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创作的心理机制

摘 要 :对加缪创作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但是对加缪创作的心理机制却言之甚少,笔者从根性文化的缺失、无言的创伤性孤独和病理阴影下的违拗死亡三方面来加以研究,探究其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为更加深入理解加缪作品中的精神旨归提供有效的视角.

关 键 词 :根性文化的缺失,无言的创伤性孤独,违拗死亡

上个世纪中期,加缪(1913―1960)因其作品出色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 [1]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成了影响欧洲几代人的精神导师.在人类艺术的画廊里,他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具有永久魅力的形象:默尔索、西西弗、克拉芒斯等.对于加缪创作的研究,众多学者更多的是从其哲学随笔中寻找依据,也乐意从存在主义哲学来分析其小说和戏剧,而忽视了文学创作的形象来源于是作家人生体验的这个最大前提.要研究其作品,必不可少地需要研究其创作的心理机制.文章从根性文化的缺失、无言的创伤性孤独和病理阴影下的违拗死亡三方面来探讨加缪创作的心理机制.

一、 根性文化的缺失

缺失体验是指主体对各种缺失(精神的和物质的)的体验[2].它是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是一种基于整个人生经历所形成的体验.艺术家缺失体验首先是对自身缺失状态的体验,这种体验深刻、强烈,另一方面,艺术家自身的缺失体验往往又演进为更普遍的缺失体验:他们因自身的缺失进而思考社会的缺失、人类的缺失.

不到一岁便失去了父亲,这促使加缪日后对父亲有着内心悬置的美好想象.他众多的作品中总是有个重要主题即寻父,并试图弥补这段心灵的空白.但是“他永远都不可能了解父亲,父亲沉睡于此,音容笑貌消失在骨灰里.” [3]父亲的缺失在他美好的心愿中永远无法填补进去.把对父亲缺失的追寻与对父亲的陌生感提升到文化的根源上,于理解加缪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他是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讲着母语(法语)与贫穷的阿拉伯人称兄道弟.地中海的阳光和海水,在遭遇极度贫穷的加缪看来,是对失去一切的心理补偿.但是,父亲是象征他生命之根的土壤,在母语与异域的联系上,他就成了“失根族”的一员,是活在母语中的“局外人”.故在加缪的思想和创作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回归意味,渴望回归自己的根性文化.1940年,加缪离开生活了27年的阿尔及利亚,定居法国.《局外人》、《鼠疫》都是顺应当时欧洲主流思想而创作的作品,为他的回归欧洲本土根性文化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的小说能得到法国本土诸多作家认同,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他尝试着接近根性文化的初步成功.但是,后来和萨特等人的决裂,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他彻底回归根性文化的可能.

实际上,加缪的文化特性和法国本土文化是异质的,即使接近但却无法相融、无法消弭本土文化对他的排斥.前者属于古希腊,后者属于传统的欧洲大陆.他曾写道:“现在,我明白希腊人为什么总是通过美和美中包含的令人抑郁的东西来制造绝望和悲剧.这是一种最崇高的悲剧.而(欧洲大陆的)现代精神则从丑陋和平庸出发制造绝望.等”[4]他还说:“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自己更贴近古希腊文化.”他是古希腊人文理想的追求者,厌倦欧洲大陆当时的文化传统,“我在海上长大,贫穷对我是一种财富,后来我失去了大海,于是一切奢华在我看来都黯然失色,都是难以容忍的凄惨.从此,我等待,我等待着返航的船,海上的家,明朗的日子等”[5]他提倡以古希腊思想中的适度、节制、中道、均衡为原则,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以对美的赞扬、对自然的热爱、对人性的尊重、对生活的来对抗虚无主义和暴力泛滥.

而萨特,可以说他是当时法国甚至欧洲大陆理性传统的发言人.他所提倡的“自由选择”,把人作为自身以外的目的来对待,追求超越,追求人身后的价值.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支持革命的暴力.他认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就是按照启蒙主义设想的模式遵从理性去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观中,实际上就漠视了人基本的生存状态而倾向于未来的历史理性中.

两种文化的冲突显而易见.《正与反》的出版引起加缪和萨特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两种不同特质文化的碰撞.和萨特的决裂也意味着,加缪融合根性文化的失败.他所具有的寻求生命和生活本身意义的行为,在萨特的眼中,无非是“阿尔及尔的小流氓的无赖和逗乐.”[6]他在阿尔及利亚所接受的古希腊文化与欧洲大陆的根性文化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裂痕.

加缪将自己的大部分情感给予了贫穷的阿尔及利亚.他的小说创作的故事背景几乎全是来自那里.《局外人》中默尔索埋葬母亲后最常去的地点是离阿尔及尔不远的海滩,《鼠疫》的奥兰城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堕落》中克拉芒斯自述北非的经历,《蒂巴萨的婚礼》与《重返蒂巴萨》更是细致地描写了阿尔及尔的美丽景色,《流放与王国》这个短篇小说集里也是洋溢着地中海的生活气息.由于根性文化的缺失,他不得不将一切的悬念放在阿尔及利亚通过不尽地倾诉来达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父亲的死以及根性文化的缺失也成了美丽的残缺.

二、 无言的创伤性孤独

孤独并不是指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或生活方式,而是指一个人的心理体验.这一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作者的生活经历所导致并强化的心理记忆.所谓孤独体验就是“一种深刻而强烈的智慧内省,是个体生命和与广泛联系的外部世界暂时中断联系而潜心考虑生命个体、生命意义问题时,所意识到的与他人无法重合的个别感、特殊感,是人的自我意识深化的一种心理反应.”[7]加缪的孤独体验带有创伤性,也就是说,他体验的客体具有创伤的印记,并将印记内化为自身的一种心理记忆.这是家庭与社会的两种环境造成的.

第一,从家庭方面看,创伤导致母亲的孤独生存状态,强化加缪对母亲的理解但无能为力的孤独.这两种孤独存在释放与感应的关系.加缪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描写孤独母亲形象的段落.“于是她坐到一把椅子上,眼神茫然,使劲盯着地板上的一条裂缝发呆等他可怜自己的母亲等待在那儿久久地望着她.因为意识到自己是个局外人,他感觉到了痛苦.等”[8]父亲的死使母亲深受刺激,几乎成了聋子,这种致命的创伤改变了她的心性.为维持生活,她把家搬到阿尔及尔的贫民区,找到一家厂工作,下班后还得上别人家做家务.这使母亲整日陷入疲惫的精神状态中,和家庭里人很少交流.正是这种身心疲惫导致的过少交流,在幼小的心灵世界里,加缪便把母亲柔化成一个孤独的无言的女人.孩子在感应这种孤独的时候,也透露出无能为力的另一种孤独.

《局外人》里,默尔索的母亲“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他死前对着星空想起了母亲,“我觉得我明白了为什么她(母亲)要在晚年又找了个‘未婚夫’”.[9]在《鼠疫》也写到,“傍晚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目光凝视着前方,这样一直坐到暮色苍茫,夜幕渐渐降临到她的房内,把她变成一个黑影,最后把她不动的轮廓淹没在黑暗里.”然而,当他们母子相对坐下时,母亲却从来不说话:“等他母亲和他永远只能默默地爱着.但总有一天轮到她或他死去,然而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却没有能够进一步互相倾诉彼此之间的爱.”[10]

《局外人》中默尔索深爱着母亲却并没因她的逝世而哭泣,这源自于母亲的创伤性孤独使儿子承领了和母亲之间无言的交流和沟通方式.加缪把母亲作为孤独本体来体验,不愿破坏母子之间长久以来形成的无言但是相爱的状态.这是加缪洞察人在艰难处境中的孤独和坚守,并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的重要体现.

第二,从社会方面看,是加缪作为个体的人无法被社会理解和接纳产生的孤独感.贫穷与富裕的矛盾,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同他人的冲突,都使加缪强烈地产生被拒绝的孤独.这种孤独的创伤性直接指向加缪的内心.少年时代求学的加缪就孤立于无知的穷人与冷漠的富家子弟之间.穷人冷眼看他,富家子弟对他异常歧视、冷嘲热讽,认为“是咱们给他付的钱.”[11]少年时代的加缪每天从一个世界走进另一个世界,出于自我保护,他养成孤僻寂静、离群索居的性格.

更重要的是,他认定的理想范式与社会上通行的行为准则、道德标准和既成的文化传统存在差异,不被群体理解、接受,甚至遭到驱逐而陷入深刻的孤独之中.与萨特决裂使他深刻体验到必须承担精神自我的孤独,《反与正》中也记下了这样一段话:“以前,我奢侈地向人们要他们不能给我的东西等而现在,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友谊和他们高贵的举动,在我眼里竟无异于奇迹的发生:那是完完全全的上帝的恩赐.”这里有对萨特等人对他排斥而引起攻击的怨恨,更有他保持自己价值取向的坚守和对创伤性孤独的承担.

两种创伤性孤独在心理记忆上的强化,一旦转化成文本的主题,便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局外人》中,检察官以他没有为母亲的去世流泪为由而对他做出“正义宣判”:“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12]社会群体以正义之名强加于他的判决,歪曲其真实情感,剥夺其生存权利,令他彻底地把握这个世界的冷漠和荒谬的本质.默尔索被执行死刑前说,“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的喊叫声.”[13]

无言的创伤性孤独体验是加缪作为艺术家、思想家个人成长的记忆强化,同时又是他对经历了的社会生活的心理反应.它使加缪能够保持距离而真实地体味到个体存在的精神状况,进而更加重视生命存在本真的意义.

三、 病理阴影下的违拗死亡

加缪在17岁的时候得了右肺干酪样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他第一次深深地理解了非理性世界的冷漠面孔.病理心理学研究表明,“不治之症”很容易在病人的心理上产生预演死亡全过程的心理描绘.努力反抗而未果的行为总是在生与死的强力拉扯中,让人感觉慢慢掉进死亡的深渊.加缪看到了疾病对他整个生活的影响:那就是死的必然和积极生活的尖锐对立.他一直耿耿于怀,这病是“在我已面临的障碍上增添了别种障碍,而且是最艰难的障碍”.[14]

在死亡的必然性面前,他对生活抱着无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或是安于病态.1934年8月,他给哲学老师让格勒尼埃的信中写道:“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自暴自弃.各种各样的厌倦情绪并不会使他丧失自身拥有的不断振作起来的力量.长期以来,我一直对自己的生命力全然不知等我觉得我具有抵抗力、毅力和意志等确实,我身体状况不佳,但是,我有康复的愿望.”[15]由于疾病导致人的死亡具有非正常的侵犯性,被侵犯者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他选择了面对死亡,追求生命的积极意义,进而开始攻读哲学,因为“哲学就是学习死亡”.[16]雅斯贝尔斯也这样指出:“如果从事哲学活动就是意味着:学会死亡,那么,这不是说,我因为想到死亡而恐惧,因为恐惧而丧失当前存在,而是说,我按照超越存在的尺度永不停息地从事实践,从而使当前存在对我来说更为鲜明.”[17]

正是因为如此,加缪的面对死亡的必然没有悲观,而是积极地生活下去.死亡只是问题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加缪认为追求生命的意义才是死亡问题的实质,“是由面对存在的清醒过渡到要脱离光明的逃遁”,[18] “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促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回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19]既然要寻求生命存在的意义,那也只能是活着时候的意义,而不是死后的意义.能赋予他生命以意义的只能是面对死亡、反抗死亡、积极生活的西西弗式的精神.“我现在知道的死亡之感是:痛苦对自己毫无作用,痛苦已停泊于现在.它要求人们进行一场殊死搏斗.如果真有灵魂,灵魂在这里创造着自己,与生命相始终.”[20]对死亡如此深刻的认识必然决定了加缪带着裂痕积极生活,这种更加激烈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尖锐对立更具有了心理的能量,也孕育着更沉重的悲剧.这也是人类与不公平命运相抗争的悲剧的象征.

作为艺术家,加缪不追求永生的意义,而是专注于“现在”活着的意义.自由的人“那便是不否认永恒、也不服从永恒的人,并非局外感使他陌生,而是他固执地应用自己的勇气和推论.”[21]那违拗不公命运宣判的行为,在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无限的.

在创作中,加缪认为,“真正的小说创作利用现实,并且仅仅利用现实的热血、和呼声.只不过,它还在现实中添上某些使现实改观的东西.”[22]他把自己的创作称为“荒谬的创造”,其目的就是:“我要向荒谬的创造要求我要向思想索取的诸如反抗、自由和多样性这些东西.创造随之表现出它深刻的无效性.”[23]而荒谬的精神,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清醒的意识就构成要去征服的立场.创造,就是赋予其命运一种存在形式――西西弗的神话,它概括了一种义无反顾的反抗和瞬息生存的辉煌意义.

结语

加缪创作的原初动力在于他所遭际和经历的人生体验,这为他哲学观念的形成也有潜在的影响.故在研究这样一个作家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从他的哲学思想来考察(这方面很多学者已经有学术文章和专著),还应该从转化成艺术形态前的心理成因去考察,因为加缪是在用心灵去感受世界和真诚地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互文性表述.根性文化的缺失、无言的创伤性孤独和病理阴影下的违拗死亡三方面的心理因素对读者理解他作品的所谓“荒谬”精神提供了可靠的途径.

注释:

[1] [14] [15] [法]罗歇格勒尼埃著.顾嘉琛译.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第3页、第3页.

[2] 童庆炳、程正编.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3] 加缪.第一个人.袁莉、周小珊译,收入《加缪文集》[C]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4] [5] [加缪.加缪全集第4卷.丁世中译[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页、第31页.

[6] 柳鸣九选编.萨特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

[7] 王克俭.文学创作心理学[M]北京: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159页.

[8] 转引自黄曦耘.加缪叙事的另一种阅读[J]北京:外国文学评论2002/02期第118页.

[9] [12] [13][法]加缪.加缪中篇小说集.郭宏安译[C]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第70页、第73页.

[10] [法]加缪.鼠疫.顾方济、徐志仁译[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83页.

[11] 刘扳盛.法国文学名家.[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2页.

[16] 何曼明、余芹.飘向天国的驼铃――死亡学精华[C]北京:外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0―21页.

[17] 转引自托马斯内格尔著.万以译.人的问题[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8] [19] [21] [23]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6、第7、 第66、第138页.

[20] [德]贝克勒.向死而生[M]上海: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25页.