响,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对于被逐步经典化的“成熟作家”来说,这种充满矛盾和分歧点的变化,明显扩充了解释作家作品的层次,丰富了作家创作的内涵,为以后的研究者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文学批评对作家形象的不断改写、修复和定型,也反映出批评家自身知识结构正在调整的讯息.

关 键 词 :文学批评,贾平凹形象

贾平凹从1978年正式登上文坛到1993年《废都》批判,个人形象经历过多次修改和反复塑造,文学批评无疑在其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对贾平凹和作品的批评反映出批评家对他的看法,这种看法中既包含着那个年代社会思潮的变化,也包含了这些批评家自身文学观念、知识结构和批评方法的变化,有时还会受到作家新作问世的冲击和影响.总而言之,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文学批评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历史阶段,静止在一种文学观念中,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过程.正是这种动态式的文学批评,形成了作家形象参差不齐的矿层,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认识1978年到1993年间多层化的当代文学样态的.下面我想就几种批评方式将问题略做展开.

一、1980年代的“优秀作家”

贾平凹在80年代到达了他前半期文学创作的巅峰状态,一有小说问世就好评如潮,他被戴上了有前途的而且会越写越好的“优秀作家”的桂冠.

孙犁评价贾平凹说:“我同贾平凹同志,并不认识等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个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的产量很高,简直使我惊异.我认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①

李陀评价贾平凹说:“如果把他近来发表的有关商州的小说,如《商州世事》等与《商州初录》一起加以研究,则《史记》的影响就相当明显.贾平凹似乎在做将小说与史结合起来的尝试,不过他不是写历史小说,而是使他的写商州的小说有一种地方史的价值.在某个悠远的将来,人们重新阅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不仅会得到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会给予读者的那种审美的满足,而且一定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种种信息.”②

贾平凹最早“发现者”之一的费秉勋评价说:“很明显,《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这些作品,得到社会广泛热烈的赞誉,这是谁都看到的事实.”③

孙犁虽然并不认识贾平凹,但他毅然得出了“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的结论.李陀老早就想到贾平凹的小说即使过了很多年,也“必然会给予读者”“那种审美的满足”,“而且一定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种种信息”.批评家费秉勋说的更是事实,80年代贾平凹确实一直处在被人追捧的状态,文学批评、各种媒体、领导和广大读者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位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的一举一动.他的作品,甚至还成为街谈巷议和人们饭桌上的热门话题,如《浮躁》等等.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文学批评都在文学层面上,它其实还指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思潮.80年代的社会思潮将如何界定呢我以为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这就是它的“理想性”.这种理想性一方面表现在文学艺术非常繁荣,另一方面表明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时代生活都充满了“文学性”的色彩.所以,作家尤其是“优秀作家”在80年代社会上的地位非常高,几乎到了众星捧月光芒四射的热烈程度.已逝台湾女作家三毛描述贾平凹“优秀作家”的形象,就像激动的粉丝仰望台上的明星:

今年开笔的头一封信,写给您:我心极喜爱的大师.恭恭敬敬的.

感谢您的这支笔,带给读者如我,许多个不睡的夜.虽然只看过两本您的大作,《天狗》与《浮躁》,可是反反复复,也看了快二十遍以上,等于四十本书了.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与您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等平凹先生,您是大师级的作家,看了您的小说之后,我胸口闷住已有很久,这种情形,在看《红楼梦》,看张爱玲时也出现过,但他们仍不那么“对位”,直到有一次香港有人讲起大陆作家群,其中提到您的名字.一口气写了十数位的,一位一位拜读,到您的书出现,方才松了口气.想长啸起来.对了,是一位大师.一颗巨星的诞生,就是如此.④

三毛尽管说话夸张而且不太着调,但毕竟从港台读者的角度印证了“贾平凹热”.孙犁、李陀、费秉勋和三毛等人从不同角度热评贾平凹,以一种非常理想性的眼光为我们塑造贾平凹的形象,正像前面我所说,是由于1978-1988年这十年中国人的心态都充满了理想性的时代情绪所导致,人们往往以“文学性”的眼光取舍评价人物、社会历史以致预期未来,当然大多数的苦恼也来自这里.“优秀作家”不过是反映这一巨大社会情绪的“特殊符号”,它是那个时代的晴雨表之一.

当然,透过人们授予贾平凹“优秀作家”称号的象征举动,也揭示出80年写作技巧想性社会思潮中更为深刻的问题.这就是说,80年代的理想性很可能来自人们当时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虚构性”评价,它超越了当时的历史状况,通过“改革开放”这一认识性枢纽,把人们生活的普遍性理解成了摆脱“”噩梦、迅速超越70年代末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一座光彩夺目的沙盘.这种沙盘终究要发生垮塌,但它的垮塌不会在短暂的80年代,而可能在漫长的90年代.《废都》在此种意义上成为了一部标志性的小说,它生逢其时也难逃此劫.当我在课堂上津津乐道地向学生大讲“80年代文学”的“光荣历史”时,我经常会在学生半信半疑的眼光中遇到“考据的历史学家”那样的问题:“考据的历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再满足于说:‘权威材料是说发生过如此这般的一件事,所以我相信它发生过.’他说:‘权威材料说它发生过,现在就要由我来决定究竟它们所谈的是否真实.’因此,考据的历史学家就必然要问,《新约全书》的叙述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是否报导了历史事实,还只是作为一个新宗教派别的传说的组成部分而产生的虚构.”⑤这种质疑确实令人添堵,心情不快.不过,人们越是这样思考问题,我们越应该对人们思考的问题本身加以重温.我想到的是,即使社会思潮中也许存在着某种历史虚构性,也难掩盖授予贾平凹“优秀作家”这一象征性举动带给我们这代人的历史的激动,它似乎并没有因为有人质疑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任何减弱.因为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它不会由于新生活的干扰而逆转方向,它只会在历史中永埋.80年代在塑造贾平凹“优秀作家”形象的同时,实际也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塑造了理想性的历史想象方式.一个“作家形象”中也许至今还饱含着像李陀所说的“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种种信息”,因为即使会遭到“考据的历史学家”的种种质疑,它们也会在“另一群”确实经历过“80年代”的人的心中难以抹去,在那里挣扎着艰难地生存.

二、“《废都》批判”与“贾平凹形象”

我一直想找一个重返“《废都》批判”的机会,但始终未能如愿,原因是我找不到重新进入它的适当路径.所以,我还是摒弃对它的文化考察,主要看文学批评是如何塑造“贾平凹形象”的.

90年代初,南巡,市场经济兴起,80年代的理想浪漫色彩急剧褪去,人文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文化市场被书商和各类小报全面占领.贾平凹写作《废都》的真实目的由于争论不休很难裁断,但从当时许多读书人心中弥漫着的浓厚的“废都情绪”却可明察.在强调“文化抵抗”的关键时刻,贾平凹却走到了文化抵抗的反面,这是他招致绝大多数批评家反感的主要原因.在陈晓明眼里,“贾平凹并非不闻世事,只作圣贤文章.只要稍加浏览一下他近十年的作品,不难看出他是个正宗的主流派作家”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历史主体叙述人的角色”.他不同意《废都》只是描写了溃败的文化现状的看法,“那未免过于抬高了贾平凹的文化自觉性”,“相反,贾平凹把这次‘自我确认’当成一次重返历史主体的虚检测满足,变成一次毫无节制的精神意淫,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性欲神话”.⑥在李洁非心目中,贾平凹“显然正属于那种才华横溢的作家之列” .然而在阅读《废都》后他认为:“庄之蝶的这一‘名人角色’的神话风格,更集中体现在小说给他安排的性关系当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废都》概括成‘一个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⑦很多批评家都把《废都》看做是“性描写”、“性小说”,这种评价对作家形象的颠覆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上述批评中我似乎朦胧地看到了一个重返“《废都》批判”的路径,这就是两位批评家关于80年代/90年代的比较性视角.他们对80年代贾平凹“主流派作家”、“才华横溢的作家”的评价与前面孙犁、李陀等的观点基本一致,而90年代他们对贾平凹的恶感则与一部长篇小说密切联系起来.“好的80年代”/“坏的90年代”在人文知识分子那里已经成为一种知识共识,两位批评家正是在这种知识结构中对贾平凹的形象重新做了定位,他们对“90年代思潮”的反感决定了他们对《废都》的看法.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对80年代的过分理想化的看法是不是也影响到对90年代的简单化的理解.也就是说,“90年代思潮”为什么成为重新塑造“贾平凹形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放在为什么“这样去塑造”的考虑方案之内,没有被纳入今天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视野当中.因此在我看来,对“90年代思潮”复杂性的全面、细心和客观的研究,也许将来会成为“重审《废都》批判”进而更绵密深入地了解“贾平凹形象”是“如何塑造”的一个必要前提.从“90年代思潮”的众多线索和谜团中才能梳理出纠结在贾平凹形象周围的众多线索和谜团,“90年代思潮”作为一个绳结估计会是我们以后需要一点点去解开的东西.这种认识,其实正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比较性视角中重新被发现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因为今天文学史研究中明显存在的80年代对90年代的话语压抑而影响到对90年代更全面的把握,会由于“《废都》批判”中在京批评家的悉数卷入而忽视了另一种不同批评声音的存在.⑧这种不同声音,使得“贾平凹形象”中内含着异常丰富的差异性.这种不同声音,来自两位“中年批评家”雷达和王富仁.两位批评家不愿意像上述“年轻批评家”以断裂式的批评方式把贾平凹认定为“蜕变为通俗作家”的“性书写者”,他们希望在一座城市和文学史的包容视野里来解读贾平凹的形象.雷达冷静地指出:“面对《废都》,面对它的恣肆和复杂,我一时尚难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判断.”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范畴看”,从80年代到90年代,贾平凹一直在“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这“两种倾向之间摇荡,《废都》不过是其中一种倾向的走向极端罢了” .按照这种“创作论”的叙述方式,他认为要理解贾平凹小说的“《废都》意识”,不能仅仅从“现代都市意识”角度,还应看到是庄之蝶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人的观念遭遇了深刻危机.“渗透全书的废都意识,主要还不是对于古玩、丰臀、小脚之类的迷恋,而是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他坚持认为《废都》描写的不是年轻批评家希望看到的那种“现实生活”,而是“关于世情的描绘”:“贾平凹写街景,写市风,写女人勾心斗角,写闲汉说长道短,真是着墨无多,跃跃欲试,他确是得了真经,得了神韵.”这都得自作家古典小说的修养和观察生活的功夫.雷达虽然批评“庄之蝶终究是个缺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他缺乏现代性,更像一个被突然捧上声名高位的乡土知识分子,他的活动太多地陷溺于声色玩乐,与几个女人的关系也太闹剧化、轻薄化、感官化了”,“感性的狂潮淹没了精神的求索”等等,但他却主张:“从经典现实主义重视典型性格刻画的眼光来看,庄之蝶并不棱角分明,有些模糊,有些虚飘,但是,若把庄之蝶看作一个精神载体,典型心态的寄寓体,甚至符号化的人,那就很富于底蕴.”⑨如果说雷达上述评论是对贾平凹“性作家”形象的纠正和修复,这种修复也是在“作家创作论”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修复要求批评家给作家尊严感和对小说文本最起码的尊重而不是随意鞭挞.

王富仁是以“王富仁方式”认识贾平凹《废都》的“精神资源”的,这种方式就是将小说纳入“一座城”即西安历史文化特殊性的视野当中来认识:“我是曾在西安生活三四年的,它就是贾平凹《废都》中的西京,是一座‘废都’.”他对西安的“历史感觉”是:“到了西安,你首先就得进坟墓,昭陵、茂陵、始皇陵,都是古人的坟墓,连半坡遗址都有一片掘开的墓葬地.”“大雁塔、小雁塔,你在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中就能看到它们的照片,它们是美,并且至今不失其雄伟浑厚,但你又总觉得它们是风尘仆仆的,站了一千来年,站得有些累了.”他认为贾平凹的精神气质、小说、审美观念早就沉浸在这种氛围里了,这是认识《废都》精神资源的一个关键.不这样去认识,批评者就无法真正深入到《废都》内部.为此,他认为贾平凹80年代的小说虽然很好,但那些“乡土题材”、“改革题材”对于作家创作来说不过是“文学的衣服”,它们并不真正反映作家贾平凹的内心真实,只是他受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的一种结果.于是,“在这里,我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贾平凹过去的作品里说话的那个贾平凹更像是真的贾平凹呢,还是在《废都》里说话的这个贾平凹更像真的贾平凹呢”⑩正是由一个人/一座城的历史文化关系出发,而不是像上述年轻批评家们在批评贾平凹时更多是从80年代/90年代、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社会转型理论等等的角度出发,王富仁坚定地相信《废都》就是一个生活并深陷在西安这座“坟墓”式的城市和特殊文化记忆中的贾平凹的“一个人的小说”,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和复制的.正是在“与社会产生了精神的裂缝”之后的贾平凹这里,才会出现像《废都》这种无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很罕见的小说样本.为此,他特别反驳了有人拿《废都》与《梅》在主题、人物、描写风格上简单类比的做法.

雷达、王富仁与众多年轻批评家在批评贾平凹《废都》时角度不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80年代/90年代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知识结构中看待这位作家,而试图从“作家创作论”的角度深入到小说分析当中.如果说在“《废都》批判”中,“贾平凹形象”已经与“性作家”的评价联系在一起,那么雷、王的文学批评显然是对这些结论的一次虽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然而又是非常重要的改写.这是一种不是将80年代与90年代的历史叙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的叙述重新进行历史联系的文学批评方式.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批评家身上所反映的文学批评的差异性,既是一种知识结构的差异性,也是历史认识的差异性,更是90年代本身已经具有的各种差异性.由于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它使我们在如何进入90年代的历史分析时变得异常犹豫和困难.

三、纵向角度中的“成熟作家”

“社会思潮”随着80年代、90年代的落幕从文学评价系统中退隐,新世纪标志着中国当代史的又一次转型,因为它在作家评价中加入了冷静、理智的审视眼光.这种眼光更喜欢把作家的创作放在纵向角度的时间长河之中,用阶段性相互比较和细心掂量的方法使这位作家重回他本来拥有的文学史位置.

2004年到2005年,郜元宝和他的学生张冉冉编辑了《贾平凹研究资料》.他在该资料的“序”里写道:

贾平凹是当代中国风格独特、创作力旺盛、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70年代末至今,他的勤奋见证了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

尽管被称为“奇才”、“怪才”、“鬼才”,但贾平凹登上文坛,靠的还是长期不懈的努力.70年代中期以来,他就积累了大量习作,从现在能够找到的少数发表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由农村基层来到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艰苦探索的足迹,和多愁善感的内地青年在匮乏年代的一颗火热之心等

很长一段时间,他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只是靠着散漫的阅读、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中国当代文学某种惯性推动力,以及韧性的投稿,来表达一份朦胧的感动.

7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兴起,贾平凹个人文学自觉也随着开始,他的文字明显浸润了那个热烈的时代的共同气息.写的还是山里人平凡小事,却已经有了参与时代精神建构的目标指向.

郜元宝惯于从大格局的视野中观察作家创作的发展脉络,但他也经常注意在小处落墨,于是他发现了贾平凹在理解文学时相对个人化和土气化的微妙一面:

他显得相对迟钝一些,也正是这种迟钝,反而使他多少避免了过于直白地迎合时代主题等

和具有群体认同的“作家”、“知青作家”相比,贾平凹的时代意识并不明显.他加入“新时期文学”的合唱,主要不是依靠“作家”或“知青作家”的可以迅速社会化、合法化的集体记忆和思考,而是与生俱来的乡村知识分子难以归类的原始情思,以及西北落后闭塞的农村格调特异的风俗画卷.有人因此认为他在文学传统上属于孙犁所开创的“荷花淀派”,他和那位蛰居天津的可敬的文坛隐士之间为数不多的几封通信,确已成为一段佳话.然而等从《山地笔记》以及后来的《二月杏》、《鬼城》、《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商州初录》和“又录”、“再录”、《鸡窝洼人家》里吹来的,并非40年代荷花淀和冀中平原清新温润的风,而是80年代黄土高原一股的生命气息.

在强调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个别性之后,郜元宝又回到纵向思维的批评主轴上来,他用递进式的思维方式看到了贾平凹如何走向“成熟作家”的道路:

从80年代初开始,与时代精神若断若续的连接,对民间文化暧昧的寻求,一直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两翼.这两翼看上去那么不协调、不平衡,却奇妙地交织、共存着等

他虽然身处西北古城,却不肯局促一隅,总是心怀天下,遥望将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也许因为意识到地位日益重要,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往往暗含着某种直指历史方向的寓言乃至预言意味.1993年的《废都》,便企图概括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状态等这些作品,虽然无一例外地萦绕着贾平凹特有的暧昧诡异的民间精神,却也始终关注着时代精神的最新发展,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主流社会对时代精神的讨论.这种突破“本地化”走向“全国化”乃至“全球化”的积极姿态与宏观视界,属于贾平凹后天习得的一面.B11

郜元宝也像雷达、王富仁一样强调了地域环境、作家创作个性对认识贾平凹文学创作道路的意义.这种以纵向角度为根据的文学评价希望挤出“社会思潮”和“文学事件”的泡沫,还贾平凹一个“本来面目”,因此它带有某种反省80-90年代文学批评方式的意味.批评家是将贾平凹从社会思潮中抽离出来,用一种纯文学的批评方式来重塑贾平凹的作家形象.批评家显然对将一位优秀作家放在标准不一的文学评价中被任意抹黑的现象感到焦虑,他想恢复文学批评的尊严感和严肃性,甚至可以说他有“成熟作家”的文学情结,他在这里为我们塑造了贾平凹“成熟作家”的形象.

在一般情况下,“成熟作家”的塑造是以挤压、减削作家“成长期”历史故事和自我选择的前提下完成的.作为一种参照,“成熟作家”的塑造只有在认为作家过去创作“不太成熟”的预设中才能够成立.我们看到的很多“作家论”都采用了这种“抑前扬后”的叙述方法.难得的是,郜元宝在指出贾平凹1980年代的创作带有摇摆性、犹豫性的“不成熟”状态,也暗讽了前面思潮批评的片面化之后,敏锐地看到了他思想、人生和文学观念与80年代“文学整全性”的某种差异性:“和具有群体认同的‘作家’、‘知青作家’相比,贾平凹的时代意识并不明显.他加入‘新时期文学’的合唱,主要不是依靠‘作家’或‘知青作家’的可以迅速社会化、合法化的集体记忆和思考,而是与生俱来的乡村知识分子难以归类的原始情思,以及西北落后闭塞的农村格调特异的风俗画卷.”“论才学,他基本还是传统型乡村秀才,很难真正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传统,他也无意对民间生活诸种俗态作理智的分析、客观的批判或冷静的抉择.”B12于是,就在这种与“作家”、“知青作家”“时代意识”比较性评价和他“基本还是传统型乡村秀才”的评述中,郜元宝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同于“思潮批评”框架的“另类贾平凹”的作家形象.

正因为有了郜元宝“当代中国风格独特、创作力旺盛、具有世界影响”的“成熟作家”的评价做底衬,我们才会感到他之后对“另类贾平凹”形象的塑造不仅没有矮化贾平凹,反而使这个“作家形象”更加真实和丰富了起来.在文学史的图谱上,它更加亲切了.“另类贾平凹”是对“成熟贾平凹”的充实和提炼,它使整全性的80年代文学形象不再那么宏观、模糊和虚夸,而是有了更切实的历史内容.当然,郜元宝所看到的“另类贾平凹”的形象并不是80年代文学批评意义上的贾平凹形象,而是2005年经过历史淘洗和批评家个人反省之后才出现的作家形象.批评家对贾平凹形象的描画具有了新世纪典型的理智和学术的成分,但同时也少了一点点历史“当下性”的随便性的情绪化色彩.所以,回过头来看“思潮批评”固然有诸多问题,但我们也很难说它不比理智和学术性文学批评更鲜活更生动,那里面传出的是一阵阵历史的回声,是一代人思想情感脉搏的跳动.在这种文学批评中存活的贾平凹形象,也许比学术批评中的贾平凹形象更能唤起人们温馨而复杂的历史回忆.建构在书斋里的贾平凹形象,无疑增添了书斋的气息,它纠正了思潮批评比较感性化和模糊化的毛病,但它能否真正得到作家本人的认可也将是一个问题.

四、纠结着作家形象的多种力量

从以上文学批评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改写和修复等现象,可以看出不同年代人们的文学观、社会观的不稳定性.继承着“灵魂工程师”的传统文学认知视角,1980年代“优秀作家”的评价表明那个年代作家在社会上仍然拥有崇高的地位,围绕着“《废都》批判”展开的作家形象重塑,显示出文学在1990年代的全面危机和批评家当时的惊慌状态,新世纪对贾平凹形象的修复,是一种理智性的批评结果,它反映了文学不再成为社会中心,也不再成为文化争论焦点的历史状态,同时说明在走过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之后,贾平凹在众多研究者心目中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成熟作家”.不过,用“回放镜头”的研究方式重演不同时期文学批评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清点思想争论与历史陈迹,也许能使我们对文学批评与作家的关系有一些新的理解.B13

其一,在作家创作和作家形象的研究中,我们过去对文学批评所起到的作用一直估计不足.其实,不仅仅有上述孙犁、李陀和费秉勋等人的热情推荐,在贾平凹80年怎么发表表的几乎所有小说的周围,一直密布着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例如,1980年的小说《头发》与黄伟宗的批评《人物多样化与手法多样化: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头发〉》,1981年的小说《瓦罐》与孙理的批评《人生心灵的剖析读〈瓦罐〉》,1981年的小说《晚唱》与梁湃、梁建和于朝贵的批评文章等 这还不包括我们在翻阅当年杂志看到的许多知名批评家对贾平凹小说的评论.B14我们知道,有了孙犁“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个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的高调评论,以及在贾平凹小说发表过程中许多批评家对小说的解释、展开和丰富这样一些工作,贾平凹作为1980年代“优秀作家”的形象才能够最终确立.我们同时也看到,当年有不少与贾平凹同时起步、但文学批评寥寥的作家,最终都被人忘却.虽然说黑氏、金狗、雷大空、庄之蝶等人物的历史内涵和文学意蕴是小说中本来就有的,但也可以说,小说人物在经过文学批评的加工、充实和扩容后更加鲜明、集中和立体了起来,文学批评对这些小说进行了“二次创作”已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文学史事实.进一步说,文学批评既是贾平凹形象的批评者,也是他小说文本的密切合作者.

其二,在塑造、改写和修复贾平凹形象的过程中,文学批评也会裹挟着大量社会评价和信息拥挤进来,它们会增加作家本人不愿接受的东西,它们所精心建筑的那座作家“精神世界”的大厦作家们恐怕都难以认可.然而,作为“局外人”的广大读者和后代研究者,也只能走进这座大厦中,从这里开始对贾平凹形象的接受、理解和研究.因此,文学批评在建构一个作家形象的过程中,往往都带有某种强迫性的具有社会语言暴力性的因素,而作家往往都是这种批评活动的受害者.对此,我们也应该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可以看出,即使到了90年代,整个社会和文学批评界仍然在作家评价中持有“好作家”的观点,否则不会有那么多批评家站出来指责《废都》“精神的堕落和荒谬”,判定它是一部“失败之作”.“最荒诞不经的,倒是孟云房替庄之蝶找来的那个暗娼.不知怎的,她一见庄之蝶,便放弃了赢利的目的,而只想纯粹出于感情目的与他睡一次.此妓如是言道:‘我原本路上想好还要向你再要钱的,来见了你,你是我遇到的最动心的人,我心里说今日我才不一个小时就走的等谁知你看不上我,还要付我钱,我不要的.’妓言何出莫非庄之蝶体内藏有夺魂香不成,是个女人就要被他迷倒了”B15批评家对作家作品叙述的愤怒是情有可原的.此论是要彻底颠覆贾平凹小说的“名人论”,从而完成“精神堕落形象”的重塑.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90年代文学的所谓“描写”已经全面铺开,道德沦丧在一些人的行为中并非鲜见,社会对之的批评也极其尖锐、激烈.“社会思潮”显然已经包围在《废都》周边,《废都》的问世正好撞在社会批评的口之上.因此,社会思潮及其文学批评事实上卷入了对小说《废都》的认定,同时也卷入了对贾平凹作家形象的重新认定.社会性文学批评以一种强势之态,对《废都》发起了猛攻,作家贾平凹的形象就这样经历了全面颠覆的过程.确切地说,我们对这一现象的重新研究,不是要重新修复贾平凹过去的形象,还他一个所谓的清白,而是应该注意90年代社会思潮及其文学批评在卷入贾平凹小说和他形象重塑时所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想象方式,把这里设为研究起点,而不是随波逐流地跟着这些文学批评来认识贾平凹小说全部的复杂意义.

其三,在80-90年代塑造贾平凹作家形象的历史过程中,批评家的文学观念和知识结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使贾平凹的形象不可能停留在固定位置上,而是会随着这些因素的参与而不断地变化和移动.例如,过去人们都是在审美批评的知识结构中批评贾平凹的小说的,在《废都》批判中,“审美批评”开始向“文化批评”急剧转移,后现代主义知识和概念开始成为这种批评的支撑点.“《废都》是一种移位式的写作,它为诸多的检测象所遮蔽,在每一个插入点上它都似是而非.那些观念、姿态和动机,在写作的推进运动中不断退化、逃避和萎缩,宏伟的所指空间在自行瓦解.”B16“‘后新时期’为贾平凹重新作了定位.他变成了最成功的散文作家,他创办了充满着玄妙的词语消费的《美文》杂志.他为我们提供着‘闲适’的消费.”B17批评家开始不耐烦用审美批评的知识来关照贾平凹,而更愿把他的小说放在“狂欢化”、“所指”、“能指”和“消费”的知识平台之上,这就使贾平凹的形象从“纯作家”被挪移到“狂欢消费型作家”的位置上.由于90年代后“文化批评”成为主流,80年代的“审美批评”处于被压抑状态,贾平凹的形象也就被稀里糊涂地裹挟在这一知识洪流之中.如果说80年代人道主义的文学观念赋予了贾平凹“优秀作家”的形象,那么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知识则把他塑造成了“消费型作家”.而面对这样的历史趋势,不光是批评家和研究者,连作家自己也会被迫卷入其中.在某种意义上,恐怕连作家潜在的文学创作意识都在接受这种观念和知识转型的深刻影响.一个作家如果想跟上文学形势,使自己的创作融入批评家的视野,他就不得不经常做这种妥协,反复包装自己的文学形象,这是自进入“现代”以来的中外作家都无一幸免的.

围绕着贾平凹形象的不断建构、改动和修复,我们可以发现这二十多年批评家们的文学观念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形成的多种力量都在参与这位作家形象的建构过程,影响他的创作,改变着读者对他的认识,但这种充满矛盾的积累也使贾平凹作为一个“成熟作家”的形象日益丰富和深厚起来.我们看到,存在于多种批评阐释之中的“贾平凹形象”已经随着他的小说和大量文学杂志上的批评文章被分散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中,需要研究者通过耐心整理和分析才能逐步重建它们内在的整体性.然而文学批评围绕这位作家而出现的分歧却给了我们难得的研究契机,文学批评对贾平凹“经典作家形象”充满矛盾的积累,让我想起一位研究者这样的评价:虽然“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但是“不同的知识、经验和兴趣会产生不同的阐释效果”,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而事实上就是,“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效的知识型所决定的”.B18上述贾平凹小说的各种批评都莫不如此.

注释:

①孙犁:《贾平凹散文集〈月迹〉序》,《人民日报》1982年7月5日.

②李陀:《中国文学中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序贾平凹著〈商州三录〉》,《上海文学》1986年第1期.

③费秉勋:《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

④《三毛致贾平凹的信》,《贾平凹文集》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⑤[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0页.

⑥B16陈晓明:《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⑦B15李洁非:《〈废都〉的失败》,《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7期.

⑧在1993年的“《废都》批判”中,北京的批评家几乎全部介入,如李书磊、韩毓海、戴锦华、张颐武、陈晓明、雷达、李洁非、孟繁华等.全国出版的批判著作据说有13本之多.

⑨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见《〈废都〉大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版.

⑩王富仁:《〈废都〉漫议》,见《〈废都〉大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版.

B11B12郜元宝、张冉冉编:《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贾平凹研究资料•,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B13杨晓帆的《知青小说是如何“寻根”的〈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一文,对此问题做了有意思的探讨.她以阿城的作品为例,详细分析了文学批评怎样改变他对自己小说的看法,他又因为受到这种看法影响而将自己原来的“知青小说家”形象修改成“寻根小说家”的形象.该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2010年4月“80年代文学研究”课堂上的发言.

B14参见郜元宝、张冉冉编:《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贾平凹研究资料•,评论文章索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B17张颐武:《闲适文化潮批判从周作人到贾平凹》,《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B18[荷兰]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第102页,第117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石河子大学绿洲学者)

责任编辑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